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了凑足征兵名额,乡保长和军队疯狂“抓壮丁” – 铁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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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征兵过程中腐败盛行,富家官宦子弟和亲属大量逃避兵役,这就不得不采用抓、拉贫苦人家壮丁的方式补充缺额。到后来,“抓、拉壮丁”甚至成了多数地区征兵的主要方式。

1、乡、保长舞弊,强拉独子、老人、孩子和羊角疯病人入伍

据第二十补充兵训练处补充团团长陶子贞回忆:“所有地主豪绅以及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从来没有服过兵役、当过兵的。所谓征兵,都是征集贫苦劳动人民,采取强迫挨户派壮丁、拉壮丁的办法,不管年龄大小、身体条件好坏、是否是独子,一律都要征集。在征集所谓应征壮丁时,区、乡公所总是派武装枪兵,会同保甲长挨户捕捉,就同逮捕犯人一样,解送到县,转送团管区。在转送期间,被征集的壮丁家属,只要能凑集一些钱财,向区、乡公所贿赂,壮丁就可放回,或雇用别人顶替也行。”(第二十补充兵训练处补充团团长陶子贞《补充兵训练处黑幕》,《兵灾战乱——兵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当时山西实行“兵农合一”,征兵抽丁情况跟陶子贞说的一模一样:“按照阎锡山的规定,各村役龄壮丁人数,一定要符合全体村民数的1/4。但实际上晋西各县的役龄壮丁,根本达不到这个比例。以汾西勃香编村的当时情况为例,役龄壮丁仅及全体村民的21%强。……村干部胡作非……50多岁的老汉硬说多报了年岁,十五六岁的孩子硬说少报了年龄。他们随心所欲地给农民扣个‘瞒龄’的帽子,进行敲诈勒索。它支编村的国民兵自卫村队长。在各村调查‘瞒龄漏丁’,从中受贿麦子30多石;和平编村则把患羊角疯的病人也编了组凑数。经过一星期的运动,汾西县的役龄壮丁达到27%,超过了原定指标。阎锡山特予传令嘉奖。当时晋西各县流行的几句歌谣,是阎锡山推行‘兵农合一’的真实写照:‘兵农合一好,家家地里长满草。兵农合一聚宝盆,聚来聚去没了人。青年壮丁跑光啦,村里土地全荒啦!姑娘媳妇霸占啦,老婆娃娃不算啦!’”(志青《阎锡山“兵农合一”暴政纪实》,《中华文史资料文库05之八年抗战》下册P262-263)

四川的乡保长为“抓壮丁”什么办法都能想出来:“抓的方法是五花八门,有诱捕,有夜劫,有围击,抓的对象自是活该被抓的,而且最好是孤子,担负生活家庭责任者,或身有宿疾的人,为的是可以立刻得到赎金。而且联保主任往往比原数(配额数)三倍、四倍的抓来,关进屋子里,冻之饿之,让家属们出钱来赎,因此闹了许多命案。最后收集残余——十之三四是用钱买替的,用绳缚绑,由警务员拿枪押到县政府,警务员在中途可受贿释放或抓路人代替。”(《战时乡村政制之改善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年8月出版,四川省档案馆藏,5-170/3号卷,第6页。)

2、绑架路上的行人抵补壮丁缺额

据白修德描述:“因为许许多多的人都用金钱来避脱了兵役,保甲长之流就无法征足额的兵。于是为了要供应足够的“人肉”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巡逻队,逡巡四乡,绑架路上行人,再把他们出售给村中大亨。军宫在他们自己范围内也做着同样的交易,所以对于壮丁的体质衰弱等,也没有了怨言。在成都,一个黑市的壮丁——被这种巡逻队绑架而去的肉票——可以卖五万至十万法币,相当于买五袋白米或是三只猪的价格。在四川某县里,一个村长带着他的武装村兵把守在交叉路口,抓到了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和他的孙儿。那孙子原本是陪着他祖父去医院看病的,但这理由并无济于事,村长还是把他们抓进了壮丁营。还有另外两个村子的村长亲自带了他的卫队到船埠上去抓船夫,船夫出示证件证明他们正从事于一个重要的工作,而且都是免役的。可是结果是,两个人被活活淹死了,一个被鞭打至死,一个的手指被砍去,十多个人被抓了去。还有一次,一个连长带了他的士兵去大路上抓壮丁来填充他的兵额,抓到了一个便衣的路人。可是这个人却是一个比这连长位置更高一层的营长,这连长于是恐怖万状,当场就把这营长打死,随后又畏罪自杀了。尽管政府的宣传机构不断散布堂皇的诺言,恐怖依然笼罩着所有乡村的道路。壮丁都纷纷逃离家舍,在丛山中组成匪帮以待抽丁的平息。青年农人都不敢赶猪担米去城里售卖,怕的是在路上人财两失。”(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2月版P312-314)

