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平民的日常生活杂记(之四)

前面几篇已讲述过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以及“柴”,这些都是平民日常生活的最基本的需求。除此之外,人们还有一些较高层次的需求,例如:教育、卫生和娱乐。本篇就这几方面的内容再作一点叙述,以便尽可能的全面记录下我所在矿山60年代平民的日常生活。

先说:教育 (主要是学校教育)

60年代初期我们矿山所在区仅有一个完全小学,因路途较远,又加上矿山要上学的小孩比较多,所以就在矿上家属区中央设立了这个小学的分校,只有1—4年级,5年级仍需到完小就读。初期还没有初中,学生上初中还要到市里去上,62年设立了一所初中(第四中学)。小学生上学步行大多15分钟能走到,初中就要半个多小时(少数农村学生则要1—2个小时)。等到我上四年级时,小学分校升为完小,高我一级的学生就是在这个小学毕业的,我成了这个小学第二届毕业的学生。

现在介绍一下学校的收费情况:

我上小学时(60年)初小的学费是每学期1.5元,书本费也是1.5元;高小学费是2.5元,书本费也是2.5元;我上初中时(66年)学费是每学期4元,书本费也是4元;等到我第二次上初中时(68年)学费涨到5元,这一次不用交书本费,因为无书可发(文革造成的)。

学校老师和学生大概情况:

到了初中,因为文革,天天学语录,唱语录歌、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写大批判文章,学工、学农、学军等,基本上不学文化课。等到初中毕业时,数学也就学了二元一次方程。(学校自己油印的教材)

再介绍一下学习用品的种类和价格

除了学校收的书本费发给的很少的作业本外,学生还要自己购买一些学习用品,主要有以下:书包 1.00——2.00元 一个

练习簿 0.06——0.1元

铅笔 0.03元(不带橡皮),0.05元(带橡皮)

小刀 0.05元 (有学生用旧锯条自己磨制小刀,我也做过)

橡皮 0.02元(小块),0.05元(大块)

蓝墨水 0.26元一瓶(上海民生墨水)

蓝墨精 0.03元一支(买回后加水配制成墨水)学生大多用这种。

钢笔 0.15元一支(蘸水笔)0.58元一支(吸水笔)

毛笔 0.3——0.5元一支

砚台 0.6——1元一方

墨 0.15——0.2元一根(写毛笔字用)

三角尺 0.05——0.01元

直尺 0.15——0.2元

圆规 0.5——0.8元

大致记得有以上这些。(欢迎网友补充)

学习的感受

那时矿山上的职工和家属绝大多数都是文盲,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扁担倒下来也不知道是个“一”字。他们深知学习的重要性,虽然经济十分困难,但在小孩到了上学的年龄,还是会将他们送去上学的(男孩和女孩一样)。文革前由于初中少,只有六成的小学生能够升入初中,其余不能升学的小孩只好在家带弟弟妹妹,或提篮小卖以谋生,再大一点(15—16岁)就去干临工,每天收入在0.9—1.1元之间。文革后取消了考试,小学生可以全部升入初中,但又学不到什么东西了。

我刚开始上学的时候,老师、家长以及学生都比较重视学习,教得认真,学的也比较刻苦。那时流行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培养的目标是“五分加绵羊”。文革开始后,号召学生起来造反,批判老师。到后来伟大领袖派来了“工宣队”、“军宣队”,就不怎么上文化课了,而是天天搞大批判,斗争阶级敌人。68年10月后又将“老三届”学生大部分赶往农村(少数有权者的子女不下放,而是直接入伍),从此学校成了培养“白卷先生”的地方。这时流行的口号变成: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读书无用论”开始大行其道,横行了十余年,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后才终结。

因为文革的原因,我的小学前后共上了两次,用了八年时间,发了两个小学毕业证书。现在这两个小学毕业证书我还完好的保存着。(1966年发一个,1968年又发一个)

网友如有兴趣,可在《饥饿——童年最刻骨铭心的记忆》一文的跟帖中看到图片(很有时代特征)。

教育的困惑

1963年毛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小学生们都争着去做好事,后来学校要对各个班级所做的好事进行统计并张榜公布。为了争第一,好多同学都跑到学校外面不远处,一个上坡路来帮人家推板车,(常有板车往食堂送煤)往往是好多同学等在那里,一看板车来了,大家就一拥而上,有时甚至十几个人去推一辆板车(一个人算一个好事指标)。另外还有学校原先都是放学后打扫教室,现在一天能打扫好几遍,前面的人刚扫过,后面的人又接着来,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当做好事的第一名。

