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项英与叶挺共事的历史真相(转)之二

ygz1959 收藏 29 5533
导读:这个时期,或者说年月叶挺从重庆回皖南军部后,项英已把叶挺当着党内同志“共同决策”了,特别是中共决定新四军军部准备北移后,叶挺和军分会、东南局的领导起参加讨论,北移的许多问题都是共同商量上报中共中央,中共来电也照送叶挺看,包括月日致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严责电,项英考虑叶挺以后知道会误会,也决定给他看了,并在致中共中央电报中说:“叶挺此次回来特别积极努力,坚决拥护及执行党的切指示,同时我们对于党的指示均吸收他参加,与他共同讨论如何执行。”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打败万余日军的围攻后即准备北移,叶挺去三战区

这个时期,或者说1940年8月叶挺从重庆回皖南军部后,项英已把叶挺当着党内同志“共同决策”了,特别是中共决定新四军军部准备北移后,叶挺和军分会、东南局的领导一起参加讨论,北移的许多问题都是共同商量上报中共中央,中共来电也照送叶挺看,包括12月26日致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的严责电,项英考虑叶挺以后知道会误会,也决定给他看了,并在致中共中央电报中说:“叶挺此次回来特别积极努力,坚决拥护及执行党的一切指示,同时我们对于党的指示均吸收他参加,与他共同讨论如何执行。” 10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打败万余日军的围攻后即准备北移,叶挺去三战区与顾祝同谈成“由云岭向东到苏南,再渡江北上”的“东线”。项英提出“佯走东线、实走北线”方案,并得到毛泽东的赞同。为此,叶挺和项英于10月间要第三支队派2个营去江北为恢复交通线作准备,随即又派军部总兵站站长张元寿和军部参谋率侦察小队与第五团营教导员马长炎率一个连去长江沿岸勘察地形,并成立渡江指挥部,曾希圣为指挥,张正坤、孙仲德、林维先[58]为副指挥,还征得近二百条船只,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在这期间的毛泽东于10月18日、11月1日、11月3日、11月24日、11月29日接连致电叶挺,要他先过江到华中总指挥部工作,叶挺都没能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考虑项英准备去延安,故指定叶挺和饶漱石率部队北移,并按项英提议准备撤销东南局,将江南党的工作划给中原局,另成立东南分局由饶漱石负责,统管闽浙党的工作。中央为保证项英安全,要项英经重庆向蒋介石打招呼后再去延安,可蒋介石说“军部在北移、项英不能离队”而制止。据军部科长扬帆说:“此后项英准备化装秘密去延安,还研究了行走路线,准备叫我等随他一道,结果也没成[59]”。11月30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我是否随部队北移,部队归何人指挥”?中共中央到12月14日才复电项英“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又指示:“叶、项二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移苏南者,可由周子昆、饶漱石负责指挥”,这距北移期限只剩半个月时间了。可见,在这约一个半月时间,项英虽没被明令停职,但处于去留未定的不确定状态,在这北移的关键时刻,项英虽为主要负责人,但处在随时离职的情况下,故在工作上有许多顾虑,特别是怕北移中部队遭损失而担责任,所以有犹豫不决和不敢大胆决策的思想表现,这期间丧失过北移的时机。

