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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了解一点经济学的网友都知道,钢铁是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指标之一。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大跃进”中才热衷于钢铁(还有粮食)产量的增长。然而,据说拥有大量西方留学归国经济人才的蒋氏南京政权,却似乎根本没有钢铁生产的意识,不仅自己不建设钢铁产业,而且把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拱手送给外国,结果造成了可怕的“自宫效应”。中国建设近代钢铁工业,是从1890年创办汉阳钢铁厂开始。这个设有两座小高炉、两个小平炉和两个小转炉的工厂,建设了4年才投入生产。从那时起,到1948年,50多年时间,中国生产了760多万吨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7年,就生产了1433万吨钢。

更值得注意的是,旧中国生产的760多万吨钢中,大部分并不是自己的民族企业生产的,因为其中的600多万吨钢是日本侵占中国期间,在鞍山、本溪、唐山、大连和上海设立工厂生产的。国民党登台的1927年,全国钢产量是3万吨,到1935年才达到5万吨,也就是国民党所吹嘘的黄金十年中的黄金八年,民族钢产业的产量只增加了2万吨。与后来我们大家都不太看得起的印度相比,我们的人均生铁仅为是印度的0。8,人均钢材是印度的1/27。

在这所谓的“黄金十年”,由中国民族资本建成的唯一大型钢铁企业,还是山西军阀建立的西北实业公司。而在抗战发挥重要作用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兵工署重庆炼钢厂),则是四川军阀刘湘亲手建立(事后国民党中央归还刘湘挪借垫付建厂款75万元),于抗战后交给国民党中央的。这家炼钢厂于1937年1月1日划归军政部兵工署,真正接管在1月底;月8日,重庆炼钢厂3吨电炉冶炼出炭素工具钢4吨。在蒋政权方面,先是国民政府实业部在1928年要在南京附近地区,后是资源委员会1935年要在湖南湘潭建中央炼钢厂,但都只是光打雷、不下雨,没有任何实际结果。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汉阳钢铁厂在北洋军阀时期年钢产量就达到5万吨,但于1925年停止炼钢。国民党接管后,经过十多年的统治,竟然没有使该厂恢复炼钢。到1938年10月21日武汉失守前夕,只将汉阳钢铁厂30吨马丁炉2座,35吨及50吨高架起重机2部及铸锭用模等附属品拆走,运入四川。令人发指的是,汉冶萍自己不产钢,但却将挖出的铁沙,以及炼出的生铁大部运往日本八藩钢铁厂,又铸成杀人武器,用来屠杀中国人。1935年以后,日本在东北鞍山等地建设的钢铁厂陆续投入生产,结果使得旧中国“名义上”的钢产量迅速提高。

在所谓的“黄金十年”,国民政府只知道从外国买钢铁,因为经手人可以从中得到百分之二三十的回扣,成为率先致富的重要手段,皇亲国戚当然皆大欢喜,也就没有动力去发展自己的钢铁工业。结果导致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缓慢,甚至出现了工业倒退的情况。例如北洋军阀时期能造炮钢、枪管钢,经过民国“黄金十年”的“大发展”后,反而全不能造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1920年全国工矿业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为22260万元,国民党在中国当了十年家,又是继承,又是吞并,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国工矿业的国家资本以可比价格计算(这里指银元)居然不升反降,老本亏了不少,变成20600万元了。对于这种劣绩,居然还有人大谈什么黄金十年,这面皮当有一墙之厚。

有人说蒋介石在1930年代初即策划持久抗战的大计,然而事实上却处处表现出可怕的鼠目寸光,不断地弱己强敌。1931年“9·18”之后,国民党继续为日本资本在中国的扩张提供方便,结果1937年七七事变前关内29%的煤炭产量(英资为23%),关内90%的铁矿沙,95%的现代化炼铁是在日本资本控制下的。战争爆发,日本资本撤出国统区,结果中国1938年至1939年的钢产量急剧下降到了不足1000吨。这还不算什么,1943年国统区又出了个怪事情:大后方战时工业危机。1943年重庆18家铁厂14家倒闭,4家钢厂也倒了1家。而按1944年4月2日中央日报的报道,机器厂维持经常开工者,不及十分之一,停用的工机具约占总数的40%,机器加工业可谓面临崩盘。据1944年7月9日新华日报《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参观团的报告》,四川工业50%到70%的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

于是,一方面,国军缺枪缺炮,另一方面,国统区却既不缺原料,又不缺工人,但钢铁厂、机器加工厂却大批倒闭!这种咄咄怪事在与“英勇抗敌”的吹嘘声相比,也实在是怪异荒唐得可怕,堪称二战期间世界各国均能创造的超级奇迹。其中的原因嘛没别的,就是国民党买办思想太浓厚,总想找个外国洋爸爸,从来想不到自己扎扎实实办工业。由于蒋氏政权不重视民族产业的发展,其政策和资金导向也就可想而知:首先办工业得不到资金上得支持。

1940年的数据显示,国民党四行对工业的贷款仅占其放款量的3%;而43年的数据更糟,该年重庆银行业对商业的贷款占其放款量的96%,而工矿业两的贷款合计还不到其放款量的1%。这说明蒋氏政权缺乏长远眼光,只知道赚短平快的商业项目的利息。其次,好不容易中国有了些工业,国民党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计进行压榨,非令其倒闭而后快。像生铁1941税为1。28元,1942秋便到了90元,工业酒精1943得税额是1939年得169倍,由于基本工业原料成本暴涨,下游加工产业自然是手中拮据,无力谋求发展了。关卡林立交易不畅更是常事,从国民党陪都重庆到福建要过七八十个关卡,卡卡交钱,所以这条路在工商界人士中得了个西天路的美名。第三,国民政府法币恶性贬值,国统区通胀率创造世界纪录,导致工矿业名赚实亏,“货币税”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国民党所谓“黄金十年”发展比较快的三大产业:机制面粉业,纺织业,火柴业。投资的不是民族资本家就是日资的,实在看不出国民政府干了些什么。勉强统一了货币,还把东北丢了,到了1933年,日资欣欣向荣,咱国资倒日落西山。日本之虎狼之心已明,也知道沿海地区可能卷入战争,可还是不重视后方建设,直到淞沪会战爆发后,才想起组织工商企业内迁,结果整个转移过程乱成一团,而且遭遇到大企业家的强烈抵制。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1938年失武汉之后,国统区钢产量仅为战前的3%,电力14%,水泥5%,化学1%,棉纱1%,面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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