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少年从军见闻录 68 – 铁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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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危险!差一点儿……

张指导员还在工作上培养我,大胆放手让我干。譬如,叫我给全中队学员上“队列条令”课。全中队一百几十名学员中,有许多老资格的班排干部,还有个别的连级干部,有很多党员;我,一个17岁的副排级干部,一个团员,有什么资格站到讲台上去给他们上课?可是,“无知者无畏”,我居然敢走上讲台。值星员按照规定,整好队伍,规规矩矩地向我敬礼、报告到会人数。我讲了些什么呢?我有多少实践经验可讲?现在回想起来,无非是对条令作一些字面上的解释而已。但听课者都严肃、认真地听着,没有满不在乎的,没有嬉笑的,没有捣乱的。可见当时部队组织纪律的严格。

领导的重用和自己的上进心使我在虚岁18时就写了入党申请书。班长是支部委员、党小组长,指导员是党支部书记,我把入党申请书交给班长,请他转交给指导员。

申请书交上去后,犹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平日里,我和指导员接触不少,和班长接触更多,但他们都象没看见过那份申请书似的,不闻不问。这使我心中惆怅。我等着,企盼着,盼望着党组织找我谈话,指出我的不足之处,让我能有一个奋斗的目标,有一条求进步之路。可是,没有,没人找我谈话。然而,工作、学习照常,指导员、班长对我依然爱护有加;班里同志对我的工作依然很支持,也都能服从我这个小副班长的领导。唯有党的这扇大门,对我似乎并没关闭,却也没敞开,就这么虚掩着,看得到,摸不着,进不去。