1940年11月29日,刘少奇率江北新四军对退缩曹甸的韩德勤部发起围攻,12月8日蒋介石发出《齐电》[60],命令江南新四军于12月底前全部移到长江以北,又担心去苏北会直接参加打韩德勤,故12月10日密电顾祝同,皖南新四军北移不准走“东线”,改走铜陵、繁昌直接北渡。此前国民党内因陈毅在黄桥战役歼灭韩德勤1.1万人、现又围打韩德勤残部,故要打皖南新四军,12月3日何应钦又在韩德勤致蒋介石电文上写上“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61]”。但蒋介石担心此时打会加速韩德勤的灭亡,可12月16日刘少奇没能解决韩德勤,只歼韩德勤8000人,我军也伤亡数千,只打了个平手,且消耗甚大,被迫全线撤退。这就使蒋介石不必担心韩德勤了,故决定对皖南新四军下手了,新四军军部走或不走,都是一个“打”字。这时蒋军有4个师开到云岭附近,蒋介石严令新四军不准走“东线”,派第52师、第108师在“东线”沿途构筑工事准备堵截;蒋介石命令走“北线”,可又暗示日军在长江上增加了兵力,命令五战区派出3个师到长江北岸、抢走我征集到的船只、构筑工事准备阻击,企图与日军联手将新四军消灭在长江沿线地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均分别致电项英“北线不能走”。12月18日以朱彭叶项[62]名义向重庆国民党当局提出:“移动之前请对饷弹予以补给,要求展缓移动时间至明春2月半,在2月15日以前德等保证全部离开皖南现地,不留一兵一卒”。为防不测,新四军军部在云岭修筑了被称为“马其诺防线”防御工事[63]。

12月18日、12月20日,毛泽东接连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立即过江,“希夷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介石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64]”。12月23日或24日,项英曾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顾祝同改变指定北移路线及有关情况和困难,请示行动方针,“以免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地”,毛将项反映的困难等情况转告周恩来,要他与蒋介石交涉。12月25日毛泽东还在通报中说:“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65]……”。同日,叶挺和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根据情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采取‘一网打尽’之计,顽军调动频繁,……请中央指示行动方针”。12月26日中共中央回电:“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看到电报感到震惊,叶挺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坚决请辞,项英极力劝解才没把电报发出去。

12月3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他们反共,让他们去反,‘剿共’也让他们来‘剿’,反得全国天怒人怨,那时我再表示态度,索性不着急[66]”。就在皖南新四军准备北移时,重庆周恩来、桂林办事处都致电叶挺、项英,要求等两处撤退的干部来到后一同北移,这批干部30多人,12月27日才到达云岭[67],12月28日项英主持军分会讨论北移行动。项英据毛泽东11月1日回电“你及皖南部队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的精神,原打算在云岭坚守一阵再突走“北线”,并将第三支队的挺进团和第五团二营配置到了长江北岸,若“北线”走不成就向南分散游击、再分头北上,可这次中央12月26日电报后就必须走了。因“北线”不能走,“东线”不给走,袁国平提出走“之”字线,即“南线”,由云岭南下茂林、三溪入旌德、宁国转广德、郎溪到溧阳,再渡江去苏北。这样就可脱离顽军52师和108师,大家认为这条线没有日军也没有顽军,且山区利于我军行动。袁国平说,走此“之”字线,使顽军产生错觉,以为我们向太平、黄山前进,迷惑调动顽军的注意力,长征路上毛泽东常用此法迷惑调动敌人,很有效。这条线是先向南再掉头转东向北。叶挺也同意,项英最后决定走“南线”[68]。1941年1月1日新四军军部致电中共中央并告刘少奇、陈毅:“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的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或追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1月3日中共中央复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同日蒋介石直接电令叶挺:皖南新四军必须全部“从铜陵、繁昌渡江北上”,项英、叶挺等都认为这条“北线”会被日军和顽军联手消灭的,这时又获得顽军40师向茂林方向开到旌德三溪,但认为新四军3个纵队对付一个师是不成问题的,故仍决定走“南线”。

(八)“皖南事变”中的叶挺和项英。

1月4日晚上新四军悄悄离开皖南云岭,6日在茂林与蒋军40师打响,叶挺提出“改道从西南翻越樵山岭出太平,再向东挺进,輾转北上”,项英没同意,即开会决定:部队仍按原计划分三路纵队会攻星潭。会后叶挺按项英的意思还给顽军40师师长写了封信,说明新四军是奉三战区之命绕道敌后再按预定路线北移,对友军绝无他意,请他们协助让路,以免发生误会。

