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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血案:

1945年10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违背《双十协定》,向华北、东北解放区推进。他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11月25日晚,昆明市大中学生六千余人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内战时事演讲会。国民党当局派军警包围会场,开枪恫吓,并在学校附近戒严。为了抗议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第二天,昆明全市学生举行联合大罢课,并上街游行,反对政府暴行、反对内战。12月1日上午十时,一大批国民党军警手持木棍、扁担冲进各校殴打罢课学生,身受重伤的女大学生潘琰(yǎn)在营救被打同学时,受到特务的围攻,他们丧心病狂地用刺刀在她腹部连戳三刀,由于伤势过重,潘琰当天下午就死去。这一天,共有四名学生和教员被害,二十多人受重伤。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昆明“一二·一”血案。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大城市举行抗议和示威,谴责国民党当局的暴行。

下关惨案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调集百万大军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全面内战,全国人民对国民政府的内战政策极为不满。马叙伦、陶行知、王绍鏊、许广平等知名人士联名致函蒋介石和马歇尔,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制止爆发全面内战,要求美国政府审时度势,重新考虑援助国民党的价值和意义,从外交上帮助中国摆脱内战的阴影。与此同时,他们也给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蒋介石根本不予理睬。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则联合复信给马叙伦、陶行知等,表示全力支持他们反对内战的正义行动。

6月上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6月中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各团体经过协商,推举马叙伦、胡厥文、雷洁琼、包达三、阎宝航、吴耀宗、盛丕华、蒉延芳、陈立复、陈震中等11人为代表,另由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两位学生代表共11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马叙伦任代表团团长。

6月23日,上海市五六万人在火车站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欢送代表赴南京请愿。

经过长达8个小时的艰难旅程,列车终于到达南京下关车站。代表团刚刚下车,就有3个自称是苏北流亡青年的人挤到代表身边来,要代表说明此行的目的,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代表团秘书胡子婴答复道:此行的目的无非是要向政府当局和中共呼吁停战,达到全面永久和平。

忽然有人鸣笛,一群自称“难民”的暴徒蜂拥而来,骂声四起,一片混乱,把代表们包围起来。而两旁站立着的军警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在混乱中,代表团被有计划地分割成两部分: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被推推拉拉,进了候车室;盛丕华、蒉延芳、吴耀宗、阎宝航等则被挤进了西餐厅。

到晚上11点多,也就是代表们被围困5个多小时后,候车室门口只剩下一个宪兵和一个警察,而围在外面伺机行凶的“难民”却有一二百人。突然,“难民”堆里一个人敲破窗户钻进候车室,于是,大批“难民”一拥而入。顿时,桌椅、汽水瓶一齐向代表们飞来。

阎宝航和雷洁琼为了保护马叙伦,拼命以身体挡住暴徒,但挡了这面,露出那面,防不胜防,结果马叙伦还是挨了打。后来马叙伦被一个宪兵推到男厕所后面的办公室里躲起来,才免于继续挨打。学生代表陈震中被打成重伤,记者高集背部、腿部受伤,头部受伤最重,左眼球已突出。

事件发生时,政府当局置若罔闻。迄夜12时,经民盟及中共代表数小时向孙科、邵力子、李济深、冯玉祥、马歇尔紧急呼吁,再经冯、邵及马歇尔电陈诚、俞大维等交涉,但此时已行凶完毕,代表们在宪兵“保护”下,被送入中央医院。

较场口血案 又称“较场口事件”、“较场口惨案 ”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为庆祝政协会议的成功,促使5项决议贯彻实施,2月2日,由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 特务把持的校场口会场等19个团体发起,定于2月10日上午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并邀请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为总指挥,推选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章乃器等20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陈立夫召集方治、叶秀峰、王思诚等人开会,密谋破坏。10日晨,当参加大会的群众团体陆续进入会场时,由中统特务组织秘密拼凑的另外一个所谓“主席团”成员吴人初(重庆市工会理事长)、刘野樵(重庆市农会常务理事)、周德侯(重庆市商会理事)等登上了主席台。会场两侧布满了特务打手。周德侯叫嚷:要刘野樵当执行主席,并悍然宣布开会。李公朴、施复亮上前阻拦遭到毒打。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马寅初等和新闻记者及劳协会员60余人也被打伤。这就是“较场口血案”。正当暴徒、特务行凶的时候,周恩来、冯玉祥等赶到。于是特务暴徒遂四散而去。当晚,政协各方代表举行紧急会议,推出周恩来等四代表向蒋介石当面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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