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南昌起义及保存起义军残余力量中的重要作用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标志着我们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八月一日成为人民军队建军纪念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朱德,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在起义失败后,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进行了浴血奋战,后率起义军余部发动湘南起义,进军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建红四军,从此,“朱毛”红军名扬天下。

一、参与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7年8月1日,我们党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组织和领导起义的过程中,虽然朱德不是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但因他在南昌有很好的工作基础和身份掩护,所以被任命为参谋团成员,对起义的成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在1927年1月,朱德就受中共中央指示,利用自己同国民党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及王均、金汉鼎等滇军旧部的关系来南昌工作,先后任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在中央军委派来的魏瑾钧、刘介眉、陈奇涵、李正方、曾天字等党员教官的配合下,朱德对军官教育团学员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1100多名学员中有1/3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其余多是同情者,军官教育团实际上成了南昌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和堡垒。

马日事变后,朱培德开始转向反动,于5月29日下令“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将各军、师中和南昌的一批共产党员礼送出江西省,6月6日下令江西全省禁止工农运动。朱德得知这一情况后,于6月中旬由临川赶回南昌,向朱培德提出辞去南昌市公安局长。接着,他又匆匆把军官教育团1、2营的学员提前结业,结业的学员大部分被分配到赣江流域各县,在地方或铁路上做工会、农会工作或担任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干部,许多同志成为工农运动骨干。

7月,朱德到武汉向中央报告情况,中央根据他的汇报,于7月26日作出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初步决定。由于朱德在南昌有便利的工作条件,对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中央随后派他回南昌为起义做准备。朱德回南昌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他出面租下南昌市中山路上的江西大旅社,作为领导起义的大本营;和江西省党组织取得联系,组织全市工农群众欢迎从九江赶来参加起义的贺龙、叶挺部队;联系江西农民讲习所600多名学员和南昌附近各县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组织他们参加或配合起义;在军官教育团开展工作,把枪支掌握在党团员和进步官兵手里,亲自组织两次紧急集合,使官兵熟悉市主要街道、地形地物,为起义做准备。

同时,朱德利用以前的部下和老关系详细了解敌情。于7月27日精心绘制了一份敌军布防图,详细标出了火力配置位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满意地称赞,“这份兵力分布图绘得好极了。你为南昌暴动立了头功。”[1]

7月31日晚,朱德根据前敌委员会的指示,为消灭驻南昌的敌第3军23、24团创造条件,他利用和滇军的关系,特意在市长李尚庸的佳宾楼里宴请这两个团的团长、副团长。9点多钟,20军贺龙部一名副营长赵福生闯入,他向这些云南籍军官报告说,他刚刚接到要他把自己辖区内的滇军解除武装的命令,但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对自己的老乡下手。敌团长起身要走,朱德若无其事地麻痹他们,最后为避免招惹他们更多的猜疑,只好含笑送客,随后迅速赶到20军指挥部,将此事告诉贺龙。贺龙立即向前敌委员会报告,经研究决定,提前两小时起义。

军官教育团第3营奉命参加起义,担任预备队任务,对进贤门方向实施监视,并监视小花园敌军的1个团,起义成功后,编入新成立的第9军。此外,受朱德的影响和教育,南昌市公安局大部分警察、2个保安队和1个消防队,在新任公安局长兼南昌卫戍司令彭干臣领导下,从卫戍司令部取来1000多支枪参加起义,保持了完整建制,编入起义军序列。

起义成功后,按照中共中央既定计划,选举产生了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朱德被任命为第9军副军长。第9军没有成编制的战斗部队,由军官教育团第3营的学员以及南昌公安局的部分警察、消防队组成,人数仅四、五百人。

二、领导起义军余部浴血转战,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

南昌起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在朱培德、张发奎部队包围之下,南昌不宜久留。起义军最初计划在攻击朱培德第5方面军后,由赣东经寻乌直奔东江,与此地的农民暴动队伍会合。8月3日上午,起义军开始撤离南昌。朱德改任第9军军长,被任命为先遣司令,率第9军教育团南下,大部队2天后也南撤。

早在起义前夕,朱德就曾写信给在滇军中的老同学、同事,如驻韶关的第16军军长范石生、驻九江的第9军军长金汉鼎、驻吉安的第19师师长杨池生、驻临川的第27师师长杨如轩,晓以革命大义,劝其弃暗投明,一起南下广东。但他们或态度暧昧,或公开反对。南下前,朱德又致函杨如轩,说最近在南昌推举宋庆龄为领导,揭起了反对蒋介石的大旗,现决定到广东开辟新的革命策源地,请你拉队伍跟我一起革命。杨接信后没有答复,后在朱德率部南下路过临川时,把部队撤到城外,悄悄给义军让出一条南下大路。

朱德后来回忆先遣队南下时所做工作时说:“我从南昌出发,就是走前头做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找寻粮食……和我在一起的有彭湃、恽代英、郭沫若,我们只带了两连人,有一些学生。一路宣传一路走,又是政治队,又是先遣支队,又是粮秣队。”[2]