7日三路纵队分别占领球岭、丕岭、高岭杀向星潭方向,可这时顽军52师、79师也赶到茂林,分别截住了新四军一纵队和三纵队,二纵队被40师堵截在通往星潭的山口,据三战区参谋处长岳星明回忆:当时“项英副军长还亲自率教导团冲锋,均未能突破”[69]。时已下午1时,他不忍心拼掉二纵队主力,故返回百户坑召开军分会,研究突围对策。

7日下午3时开会,叶挺等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再豁出去个五团,坚决从星潭打出去。项英不赞成地说,星潭地形易守难攻,如果付出了代价仍攻不下来,伤员多下去就更困难了。又说,我军向来是不打硬仗的,不能在此就拼掉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下来的骨干精华。叶挺见项英是这个态度后也就没再坚持了,很快就提出“翻过百户坑右山梁,从另外一坑口打出去”的方案,当被否定后,他又提出“返回茂林,再渡青弋江,向太平方向突围”的方案。吻合李一氓给中共中央电报:“当日下午开会两小时,叶挺提出两个方案[70],……”

其实项英也希望从星潭突破,他反对的是“不惜代价”,主张尽量减少伤亡拿下星潭[71]。吃晚饭时,作战科长李志高建议增调一个营加强二纵队,从星潭打出去。并说他已令五团二营做好准备。叶挺早有这个意思,项英也不十分反对[72],晚上新四军再次向山口发起攻击,可周子昆、李志高等先后从战场反馈的情况是:战斗异常激烈,山口迟迟未突破,新四军伤亡很大。据顽32集团军战斗祥报记载,当时“山口匪伤亡七八百[73]”。因此午夜接着开会,项英决定:避开顽军重视的东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二纵队撤回,改道出高岭往太平方向突围。会后,叶挺向各纵队、团下达作战命令。

结果高岭受顽军79师阻击未能通过,顽军144师、108师又从茂林合围过来,这个时候的项英似乎意识到能否避免全军覆没的问题了,8日傍晚,他召开军分会,叶挺首先介绍了高岭突围受阻的情况后,项英心情沉重地说:“我们过来的地方,敌人已经打进来。现在只有一条路,冲不出去就打游击。”会议决定,五团打掩护,控制高岭,准备出太平,其余大部队撤回到里潭仓,向茂林打通一条路,采取“以游击战争保存主力赴苏南”的方针。这时项英已产生分散突围的考虑,通知各部烧毁机要文件,各团的电台停止使用并拆毁,命令军需处把经费分发到各营等战斗部队中去,准备上山打游击[74]。

当晚,从星潭方向撤过来的二纵队还未能赶到,教导总队奉命杀向通往茂林的高坦,打垮占踞高坦顽军一个团,二纵队赶到接替阵地后,从左右两侧山腰形成向茂林冲锋阵势,与顽军144师处在对峙状态。9日凌晨,项英从空中电讯得知“顽军下了在12小时内聚歼新四军的命令”后,与袁国平、周子昆等淋着雨在通往高坦的路边商量对策,感到形势很危难,考虑只能分散突围,尽量保存骨干力量。于是,派人通知李一氓的同时,派参谋叶超去找叶挺过来,叶超到汪家祠堂见叶挺在烤火[75],却没说项英他们要他去,而以个人口气建议“是不是首长们在一起研究一下怎么办?”叶挺说“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只有坚决地打出去!”叶超没敢继续说下去,就蹲下一起烤火。据项英等在场的警卫员回忆,当晚天黑伸手不见五指、寒风凛冽又下着雨,李一氓来后,项英等久不见叶挺来,连派去的叶超也不见回来,这时高坦枪炮声大炸,有小股部队窜进树林撤退,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也后撤上山而去,中途李一氓又返回找到一些同志一起上山[76]……