川西师管区司令黄占春也说:“为了交足一定数字的新兵,大都在行军中沿途拉壮丁抵补缺额。只要是18岁以上、45岁以下的男子,逢人便拉,不管你是商人还是学生、农民、挑夫,财货衣物一概全部没收,人则充当新兵。如果有人敢于反抗,便有在夜间被杀害灭口的可能。”(黄占春《我亲历的“征兵”祸民种种》)著名《时代》驻华记者白修德在中国采访(右)

3、抓纤夫、抓农民、抓民工,打死打伤不服从者

当时抓壮丁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遇见谁就抓谁:抓拉船的纤夫: “二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三团全团新兵,奉令开赴长沙,拨交二十军,沿途有很多逃兵。到达湖北巴东候船时,发觉每天都有很多木船开回四川,每一只木船上水行驶,必须要有三四十人背纤,大木船甚至要七八十人背,就打定主意,抓一部分背纤的人来补充缺额。由团部指定一个营副,率领五六名枪兵,到江边等着,见着上驶的木船,都要停止,听候检查。上船后,诡称前方有很多逃兵,逃回四川,都是利用代船家背纤作掩护,逃跑回去的。我们奉上级命令追查。就把背纤的人,统统集合起来盘问一番,认为某人有嫌疑,是逃兵,就留下来。每一只木船总要抓四五个人。被留下的人,虽然苦苦哀求,说明不是逃兵,但根本不由分说,强迫带走。不到三天,就抓有300多人来顶替缺额。这些被抓走的人,都是沿川江两岸的贫穷劳苦大众。”抓地里干活儿的农民:“有一次二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三团送兵到四川秀山,经黑水坝镇附近,看见有些农民在山坡上锄地。这个团第一连有一个排长,带着两个枪兵来抓这几个农民。当时锄地农民看到有军队来,就四处逃走。这个排长鸣枪威吓,要几个农民站住,不要跑,说:‘我们是追逃兵的。’这几个农民仍然是拼命逃,排长跟在后边开枪,打伤一个农民,不到几十分钟就死了。这天晚上全团在黑水坝镇宿营,由于这一个农民被打死,激起众怒,有几百名农民包围团部,要求惩办凶手。团部只好买棺材给死者,并给死者家属300元。”(陶子贞《补充兵训练处黑幕》)

据某村民回忆国军在河南抓壮丁的情况:“我村是在周口到漯河的汽车路的中间……昨天新xx师从我们这里经过……他们沿途见了从十五六岁到三十多岁的壮丁就抓,从周口到漯河,沿途抓了不少正在田间或场内工作着的农民,在我们附件的几个村上,我是知道的,这几个小村上就被抓了二十多个。……在漯河去的路上,走着不少流着泪的老翁和老太婆,疯狂的哭嚎着探问他的孩子。”(《令人不痛快的军队拉伕》,1938年7月19日《新华日报》第四版)抓民工、厨师、茶房:据军政部兵役署上校兵役视察员江声煌回忆,有一次军法执行总监唐生智说:“桂林征兵,如众所周知,不是征兵,而是捉壮丁。桂林市国民兵团每次交兵前几天,捉的壮丁不是广西人,而是湖南人。怎样捉法?湖南农民尤其是衡阳东安一带的农民秋收后,跑到桂林找工做,住在小客栈里。桂林市国民兵团借查旅馆客栈之机,不管他们有无国民兵身份证和独子、残废证明免役书,统统捉去充壮丁。不够数,再到桂林市各茶楼酒馆去捉那些又肥又胖的厨师和茶房——外江佬。把他们关在街公所、镇公所,连大小便都不准,也不准家人送茶送饭送衣物。有钱行贿的,就卖放;无钱活动的,就充壮丁。广西抗战出兵最多是事实,可出的是湖南人和外江佬,而不是广西人。广西的征兵成绩好极了,名利双收。”(军政部兵役署上校兵役视察员江声煌《广西玉贵师管区兵役舞弊真相》,《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P46-51)

