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及其爪牙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由于国民党蒋氏政权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买办地主阶层利益,其残忍程度决不亚于日本鬼子。现在由于主流文痞刻意误导舆论,有人只知道蒋匪军队在抗战期间的那一点所谓的“历史贡献”,却忽略了其反人类的本性。1934年秋冬国民党在占领中央苏区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在之后的3年时间里,仅中央苏区被杀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达80多万人。而这一活动主要由国民党内仿照意大利黑衫党与纳粹德国冲锋队形式建立的“蓝衣社”别动队来负责。特务康泽的别动队在接管地方后,对逃跑的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军部队的人家,别动队实行连坐方式,凡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而未来自首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在一批逃亡地主、富农返回后,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无人区”的建立。康泽指挥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地主武装,将过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驱赶出他们的住所,然后赶进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甲制”就开始了。

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 供给物质给红军。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灭门,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也要灭门。一家犯事,除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 赦”!“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前别动队人员方舟在《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

蒋军在占领井冈山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大规模报复性屠杀。蒋军提出在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烧杀政策,单大井村先后就被焚烧九次。江西省1933年1930万人,到1936年居然只有1370万人,除去因战争死亡及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的人数,被蒋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100多万,而且令人发指的手段不计其数。

为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军队和蓝衣社别动队在当地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蒋军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蒋军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蒋军肆意屠杀苏区共产党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从3岁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蒋军兽兵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有的革命群众被蒋军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轮奸割乳,凌辱而死。比如,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达数万人。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围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谢家祠和陈家祠被害的革命群众的尸体推积如山。据当地史料的不完全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害的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在蒋军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江西省吉安地区1933-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300多万,瑞金、兴国两县80%人民被杀。其中有个地方叫千坟岗的,1934年红军长征后还乡团在半个月内在这一带8个村杀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

千坟岗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8户,现在才100多户。当地至今到处可以看到国民党军队烧毁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残余。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蒋介石给别动队下达的命令:“‘匪’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的邓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 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 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窑子”的雏妓。

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他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 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邱会作将军的家族中也有十几人被国民党军杀害。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 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国民党当年清党分共也杀了不少国民党人,不过可笑的是,杀的国民党比共产党多10倍。1927年“四一二”前,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过5万人,被杀了一半;而国民党60万人,到1928年后只剩了20来万人。号称模范省的广西,1926年有15万国民党员,到1934年只剩了几千人。其余的不是赶出党外了就是当共产党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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