文革时,教室的玻璃被砸得一块不剩,桌子板凳的腿也有不少被打断了,天天统计哪个班写的大字报多。

我们原先小学课本里有一篇介绍刘少奇领导安源工人大罢工的文章,说少奇同志浑身是胆,领导罢工取得了胜利。可到了文革时,又说是毛领导的罢工,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

原先说的是毛、朱井冈山会师,这时也变成了毛、林会师,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朱德的扁担也变成了林彪的扁担。

还有原先说: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是最好的朋友。到后来又变成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说他不光侵占了我国大片领土,还想灭亡中国。(69年还打了起来)

一边说工人阶级最伟大、最革命,可又将学生下放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不是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凡此种种相互矛盾的说教,我们学生是无法弄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能是坚决拥护、热烈欢迎或者愤怒声讨。唯一不变的就是:毛主席始终是正确的,是不能怀疑的,谁要是反对毛主席,就要砸烂他的狗头。

关于教育方面就叙述到这里,下面说说:卫生

60年代矿山设有卫生所,职工患病实行免费治疗,一般小病在卫生所看,大一点的病则需到公司医院治疗;职工的直系亲属看病付半费。

由于当时医疗水平偏低,所以有好多病都治不好,例如:肺结核病(俗称“痨病”),有不少人因患此病不治而亡,我一个同学的父亲也因此丧生,(矿党委书记也于1964年因此病去世)。

家属如患病,绝大多数都是硬扛着,一来是舍不得那百分之50的药费;二来也没有患病要就医的观念。不过话又说回来,一般的伤风感冒卫生所也就是给你开点自制的口服液,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好多小孩患了这类病或是发高烧时,家长都是采用土办法处理。如烧红糖生姜水给小孩喝、用冷水毛巾给小孩敷等。夏天小孩头上长了疖子就会用癞蛤蟆皮贴在上面,说是能消炎,要是出麻疹就烧一点芫荽汤给小孩喝,说是让它发出来。

我有一个同学的弟弟,大约2、3岁,听说得了什么“疳积”,就没有到医院去看,天天就睡在床上,人瘦的不像样,脸色蜡黄,加上那时人又没什么吃的(60年),最后不治而亡。

另外还有一些人不相信医院,生了病就找那些江湖医生看,那些游医不用药治疗,却采用驱鬼作法的手段来治疗。还有一些老年妇女专门给人挑牙虫,挑眼虫,我还真的看到过她们挑出来的虫子,像细线一般,白白的、还会爬动。(实际上牙齿里不会有虫子的)只是不知道她们用的什么迷眼法。

由于那时人们的生存条件很差,特别是没有衣服换、住草房、床上铺稻草等,另外也谈不上有什么好的卫生习惯,所以人们普遍生有虱子、多数人家均有臭虫、小孩绝大多数有蛔虫病。最极端的我看到过有小孩从嘴里吐出蛔虫来。学校有时会发“宝塔糖”给学生服用,效果还不错,头一天晚上吃下去,第二天早上解手时必定会有蛔虫排出来。有的小孩看到蛔虫很害怕,特别是还未完全拉出来时,蛔虫会在肛门口乱爬,大人就用手帮小孩往外拽。

对付臭虫一般都是采用六六六粉杀灭或用开水烫,但效果甚微,基本不起作用。对付虱子也没有什么好方法,只能买来箅子箅;有的用醋烧热后倒在毛巾上,然后包在头发上,说是能消灭虱子,但虱子依然盛行。(现在看不到虱子了,虱子也不知哪去了)那时矿上建有大澡堂,职工发澡票去洗澡,家属要买票洗,每张票0.05元。为了省钱,家属大多在冬季才到澡堂洗澡,其它季节多是在家洗,次数也不是太多。

有关卫生方面的事,我还有三件印象最深的记忆

其一:

那时由于职工收入有限,加上又没有好的卫生习惯,大人们在解玩大便后多是用烟盒擦腚,小孩子不吃烟没有烟盒就用石块、土块或者随手扯一把野草、树叶等物来擦腚(小孩子在外面玩一般就地解决大便问题,很少上厕所)。(不知有网友这样干过吗?)

