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战争中,中共最早将游击战进行战略运用,以正确灵活的指导思想、可歌可泣的战斗精神、壮观辉煌的战例战绩,发挥出至关重要的战略作用,谱写了人类战争史的奇观。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对日作战22.6万余次,歼灭日军70余万人、伪军120余万人,收复国民党沦陷国土80%以上,解放1.2亿人民,缴获各种枪70余万枝、各种炮2480门,击毙日军将领35名,部队损失64万6185人(伤232万1467人、亡19万0603人、被俘4万5989人、失踪8.7万余人),其中牺牲旅以上将领306名、团级干部1165名,其中团以上干部八路军728人、新四军323人、华南抗日部队171人、东北抗联249人。 而抗战初期人数50倍于中共的国民党军队,小战斗及游击战3万余次仅胜十余次,吹嘘歼灭日伪军228万人(包括1945年8月15日后国民党军受降的日军108万人、收编的伪军78万人),实际上只歼灭日军42万人,其中击毙日军9.4万余人、击伤日军39余万(何应钦向国民党六大的军事报告统计数据),缴获各种枪3万余枝(何应钦在国民党六大后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吹嘘国军歼灭日军228万,当即有美国记者追问,缴获多少枝枪?他刚开始说没有统计,因为他知道美国记者非常刁,说他了,他会查看。后解释说歼灭的228万日军包括受降及改编的日伪军186万,记者再三追问,他只能说缴获3万枝枪,美国记者当即嘲笑他“何部长,难道日军是徒手进攻你们的?”),没有收复一寸失地,没有解放一个人民。据国民党国防部1946年统计,国军作战伤亡322万7926人(其中阵亡131万9958人、病亡42万2479人、失踪13万0126人),阵亡将领206名(其中91名是死于反共摩擦、病故、事故亡),115名中有近40名是由团级干部追赠少将的。国军共击毙日军将领40名(含与美军联手暗杀、轰炸的10名日军将领)。

一、中共最先举起抗日旗帜,最早对日宣战,领导局部抗战。

侵略扩张是日本的一贯国策,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形成二战第一个战争策源地。事变后,中共立即认识到日本野心,指出其“显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 压迫中国工农革命, 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公开反对日本侵略。随后,多次揭露日本侵略野心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号召民众抗日。1932年4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中共中央号召党团员深入东北组织动员群众,组建游击队抗日,帮助和组织东北各阶层人民、爱国官兵组成义勇军,领导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改名为东北抗日联军。到1937年,东北抗联发展到11个军4万余人,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四大游击区与日开展游击战,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大批民族英雄。东北抗日游击战持续14年,对日作战10万余次,共歼敌186200人,拖住了关东军主要兵力。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不断升级,1933年侵占热河,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控制冀察两省。1935年8月,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各党派各界各军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2月,中共在瓦窑堡召开会议,提出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5月,向国民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一致抗日”。8月,中共再次发出致国民党书,呼吁组建抗日统一战线。9月,中共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在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情况下,促成事变和平解决。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9月22日,国民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8年2月,为声援世界援华制日大会,中共在延安召开反侵略大会。毛泽东指出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统一战线,即中国、世界和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反侵略是今天世界政治总方向。在中共努力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共起到了倡导、领导、维护并积极发展、壮大的重要作用。

二、实行全民抗战正确路线,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七七事变”后,中共就制定《确定全面抗战战略计划及作战方案》,提出全面抗战思想。1937年8月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行中共对抗战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实行全面抗战,反对片面抗战和妥协退让,确立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明确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任务、方针政策及夺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虽然国民党不愿放弃一党专制,害怕发动群众,拒绝这一正确路线,而顽固坚持单纯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但这一路线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各个阶级、阶层和党派的人民纷纷投身抗日,掀起阵阵抗日热潮。

中共提出动员人民、依靠人民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正确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毛泽东先后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等系列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在敌后实施持久游击战,主要作用已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必须从战略上进行谋划;应采取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呆板的战法;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充分发挥主动性、灵活性和能动性,主动灵活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坚持战略上的集中指挥与战役战斗上的分散指挥相结合;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各个歼灭;灵活运用袭击这一基本战术;时机成熟要向正规战转化。

在中共正确领导下,抗日根据地亿万军民展开规模宏大、波澜壮阔的游击战争。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斗争形式相配合,游击战与运动战、阵地战相结合,在山地、平原、湖荡、森林、交通线、青纱帐里,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白山黑水间,创造出地道战、破袭战、地雷战、麻雀战、伏击战、围困战等独特战法战术,机动灵活地予敌以沉重打击。8年来,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从抗战之初的4.5万人发展到127万、民兵268万,建立起19块根据地,进行游击战12.5万次,歼灭日军52.7万、伪军118.7万,收复沦陷国土100多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亿,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与世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的游击战相比,无论是在规模人数、样式种类、作战地域,还是持续时间、战争效果、地位作用,都是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东方奇观、中国奇迹。