项英等绕上山后,叶超又回到原地找不到项英他们了,就报告叶挺,叶又派人没找到,就找来饶漱石,饶就与叶挺联名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原局:“项英、国平、子昆等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中原局刘少奇立即回电“项、袁不告而去,脱离部队,甚为不当,即在以前他们亦有许多处置不当,违反中央的指示,致造成目前困难局面。望你们极力支持,挽救危局,全力突围走苏南”,同时刘又致电中央:“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无论如何,不能让项(英)继续负责了,早撤职一天,早好一天。”饶漱石是毛泽东派到皖南任东南局副书记的,并带有密码直接向延安报告情况,项英为此曾致电中央询问原委[77],并对饶漱石不快而提防,象百户坑会议都不通知他参加,他是中途找进会场的。

10日上午,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在山上听到自己部队军号声就找到石井坑与叶挺、饶漱石会合,在项英的追问下,饶漱石将电报给他看,据饶漱石回忆:项英看了中原局的电报后说:“你既然打了电报给中央,那么我也要打一个去,请求处分,同时把我的职务交给你代理。”随即,项英致电中央“今日已归队,前天突围被阻,部队被围于大矗山中,有被消灭极大可能,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队穿插绕小道而出,因时间快要天亮,曾派人请希夷(叶挺)来商计,他在前线未来,故临时只找着国平□□及□□同志(□□[78]同我走),至9日即感觉不对,未等希夷及其他同志开会并影响甚坏,今日闻五团在附近,即赶队到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在石井坑,部队汇集了5000余人,叶挺说:“项英他们回来了,现在我就叫他下决心,大家拼,大家死,抱着必死的决心,采取决死阵地战,创造第二个黄花岗,创造共产党人的光辉。”饶漱石反对说:“我们现在一切部署,是死里求生,不是死里求死[79]。”又叫钱俊瑞去劝,叶挺仍坚持己见。项英因在会上表示将党的职务交饶漱石代理了,故这时不参与什么意见了,叶挺“坚守石井坑”的主张在会上也就很快通过了。

在石井坑的头两天,项英还参与决策,并和叶挺、饶漱石联名与延安电报往来,但在11日这一天,叶挺、饶漱石分别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叶挺电文:“本军五昼夜不停与五六倍(之敌)激战于重围,计划又告失望,现将士疲劳过度,只好固守一拼。惟士气尚高。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实因处事失彼,指挥失当所致。但政委制之缺点实亦一因。”饶漱石电文:“一、我抵此后,关于皖南发展问题曾与项英发生空前争论,但为干部团结计,我采忍耐之态度;二、我军在一个月前由皖南渡江完全可能,只是项英之犹豫迟疑所阻;三、此次军事行动布置缺点极多,尤其在紧急关头项袁周一氓4人不告而走,造成极端不良影响,我完全同意希夷的计划,希望仍可救一部分;四、我虽为东南局及军分会委员之一,但项英对此次军事计划及一切会议完全不要我参加,实令人寒心……”。12日中共中央致电叶挺、饶漱石:“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挺、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中央此决定向部队干部宣布”。

从10日到14日,坚守石井坑的战斗异常惨烈,新四军伤亡数千,被迫分散突围。叶挺在饶漱石的要求下去谈判被扣、随即押往上饶集中营囚禁,袁国平牺牲,项英、周子昆转战隐蔽在大山中,后被叛徒杀害。

据军部侦察科长谢忠良、副营长马长炎、侦察排长张益平等说,在皖南茂林山上躲藏的那段日子里,项英非常痛心,多次指责自己,在一次党小组会上,他沉痛地流泪说“我们要团结,同生共死地突围出去,这一次失败的损失,不能怪老叶(挺),主要由我负责。到延安后,我向中央检讨自己的错误,中央给我任何处分我都接受。”项英还说“我们这里有几个人天天吵着要突围,要把周副参谋长丢下,只带我一人走,那怎么行呢?周副参谋长虽然腿部残疾,但还是可以突围出去的,我无论如何也要把老周带出去[80]。”

叶挺在囚禁中得知项英遇害后即说:“项英也是一有志向、有才干的英雄”,并认为“他的重大失误不是与我合作不好[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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