其二:

有一年我得了“间日疟”病(好多年后才知道这个病名),当时称为“打摆子”,犯病时先是冷得要命,浑身打哆嗦,盖多少东西也不行;过一会又发高烧,人被烧的迷迷糊糊的,大约一二个小时后,又像好好的人一样。一般人得了此病,都是每天定时发作。而我得的却是隔一天来一下,一开始家人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听人说是有“脏东西”附了身,也就不到医院去看,母亲照人家说的采来一把细桃枝(传说能驱邪),先让我睡在床上,然后母亲手拿桃枝一边抽打我(打得不太重)、一边骂“脏东西”,叫其赶快走开。可弄了几次也不见好转,只好将我带到卫生所,医生给我打了几针,病就好了。

其三“

我们小学校的底下(小学在一个平平的小山上)就是区人民医院,主要为小单位职工和家属看病,也为附近农民看病,只有十几个病床。常看见有农民抬着患病的人来看病,这些人也是有小病舍不得来看,等拖到不能走了,才用竹床当担架抬到医院来看,有不少人都因治疗不及时而命丧黄泉。我们上学时常能听到从医院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

卫生就说到这里,下面再来讲述一下:娱乐

60年代虽然生活艰苦,但还是有一些娱乐活动的。58年从上海招来了一批工人,他们常在矿上的工人俱乐部里跳舞(后来听说叫“交际舞”),大饥荒时停了,62年后到文革前又恢复了。年龄大一些的职工比较多的是喜欢打牌(争上游)、下棋(军旗、象棋等)

60年代虽然食不果腹、衣裳褴褛,但玩耍是孩子们的天性,正可谓“少年不知愁滋味”,我们还是有着对娱乐的强烈追求。那时学校的课业也不是太重,一般作业在学校自习课都能做完,极少有带回来的作业,即使有也多在半个小时左右就可做完。加上那时也没有什么课外补习班,所以小孩子还是有时间玩耍的,特别是在寒暑假时,玩的时间就比较多一点。

由于经济上的原因,那时的小孩不能像今天的小孩一样买玩具玩,更多的是玩一些不需花钱买或自己能做的玩具,我记得有以下这些比较玩得多的玩具和玩法:

1 泥巴

在水沟边挖来湿泥巴,揉捏成不同形状的物体,如小鱼、小鸡等;大一点的小孩就用泥巴做泥手枪或者掼泥炮,谁的泥炮掼的响声大谁就算赢。

2 石子

用石子玩“牵牛”游戏。一般是较小的孩子玩,玩时先在地下画两排共十个方格,每个方格里放一个大一点的石块(大牯牛),再放五个小石子(小牯牛),用锤头、剪刀、布决定谁先走,先走的人任意拿起一窝大小石子,依次每个窝里放一粒,放到出现空格时,就可“吃”掉空格前一个格子里的石子。然后由另一个人接着走,同样当出现空格时吃子,如此循环直到石子吃完为止,吃到石子多的人为赢。大一点的小孩就会下“五子棋”,先在地下横竖各画五道线,二个人玩,每人五个小石子,玩时走成二个石子对一个石子(一条线上)时,二个石子的就可吃掉那一个石子,一直到一方只剩一个石子时,另一方赢(石子多的)。

3 长短棍

要两人玩,长棍约30—35厘米、短棍约15厘米。玩时先在地下挖一个长形小坑,将短棍一头放在小坑里,一头放在小坑外,然后用长棍击打坑外的短棍一头,短棍就会跳起来,紧接着用长棍击打短棍,打得越远越好,等短棍落地后,用长棍量从小坑到短棍落地的距离,之后由另一人照此来一遍,谁打得远算赢。

4 击打杏核

二人玩,各自准备一些杏核(还要一个桃核),玩时二人不让对方看见各出一些杏核,将二人出的杏核放在一块砖头上,出多者先玩。先玩的人站直身,将桃核举到眼睛的高度,对准砖头上的杏核松手,利用桃核下落的力量把杏核打落地,就算“吃了”,然后另一人照此来一遍,最后砖头上的杏核就会被吃完为一局,吃得多的人为赢。接着再玩第二、第三局。