正如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1945年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当时美国《民族周刊》发表《持久抗战为中国胜利的关键》文章说:“游击队深入日军后方活动,实在比津浦平汉线的主力大军还易使日军感到棘手(最近晋北某路军的屡次告捷就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最善运动游击战术的,恐怕算是中国共产党。”美国历史学家布莱恩·克罗泽说:“沦陷区的人民期待着共产党游击队,而不是逃命的国民党来抗击侵略者,保家卫国。”曾任美国总统卫队副队长的卡尔逊数次到访延安,还到过华北前线,他出版《中国兵》一书,用亲身经历向世人介绍了八路军抗战事迹。毛泽东游击战思想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美国媒体将毛泽东称为“中国游击战之父”。当时日军大本营参谋山崎重三郎在《毛泽东游击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文中说:“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

三、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大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为解放战争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作战任务,在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曾组织过一系列会战,如淞沪、太原、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由于政治腐败、战略失误、指挥无能,结果屡战屡败、丧师失地,大片国土沦陷。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在日本政治诱降下,国民党开始采取避战观战和“融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发起三次大规模反共高潮,再也无力更无心组织起一次大会战。正如《蒋介石传》所说:“在1938年底之后五年半的时间里,日本人没有怎么去碰中央军,也没有发动新的重大的进攻。而蒋介石这一边则十分满足于坐等观望事态的发展。他的那些训练和装备得最好的精锐部队,都在西北逼近延安的战线上对付共产党的军队。”日军将主要兵力对付敌后根据地,抗战重担落在了敌后战场上。正如日本学者所说:“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部队以及它所领导的民兵游击队,已经代替国民党军而成长为抗战主力。事实上,这一时期国民党军几乎退出了抗日阵线而主要从事反共,同时还相继出现了投降者。因此,日军的作战完全以消灭解放区和‘扫荡’共产党军为目标了。”杜鲁门回忆录也曾写道:“中国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夺去。”

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英勇善战,以坚定的意志和模范的行动成为全民族抗战中坚,对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战略防御阶段,敌后战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从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达5000万以上。同时,有力打击了日军,迫使其不得不将大量兵力用来守卫占领区,这对停止日军进攻、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朱德所说:“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相持的斗争,如果解放区战场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么敌人就会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

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主战场,人民军队逐步成为全国抗战中流砥柱,抗击着约62-75%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1938年12月,日本天皇发布《大陆命令第241号》,命令侵华日军以主要兵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根据地。敌后根据地正面牵制和打击了侵华日军2/3以上兵力,抗战战局发生根本性变化,以人民军队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跃居主导地位,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退居次要地位,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

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军队躲在大西南,敌后抗日军民则相继开展对日反攻,在收复失地、配合盟军对日最后决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各解放区陆续发起全面反攻,到9月2日收复县以上城市150座。

据统计,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比例,1938年58.8%,1939年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伪军95%,1945年69%。另外还抗击了几乎全部的伪军。据日方资料显示,侵华日军兵力占其全国总兵力的比例一般在78-94%。

1943年6月,日本华北派遣军总部在战报中称:“从今年1月到5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5524次之多,其兵力达567424人之众”,“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1.5万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19.9万具敌遗体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7.5万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例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可见,敌后战场抗击了日本侵略总兵力半数以上,为抗日战争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侵华日军也惊呼:华北占领区“民心多倾向共产党”,华中“长江下游遍布新四军”。1945年3月18日,东京《同盟世界周刊》叹道:“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共。”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也承认:八路军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当年美军延安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曾预言:“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诚如当年投奔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燕京大学英国教授林迈克所说:“在根本没有外界援助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应该被称作当代最有战斗力和抵抗力的胜利战争。”

虽然敌后游击战没有正面战场那样的大规模会战,但作战次数多,由于战略战术正确和人民群众支持,80%以上都打胜了,日积月累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战果要远胜于屡战屡败的国民党军队。相形之下,在侵华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中美空军掌握优势制空权、国民党军队在武器和数量等占据优势情况下,竟然在豫湘桂战场上大溃败。1944年4-12月,日军为打通所谓“大陆交通线”,投入15-36万兵力在河南、湖南、广西等地发起大规模进攻。130余万国民党军队损失50-60余万,歼敌不足2万,却丧失2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146座城市和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使6000万人民流离失所。

正如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评论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手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能够使抗战坚持到底并最终取得胜利,中共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始终坚持积极抗战,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倡导建立并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依靠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代表了民心所向和民族未来,成为抗战核心和民族中坚,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歪曲、否定、贬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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