8月12日,起义军指挥部决定将第20军第3师拨归朱德指挥。25日,朱德率第3师1个营作为前卫营南下,在壬田同蒋介石嫡系钱大钧部2个团激战,坚持到贺龙率20军主力赶到,将该敌击溃,乘胜进占瑞金。在瑞金缴获敌人许多文件,得知钱大钧、黄绍竑部10余个团集中在会昌,决定先消灭这股敌人,解除敌对我侧背的威胁,再折回瑞金,转道汀州、上杭,进取潮州。攻打会昌的部署是:以第20军第3师为左纵队,由朱德指挥进攻会昌正面;以第11军第24师、25师为右纵队,由叶挺指挥从侧面进攻会昌西门;第20军第1、2师由贺龙指挥,作为预备队。

由朱德指挥的第20军第3师,由教导团和第6团组成,其中第6团是在南昌起义前半个月由新兵组成,战斗力不强。朱德首先命令教导团团长侯镜如挑选几十人组成敢死队,追击正向会昌退却的钱大钧部,敢死队一路上利用有利地形隐蔽自己,不断向钱部打冷枪,直追到离会昌城40里的地方才停下。50多年后,侯镜如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用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就从四面八方打冷枪。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3]

30日凌晨,进攻会昌战斗打响了。朱德率第3师与钱大钧部4个团相遇,敌人凭借有利地形顽抗,起义军反复冲杀,形成拉锯状态。因25师夜间走错路,城西主攻方向一时未能打响。守军注意力全部被吸引到原作为助攻的东北方向,集中大部兵力向第3师猛扑。后25师赶到,叶挺指挥第11军发起总攻,激战至下午4时,钱大钧部全线崩溃,起义军一鼓作气,追击30余里。回师瑞金时,朱德指挥的第3师仍归还第20军建制。

9月19日,起义军占领广东大埔县三河坝后,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兵分两路: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第20军和第11军的第24师,从粤闽边境的大埔乘船,经韩江而下,直奔潮汕;朱德率领第11军第25师和第9军教育团共约4000人留守三河坝,以防敌军从梅县抄袭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后路。10月3日至6日,朱德指挥所部在三河坝背水与约2万人的钱大钧部激战3天3夜,歼敌千余人,在完成掩护主力进军潮汕的任务后,主动撤出三河坝,去追赶主力部队。

当抵达茂芝时,得知主力在潮汕失利的消息。此时,除了第20军一部千余人前往海陆丰地区外,剩下的只有朱德率领的这支孤军了。虽然这支部队大部分不是朱德的老部队,领导起来有困难,但在敌重兵包围的千钧一发之际,朱德毅然担起革命重担。他毅然决然地说:“起义军虽然失败了,但是八一起义这面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我是共产党员,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决心带领好这支部队,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处境。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把革命干到底。”[4]朱德综合大家的意见,认为部队和上级的联系已断,要尽快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他提出必须把部队带到敌人力量薄弱的湘粤赣边地区,以保存革命种子求发展。根据敌人三面合围而我军又孤立无援、所存弹药不多的严峻局势,朱德提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他强调要继续对部队做艰苦的思想工作,要求发挥党团员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却信心的混乱思想,安定军心,防止失败主义者离队、拖枪逃跑甚至叛变投敌。朱德率这支队伍离开广东,经福建永定、峰市、武平,越过闽赣边境进入江西境内,使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得以保存下来。

三、整顿起义部队思想和组织,探索人民军队建设经验

在向赣南进军途中,面对部队弥漫的失败主义情绪,朱德为巩固部队,根据自己以往的带兵经验,结合当时的实际,对部队进行了三次整顿,这就是天心圩、大余、上堡整顿,史称“赣南三整”。通过整顿,统一了部队的思想,充实了连队的党团员力量,健全了党组织,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对人民军队建军原则、作战思想和战略战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1927年10月下旬,朱德带领部队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此时,部队处境十分困难。虽然暂时摆脱了敌军重兵尾追,但仍不时受到地方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营;同上级党组织还没有取得联系;官兵饥寒交迫,疾病流行,得不到供应和治疗;部队思想一片混乱,许多经不起考验的人,甚至师长、团长也逃走了,各营、连长也有许多离开的。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朱德组织召开官兵大会,他语重心长地说:“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是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革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5]朱德的讲话精辟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对革命前景充满无限希望,使大家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困难中认清了方向,在挫折中增强了信心。经过整顿,官兵统一了思想认识,扭转了部队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虽然300多名意志不坚定的官兵离队了,但留下来的却更加坚定了,成为革命的精华和骨干力量。