以上这些玩法中输的一方如有能吃的东西就要给赢的一方吃一点,要是没有吃的,只好让赢的一方刮几个鼻子,赢的一方会感到很得意。

5 其它常见的各类玩具

如:滚铁环、打陀螺、跳房子、躲猫猫(真的躲猫猫)、打玻璃弹子等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玩具,我就不具体讲述它们的玩法了。

6 自制弹弓

用“丫”型树枝做弹弓,也有用8号铁丝做弹弓的;还有用8号铁丝做手枪,这种枪可打一种火药纸(有卖的);另外在春天时还会做风筝放着玩。

7 捉知了、捉天牛、捉小鸟等来玩(需上树去捉),这就要有一定的胆量和技能才行,我那时爬树的本领还算可以,常能捉到这些小“玩具”。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虽然不算娱乐项目,但我们却把它当作娱乐来看待,这就是看人家手艺人干活等,常看的有:

一 补锅、补碗; (那时锅、碗坏了都要补好再用)

二 箍桶匠修理木盆、水桶、锅盖等;

三 卖糖稀的做工艺品 手艺人用糖稀捏出各种造型逼真的小动物如:龙、凤、蜈蚣、孙悟空等,常看得流口水,有时用捡来的废铜丝换一点糖稀吃;

四 看剃头 (剃头匠到家门口来剃头);

五 看要饭的表演;

62——66年常有一些要饭的人来矿上要饭,凤阳人较多,以女孩为主。她们在要饭时,总是先唱上一段,然后再开口要饭。她们唱得最多的是: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她们一边唱,一边敲打一根竹竿,竹竿上挂了不少铜钱,可发出清脆的响声。(很少看见背花鼓的)

六 看做豆腐 (临近春节时才有)

另外,这一时期(62—66年),街上还有外地来的卖蛇药的,卖药前总是要先说一些客气话,诸如:在下小山东,今借贵方一块宝地,落脚谋生,凡是练过二天武、打过三天拳的都是在下的师父,徒弟这里有礼了。随后双手一抱拳,环绕一圈表示礼敬到了,接下来就要表演几下硬气功,如:用手指在红砖上钻孔、用头破红砖等。表演时还不停的吹嘘蛇药的“神效”。

表演完后就开始卖药,有时无人问津,卖药人就会拿出一条毒蛇,先让蛇咬自己一口(多咬手臂),等伤口发黑、肿的好大时,再拿出蛇药抹在伤口上,不一会伤口就会变回原来的颜色,以此来说明药效好,于是就有人会掏钱购买。

这时街上也会有小的马戏团来表演,多是一些耍猴、狼狗认字等内容,也有惊险的,我就看到过表演“大劈活人”的。先让一个活人睡在桌子上,身上盖一块布,另一个人拿一把大刀砍下去,活人就会被分成二截,最后还能复原,看的让人惊讶不已。、

街上晚上还有两个说书的,一个说评书;一个说大鼓书。我有时也去听说书,但说的多是什么:狸猫换太子、五鼠闹东京、隋唐演义这一类东西,听书时坐在前排的每次要0.1元,后排的要0.05元,站票的0.01—0.02元。由于对说书人讲的东西不感兴趣,常常听不了一会,等到要钱时就会拔腿而走(也没有钱给)。

那时夏天热,晚上在外面睡觉,睡之前也常常听大人讲一些鬼故事,听的是既惊奇又害怕。

还有最喜庆的娱乐活动,就是每年的春节期间才有的系列节目,那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了。

这些节目多是由附近生产队社员来表演的,我记得有以下一些:舞龙、耍狮子、划旱船、踩高跷、骑毛驴,还有正月十五看花灯等等。矿里也搞春节联欢晚会,发票在工人电影院里举行。

60年代的娱乐内容还有一个大头,就是看电影。

起初看电影不要钱,一般每周在矿机关食堂放一场电影,后建了电影院就开始卖票了,每张票0.1—0.15元,我们小孩没钱买票,但也等在电影院门口,当电影快结束时(大概还剩10分钟左右)看门的人就会打开大门让我们小孩进去看一点片尾,就这样我们也很满足。