现在回想起来,是我自己政治上不敏感、不成熟。其实早有先例:我在镇远军分区时,作战科有位侦察参谋,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人长得高大硬朗,一表人才,钢笔字写得很漂亮,是个正营级干部,是司令部所有参谋中级别最高的。作战科的其他参谋都在大办公室里集体办公,只有他和科长一样,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常有侦察连的干部进出他的办公室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常常穿着便衣外出执行任务,是个深受领导器重的干部。他和司令部那些科股长们也是平起平坐的,常常在一起说说笑笑;和我们机要科的赵科长也是好朋友,常在一起倾心交谈。我们这些小青年自然都把他看成是司令部里的中层骨干。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了解到,他居然不是党员!这使我非常惊讶。究其原因,原来他是抗战末期从伪军中起义过来的伪军军官。经过整整一个解放战争的考验,早已证明了他的忠诚,他和司令部的同志们也已结成了相互信得过的战友关系,上级领导对他也信任无疑;但那段历史上的污点却使他不能入党。我那时候自己给自己撇清关系,认为他是个人历史问题,我个人历史没有问题,只是家庭问题,和他没有可比性,所以敢在18虚岁时就向党组织写“入党申请书”。我的莽撞行为使指导员和班长都处于尴尬境地:他们喜爱我,支持我,重用我,我们之间工作配合默契,私人感情也很好;但翻开我的档案一看,有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父亲,是不可能入党的(后来听说那时中央下过一个内部通知,入党条件在出身、成份、历史上收紧了口子,比战争时期更严了)。但他们从工作需要出发,也碍于情面,不好和我挑破来说。说什么呢?说你可以努力争取?那是说瞎话,忽悠人,他们不肯玩欺骗的、唬一段算一段的那一套;说你先天不足,不可能入党?他们又不忍心,不愿看到我垂头丧气、情绪低落,他们希望我能继续生龙活虎般地学习、工作。他们都是好人,又都是老实人;他们有坚强的组织纪律性,要坚守党的原则,又希望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且十分重视友情。万般无奈,他们只好装聋作哑,回避这个难题。现在回想起来,是我年少不更事,是我不识行情,是我为难了他们。现在我对他们仍然心存感激:多么好的领导,多么好的同志,多么善良的战友啊!

~~~

1953年3月,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里,传来了一个天大的噩耗: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逝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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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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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赫鲁晓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伏罗希诺夫在守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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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追悼会

军营里一片震惊!我在照片上、电影里多次看见过斯大林:身穿笔挺的元帅服,是那么的威严,那么的健康!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不会死的,是永远不会倒下去的。然而,他竟然突然逝世!于是,军内、军外,到处举行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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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举行盛大追悼会

哈尔滨市的追悼大会是按照莫斯科时间同步举行的,通知我们也去参加。大会的气氛悲痛、庄严、肃穆,我们这些年轻的军人自然也是从内心感到悲痛,为世界革命事业失去了伟大的领袖而惋惜不已,还有一种孤儿般的失落感。于是,在几个人的闲谈中,便自然而然地涉及到这一严肃的话题,但又是在非正式场合无拘无束地闲谈:

“斯大林同志逝世了,太可惜了!”

“谁还能来领导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呢?”

“像斯大林这样的天才领袖还会有吗?

……

一片真诚的惋惜之声!

那时候,我们把毛泽东只看成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没把他跟世界共运联系起来。再说,那时候,中国大陆解放不久,中国还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百废待兴,我们也没把自己的国家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我们只把他们看成是斯大林的助手,似乎还不具备世界共运领袖的气质;而赫鲁晓夫则更是排在后面,有些人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所以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忧虑感。我正好在此之前看过一篇文章,不记得是中国人写的还是苏联人写的。文章论述了领袖与群众的关系,认为历史是群众创造的,领袖则是顺应群众的要求,把革命事业推向前,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领袖离不开群众,群众也需要领袖的组织和领导;群众是土壤,而领袖则是从这片肥沃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伟岸的大树、绚丽的鲜花……

我便根据这种观点发表看法:“不要紧的,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还会有新的领袖人物出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对我的说法,大家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就这么过去了。

过了几天,张指导员找我谈话:“听说你说过,斯大林同志逝世不要紧,没关系?”我听了,如同耳边响起了一声惊雷,震得我目瞪口呆!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重大政治问题,弄不好,要倒大霉的!我紧张,我害怕,我头昏目眩,我脸上发烧,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竟然说不出一句自我辩解的话来。如果此时对我作恶意的揣测,那就是“惊慌失措”、“做贼心虚”了;如果再联系上我的家庭成份、我的父亲是什么什么人,那就更要打入另册了。

没想到张指导员又说:“你大概是这样的意思:认为领袖逝世后,还会有新的领袖出来领导我们的革命事业,是吗?”

我连忙点头,竟然不知道补上几句,以表明自己是一番好意。

这件事就这么“提起来有千斤,放下去没四两”地悄悄过去了。

离开中队部后,我心中惴惴不安,又愤愤不平:谁这么坏?打我的小报告,把我的话斩头截尾,诬告我!我仔细回想当时在场的几个人,也难以确定是谁。好在此事并没有产生什么后遗症,此后也无人再提起此事。

现在想想,我觉得,也不能怪什么人。那时候,在斯大林逝世时,校部肯定会派人下来搜集群众中对斯大林逝世的各种反应,以便掌握情况,稳定局面。好的言论要搜集,不良言论也要搜集,并向上汇报。他们下来自然要找人谈话:“谁讲什么了?听到了什么?……”那时候的学员大多文化不高,理解问题不大准确,很可能某个学员会这么说:“童心说的,斯大林逝世,不要紧的……”为什么不要紧,他说不清楚,也可能不记得了。于是,这便成为“问题”了!那个年代,那些文化不高的学员不大可能去存心害人,他只是一心忠于党,上级问什么就答什么,自己知道多少就说多少,没那么多的花花肠子。难能可贵的是张指导员能如此善意地理解我(说明他对我的思想状况已有了透彻的了解),帮我渡过了这个危险。他肯定也是以这种善意的理解向上面汇报的。如果当时他从恶意的方面去理解我,我早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若干年后,我和一个朋友偶然谈起此事。朋友说:“如果从恶意方面去猜测你,再加上你的家庭情况,按当时的做法,可以判你的刑。你小子命大啊),很可能活不到今天,那也就没有我这么一个人在网上饶舌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此事我仍然记忆犹新,永远怀念张指导员。

张(凤舞)指导员,您在哪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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