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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战国的“人才之争”

战国之争,很大程度上是人才之争。

周显王八年(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发布招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秦孝公承诺,无论是秦国臣民还是他国宾客,只要能献出使秦国强大的计谋,便尊为高官、分封食邑。卫国贵族公孙鞅得知这一消息,立刻西行,投奔秦国。

卫鞅投秦前,曾在魏国相府任职,喜好刑名之学,堪称“法家巨子”。魏国宰相公叔痤深知其才,却没能及时推荐给魏惠王。就在这时,公叔痤突然病了,而且病得十分厉害。魏惠王前往探视,见他一副气息奄奄的样子,不禁说道:“宰相病重如此,如有不测,国家大事,我将与谁磋商?”公叔痤闻言,郑重其事地推荐了公孙鞅,并强调说:“愿君举国而听之!”将国家大事交给一个地位低微又不认识的年轻人,魏惠王显然一时难以接受,公叔痤瞧着他不以为然的样子,又建议道:“如果不能重用卫鞅,一定要将他杀掉,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口头答应,一出相府,便对左右随从说:“公叔痤病得太厉害了,一会儿要我重用卫鞅,举国听命于他,一会儿又要我把他杀掉,前后颠倒,语无伦次……”

魏惠王刚一离去,公叔痤就召来卫鞅,向他道歉说:“君为先,臣为后。身为宰相,必须以魏国利益为重,所以我先劝大王重用你,不能重用就杀死你,然后才告诉你。现在,你赶快逃走吧!”卫鞅说:“主上既然不听你的推荐,又怎会听你的话杀死我呢?”于是继续安心地待在魏国。

得知秦国招贤,卫鞅才离开魏国。抵达秦国后,在宠臣景监的推荐下求见孝公,提出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易风俗、统一度量衡、建立县制、增加连坐法等一系列强国措施。孝公深以为然,全部采纳。于是,秦国上下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革新运动。十年间,秦国一跃成为强盛之国。这,就是著名的“商鞅变法”。

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一晃卫鞅投奔秦国已经二十一年了,这天,他对秦孝公说:“秦国与魏国,皆为对方心腹之患,不是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灭掉魏国。”他建议秦国利用魏国连年被齐国打败,附庸国纷纷叛变的大好时机,主动发起进攻。孝公同意,并令卫鞅领兵伐魏。

魏惠王命公子卬统率大军抵御。两军对垒,大战一触即发。这时,卫鞅派人给公子卬送来一封书信,说他们俩现在虽是敌对两军的首领,但过去是好朋友,“不忍相攻”,可与公子卬面见相商,订立和约,盟誓罢兵。公子卬信以为真,欣然与会。等到盟约缔结、饮酒欢庆之时,卫鞅命令早已埋伏好的士兵突然袭击,生擒公子卬。然后率领大军,向魏军发起猛攻。魏军失去统帅,被秦军打得一败涂地。

魏惠王闻讯,担心秦军乘势长驱直入,赶紧献出河西之地,派使求和。河西之地位于黄河西岸,属陕西东部,秦国得此土地,凭借横跨黄河的山隘之固,向东可以控制其他诸侯,为日后剪灭六国奠定了基础。为奖励卫鞅,秦孝公将商於十五邑赏赐给他。卫鞅因封地“商於”,号为“商君”,故称“商鞅”。

魏国失去河西之地,黄河险要为秦、魏两国所有,只好从安邑(山西夏县)迁都大梁(河南开封)。此时的魏惠王,不禁仰天长叹道:“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魏惠王的悔恨,其实有两重意思,一悔没有重用卫鞅,二恨没有杀掉他除去后患。含义虽有两种,但对魏惠王来说,当初的选择,二者必居其一,他不可能既重用卫鞅又杀死他。那么魏惠王的叹息悔恨,到底属于哪一种呢?一时还真不好分辨。不过呢,悔恨于他而言,算得上一块试金石:若为第一种,说明他尚属明君;若为第二种,则为昏君无疑。

人才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这并非虚言,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如此。对人才的运用,一直没有一套科学的考量和录用标准,人才或重用,或埋没,或毁弃,皆与决策人密切相关,君王或重臣一句话,就能决定人才的用与弃、升与降。魏惠王对卫鞅的用与不用、杀与不杀,也就在一念之间。他若用了卫鞅,或杀了卫鞅,不说整个战国格局,至少对魏国而言,都可能会有所改观。

楚国人才济济,故有“唯楚有才,于斯为盛”之说。然而,人才再好再多,如果不加重用,便会流向他方。成语“楚才晋用”便出自鲁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的一段史事,“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战国人才,将个人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的,当数苏秦与张仪。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强盛,超过其他任何一国。齐、楚、燕、韩、赵、魏六国须联合起来,才能对付得了强秦。于是,便有了“合纵连横”。苏秦主张“合纵”,六国结成同盟,团结一致,对付秦国;张仪则主张“连横”,辅助秦国远交近攻,分化离间,瓦解六国。他们俩都是鬼谷子的门生,以“三寸不烂之舌”奔走于七国间,游说君王,封侯拜相。苏秦组建六国合纵联盟,任“从约长”,佩六国相印。秦惠王封张仪为相,惠王死,继位的武王不喜欢张仪,他就逃到魏国担任宰相。