4、买卖壮丁以补充差额除了拉壮丁之外,有些地方的富户官宦为了逃避兵役,还买来壮丁冒名顶替服兵役,甚至有人专门以此作为营生。

据第二十补充兵训练处补充团团长陶子贞回忆:“有一些兵痞,专门以自身来‘卖壮丁’做生意,替别人当壮丁,代别人顶替一次,要五六十石大米。大米拿到,他就顶替人伍,到了补充团后,有机会就开小差逃回家,接着又去找生意——替别人代当兵。有的兵痞,在一年内能代替别人当兵三次之多,得到一两百石大米。”(第二十补充兵训练处补充团团长陶子贞《补充兵训练处黑幕》,《兵灾战乱——兵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四川兵役视察员甘熹在其报告《彭县役政之情形》也记载了类似情况:“彭县征送壮丁皆由雇买估拉而来,其中弊端不可胜言,以前数年买丁占十分之八,拉丁占十分之二。及至去年(1942年),则拉丁占十分之八,买丁占十分之二。乡镇保甲视役政为利获,或买或拉无不有弊。如派款买丁浮支滥报,钱归中饱;拉丁则藉机敲作,得钱到手,拉获之丁亦可放纵,政府掩耳盗铃,不敢过问。地方人士恐贻后患,亦不敢举发,而乡镇保甲以无人监视之故,遂得悠其所为,肆无忌惮,而民间遂不胜其苛扰矣。”(甘煮:《彭县役政视察情形》,转引自汤梓军《抗战时期四川兵员动员研究》)淮项师管区代理司令李昭良则在自己的家乡建立起了买卖壮丁的组织:“1941年春,我回到湖南家乡,看到农村受兵役之害,有不少亲友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同族同村的人都向我求救,于是我就在家乡发起一个买卖壮丁的组织,采取集资买人顶替的办法,自己带头捐出一笔钱,同时发动有钱的人都捐出一些,被征的壮丁家属也出一些,合起来买一些兵油子去顶替。其他的村、乡也有仿着这办法去做的。最后还是失败了。因为越有钱的人越不会被征,他也就不肯出钱;越穷的人越被征得多,他们又出不起钱。而保、甲长又很不欢迎这个做法,因为这样,他们就不好勒索穷人了。”(李昭良《我所知道的弊窦丛生的国民党兵役》)

5、贫苦百姓为躲兵役不惜自残却仍无法逃脱如此明目张胆的抓壮丁,让老百姓心惊胆战,为了躲避兵役,他们不惜把自己弄瞎弄残,甚至弄得神经错乱,还有的当了土匪,但仍旧无法逃脱被抓的厄运。据当时的国民党兵役部长鹿钟麟介绍:“在当时,劳动人家的青年子弟,一旦被捉去当壮丁,便意味着走向死亡!那些穷苦人家子弟,除了逃亡他乡之外,竟不惜自残肢体——有人用毒草或硝酸水把右眼熏瞎(不能射击瞄准),有人用刀斧把右手食指砍断(不能扣枪机)……”(鹿钟麟《国民党兵役部的设置和“役政”》)而在李昭良的回忆中老百姓则用的是另一种办法:“1938年我在渭南团管区任司令,曾处理过几件“离奇”的案子。其中一件就是“装疯”。陕南有一种土药,吃了之后马上神经错乱,许多应征壮丁就服用这种药来逃避兵役。起初仅有少数装疯的,还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后来多了,我们就研究对付的办法,把装疯的人关起来等他的疯病好了(因为此药性只能持续七天左右),再送出去,才算制止了这种风气。此外还有自己弄瞎右眼的,自己砍断右手食指的,自己挖地洞躲藏起来的。”(李昭良《我所知道的弊窦丛生的国民党兵役》)而四川乐山、峨眉、眉山三县的壮丁为了躲避兵役,纷纷自带伙食逃到峨眉山上的寺庙中,假充庙里的雇用工人,托庇于和尚来逃避被拉去当兵的命运。(黄占春《我亲历的“征兵”祸民种种》)还有很多青年不愿当兵,就只好上山当土匪。然而到了1940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又以发动志愿兵的名义把那些土匪头子委以团、营长,这样,上山当土匪的青年仍然逃不脱当兵的命运。(李昭良《我所知道的弊窦丛生的国民党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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