到了64年以后,矿山要新建一座选矿厂,马建公司来了几千人承建,他们有三个工程处,(县级单位)每个工程处一个星期基本上要放一场露天电影,后来矿上也向他们看齐,每个星期也放一场露天电影。每当要放电影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就会早早搬上板凳去占位,等天黑就可饱饱眼福了。那几年可看了不少电影(总数大约有二百到三百部),印象最深的当属:小兵张嘎、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等(这些都是看过好多遍的电影)。

说完电影,娱乐方面不能不说说最重要的一件事,这就是:看书

当我上到四年级时,就想看一些课外的书籍了,但是,家中没有任何可看的书籍。我常常在晚上跑到矿里的职工阅览室去看一些画报和杂志,最爱看的是《故事会》、《红旗飘飘》。当我看到,有年轻工人借阅那些和砖头差不多厚的书时,心里羡慕极了。(拿回去看要凭借书证)

那时我们学校没有图书馆,也就没有书可借阅。但学校可帮学生订阅《中国少年报》,我记得是每份0.03元,每周一份,一个季度起订(要0.36元),因学生多数都不富裕,只有很少人订阅。记得有一个学期,我们老师垫钱帮我们几个他认为学习能力强一点的学生,定了半年的《少年报》(共0.76元)。对这份报纸我是爱不释手,反复地看,到现在我还能记得其中有“动脑筋爷爷”和“小虎子哥哥”。(有网友看过这份报纸吗?)这份报纸开阔了我的视野,好想能长期看到它,由于经济的原因,以后再也没有订阅过了。

那时我还常到书店去蹭书看,但经常被营业员轰出来,说是把他的书弄旧了。关于书的事,有一件我不会忘记的是:

在66年春节时,我到了小学最后的一个学期,这一年为了激励我能考上初中,父母亲在给压岁钱时比其它过年时多给了一些钱(2元),我就去买了一本书,书名叫《转战千里》,价格是0.45元,书里的主人公是:李天佑。这本书是我平生买的第一本书,所以兴奋了好多天。

那时我总想多看一些书,只是由于囊中羞涩,迟迟不能如愿。到了文革开始后,我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怎么实现的呢?听我慢慢道来:当文革发展到快武斗的阶段,一天造反队的人将矿里的阅览室给砸了,说那些书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他们把书扔得满地都是(幸好没有放火烧)。等他们走开后,我们小孩就一拥而上,抢拾起书来,我一共抢拾了十几本,其中有《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几本。书到手后就天天看(学校停课了),看完后就用它们去和别的小孩换书看,那两年我看的书恐怕有一二百本吧!书中的好多人物至今还能记得一些,如:《烈火金刚》里的史更新、丁尚武以及毛驴太君、猪头小队长;《铁道游击队》里的刘洪、王强、林忠、鲁汉;《敌后武工队》里的魏强、刘魁胜等。

还有一些娱乐方面的内容,限于篇幅太长就不一一细说了,就此结束本篇。(也是60年代平民的日常生活文章的结束)

尘土

2014年4月

『家史小贴士』

我上初小时,语文老师是中专毕业的,姓秦,正式教师;算术老师是念过私塾1—2年的职工家属(代课教师),姓鲁;两位都是女老师。高小时老师基本上都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正式教师。那时1—4年级,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班约20——30名学生(到高小时每个班有50余人,因建选矿厂时建设单位来了不少学生)。我上一年级时班上学生约有20多人,年龄相差较大,最大的一个13岁(1948年生);最小的一个6岁(1955年生)。

我上小学时还有留级制度,每年大约有5—6人要留级;初中赶上文革,就取消了留级制度。

学校课程设置:

初小有语文、算术两门主课,另外有体育、唱歌等(这两门课老师均是代课教师)。

高小除了以上课程外,新开了历史、地理、自然、农业常识、珠算、画画、写字(毛笔)等。

(可能有忘记的,欢迎网友补充)

学习内容:

语文课相当于政治课(尤其是初小),大多教一些诸如: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好,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内容。唱歌课也很重要,每周都要教唱革命歌曲,我印象最深得有: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还有: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住尾巴逃跑了。等等。算术课一二年级学加减,三四年级学乘除,五六年级学小数和分数。其他课程教一些最基础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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