一人担任多国宰相,这种历史上鲜有的特殊现象,只能出现在战国中后期。

二,秦国统一中的破坏人才策略

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发展的制度基础,政治凝聚力和军事战斗力都得到了增强。但是,如果没有高超的外交战略,切实的发展路线,要以西北一隅之地、单打独斗之力,吞并唇齿相依、命运相同的东方六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六国合纵抗秦,对崛起中的秦国构成巨大威胁。

如何选择优先发展目标和打击重点,是秦国外交战略中的重大问题。随着秦统一大业的进展,随着秦国与六国关系的变化,秦国的对外策略有三次大的阶段性调整。

第一个阶段是秦惠文王时期,采取避重就轻,攻灭巴蜀的策略。

第二个阶段是秦昭襄王时期,实施远交近攻,蚕食诸侯的策略。

第三个阶段是秦王嬴政时期,用收买、暗杀和离间手段,破坏六国人才的策略。这里就重点谈谈第三阶段的破坏人才战略。

嬴政亲政不久,发现了韩国水工郑国的间谍案。原来韩国不断被秦国侵削,韩王决定派水利工程师郑国前往游说秦国,修建水渠,以行疲秦之计,用大型水利工程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拖住秦国东进的脚步。事发后,秦国朝野上下,一片哗然。秦王政十年(前237年),秦王下令逐客,解除一切在秦国任职的六国客卿的职务,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下,李斯写了著名的《谏逐客书》。

李斯的《谏逐客书》历数秦穆公以来秦国重用客卿的成就,特别是秦孝公以来,商鞅、张仪、范雎等辅佐秦君变法图强的历史经验,认为“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无异于“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把人才往秦国的竞争对手六国推,不等于“藉寇兵而资盗粮”(授敌以兵器,资盗以粮秣)吗?李斯所言,决不是想象之词!曾与李斯同在吕不韦门下任职的司马空,出走赵国,积极谋划联合六国对付秦国,就是现成的例子。

秦王嬴政于是收回成命,召回李斯。六国客卿在秦建功立业,引起秦国贵族大臣对于这些“空降兵”的不满,是可以预想到的。随着秦国国势日益强盛,更有秦人会自我膨胀,认为客卿不足恃,无客卿也可以治国的想法,也是可以预想到的。问题是,秦王嬴政能审时度势,知错就改,收回成命,重用李斯,还是很有领袖风范的。

李斯一方面力谏秦王挽留六国人才,另一方在辅佐秦王兼并六国战争中,重点打击对方的人才:“阴遣辩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资治通鉴》卷六)首先是重金收买,收买不成,派刺客暗杀,用离间计破坏敌国君臣关系。等敌国人才被破坏了,就派军队去收拾他们。

举例来说吧。秦王政十八年(前229年),秦将王翦等伐赵。前线抵御的赵将李牧,是战国时期最优秀的将领。但嬖臣郭开在赵国掌权,拿了秦国的重金贿赂,诋毁说李牧等谋反,赵王听信,派人取代李牧。赵国因此而亡。秦国先用收买和离间的办法破坏敌国的人才,再用军队灭亡敌国,这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再比如,齐襄王的遗孀后夫人去世,弟后胜辅政,辅佐齐王建。秦国贿赂后胜,并且收买了后胜及其身边的门客。齐国的外交人员出使秦国,也被重金收买。他们不仅故意劝齐王放弃强军备战,而且对秦国吞并五国的战争,采取隔岸观火的政策,待到五国先后灭亡,这些腐败分子反而劝齐王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资治通鉴》卷七)齐国孤立无援,仓促调集军队到西边抵抗秦军,为时已晚。是腐败使六国丧失了战斗力。

破坏对方人才战略,是秦在战争打击之外的一个长期政策。比如,长平之战中,范雎使用离间计,成功地让赵国撤掉了老将廉颇,换上纸上谈兵的赵括,赵国遭遇长平之战的惨败,元气大伤。秦庄襄王时期,曾用重金收买魏将晋鄙的门客,离间魏王对于信陵君的信任。假如说此前还只是互相拆台的偶一为之,到李斯辅佐秦王时,用收买、离间乃至暗杀搞垮敌国领导团队,则被定为与对外战争相辅而成的国策。

当然,六国的人才凋敝,能人下、庸人上,不仅是因为秦国的战略成功,也是六国国君本身的昏庸所致。前面提到吕不韦门客司马空逃到赵国,积极献策,抵御秦国。赵王却不能用,赵国灭亡后,赵人感慨地说:“国亡者,非无贤人,不能用也。”(《战国策》卷七)

总之,秦国统一天下的策略有三:第一,把握时机,选择打击目标;第二,分化瓦解,远交近攻;第三,吸纳六国人才的同时,致力于瓦解六国的执政团队。最后消灭对手,派兵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只需要找借口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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