10月底,部队到达江西西南的钨城大余。此时,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之间的矛盾激化,爆发了粤、桂、湘系军阀之间的混战,敌人忙于狗咬狗的战争,顾不上追击朱德率领的这支部队。朱德、陈毅利用这一机会,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整编,号召农民和钨矿工人志愿参军。首先,整顿党团组织,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重新登记了党团员,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去,还选派一些优秀党员去基层担任指导员,从而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其次,整编部队,使其更有利于指挥和作战。当时这支由不同来源组成的部队已经七零八落,不成建制。原来的军师成了空架子,已不能适应新情况。整编中取消了军师团建制,把部队改编为一个纵队,下辖5个支队,每个支队设有政治指导员1人,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负责发展新党员。朱德亲任纵队司令,陈毅为纵队指导员,王尔琢为参谋长。经过整编,部队建立起新的军事指挥制度,官兵思想认识大有提高。虽然全团只有800余人,但整体而言,部队的质量大大提高了。正如当时朱德所说:“我们的同志个个像只老虎,我们的队伍经过千锤百炼,现在已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钢铁部队。同志们,我原来想只要有二百人能和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我们就有胜利的希望,而我们现在,还有八九百个同心同德、坚韧顽强的勇士,我完全相信,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不可能战胜我们,而我们必将最终把他们彻底消灭。”[6]

在西进赣南途中,朱德总是深入官兵之中,帮助官兵解决行军中的困难,宣讲革命道理,提高大家的革命觉悟,坚定官兵革命意志,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对稳定军心、鼓舞士气起了很大作用。正如粟裕后来所说的,“大家不仅把他看作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而且简直看成是我们这个革命集体的好‘当家’”。[7]

11月,朱德率部进入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山区江西崇义县西南的上堡、文英、古亭等地。当时,湘粤军阀间重新开战,无暇顾及这支革命武装。朱德抓住这一时机,把部队带入深山,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消灭地主、土匪武装,控制了这一山区。同时,整顿原有关卡,收了一些税,解决了部队给养。随后,在上堡对部队进行了整训。首先,整顿纪律。规定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归公,对官兵进行自觉遵守纪律的教育,煞住了抢劫勒索、侵吞公物、破坏纪律等旧军队残余作风。其次,加强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朱德就为部队上一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亲自讲解战术动作和战术原则,将游击战提到主导地位。部队以前打的是正规战,当时形势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部队转移到山区寻找落脚点,必须转变战略战术。但由于部队天天处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游击战只能主要放在“走”字上,这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有着本质的不同,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并没有从本质上进行转变。

但经过“赣南三整”,部队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但仍面临着许多严重困难,特别是弹药和给养无法解决。当时已近隆冬,起义军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枪支弹药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弱。此时,朱德从报上意外看到国民党第16军已从广东韶关移防到同崇义接邻的湖南郴州、汝城一带。便同陈毅商量后,写信给他的老同学第16军军长范石生,希望同他们合作。范同蒋介石有矛盾,加上早在北伐时期我们党就同其建立了统一战线。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一是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的原则;二是起义军改用第16军47师140团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47师副师长兼140团团长(不久范又委任朱德为第16军总参议);三是按1个团的编制,先发1个月的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范接济了朱德部70余万发子弹,1个月万余元薪饷,还有医生、医药、被装。后来,朱德在回忆与范石生的合作时强调,“当时和范石生搞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对的,应该的”,“我们的兵员、枪弹、被服、医药等都得到了补充,部队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这些对于我们以后的斗争,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8]

12月间,朱德按广东省委指示,率部队从资兴南下,进入粤北,准备去支援广州起义。但此时广州起义已失败,朱德便移驻韶关西北30里的犁铺头。利用这一时机,朱德对部队进行训练,要求部队学习新的作战知识。他亲自编写步兵操练和阵中勤务两类教材提纲,亲自讲授战术动作,告诫官兵“一定要让每个同志牢牢地记住,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我们要瞅准敌人的弱点。我们要注意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9]在驻防或行军时,他们注意发动群众,打击当地的土豪劣绅,处决一些民愤极大的地主恶霸。

1928年初,蒋介石发觉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立即下令要范解除起义军武装,逮捕朱德。同时,方鼎英部从湖南进入粤北,监视起义军和范部动向。范接到蒋介石密电后,不忘旧谊,信守协议,立即派秘书前往通知朱德,劝他立刻离去,还送来几万元钱。在这一万分危急之时,朱德决定按照广东北江特委意见,去海陆丰与广州起义剩余部队汇合。但行至南雄附近时,得知方鼎英部1个师已开往南雄,正准备堵截朱德部队。于是,朱德当机立断,收容广州起义部分失散人员后,率部向北折向湘南,去实现他酝酿已久的湘南起义计划。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万余人撤出湘南,进军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红四军,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巩固了中国革命第一块根据地。朱德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经过思想教育和整顿整编,党对部队的领导得到了加强,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大为改观,军事素质也得到了很大提升,已成为巩固的战斗集体,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在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探索新型军队建设的过程中,朱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陈毅在1952年的一次谈话中所指出的:“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光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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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新芝、谭晓萍主编:《朱德纪事(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2] 金冲之主编:《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人生纪实(上)》,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290页。

[4]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人生纪实(上)》,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298页。

[5] 金冲之主编:《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6] 李新芝、谭晓萍主编:《朱德纪事(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页。

[7]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人生纪实(上)》,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305页。

[8]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人生纪实(上)》,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311页。

[9]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人生纪实(上)》,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313页。

[10] 李新芝、谭晓萍主编:《朱德纪事(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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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楼23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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