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DS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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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自艾滋病被人类首次发现以来,科学家们除了积极寻找治疗方案外,也直在试图解开艾滋病起源之谜。艾滋病来源于非洲的黑猩猩,是现阶段被大多数权威科学家认可的观点。艾滋病被发现的二十年后,科学家才从黑猩猩体内发现病毒。和同为灵长类免疫缺陷病毒,基因十分相似。为猴免疫缺陷病毒,为人免疫缺陷病毒。他们认为,病毒变异后,从猿猴传播到了人类身上。上个世纪年代,准备上山狩猎黑猩猩的非洲人那么问题来了:黑猩猩又是怎么把病毒传染给人类的?现在大多数艾滋病专家认为,这与非洲些国家有捕食猿猴的习惯有关,他们在屠宰或食用的过

AIDS的前世今生

自艾滋病被人类首次发现以来,科学家们除了积极寻找治疗方案外,也一直在试图解开艾滋病起源之谜。

艾滋病来源于非洲的黑猩猩,是现阶段被大多数权威科学家认可的观点。

艾滋病被发现的二十年后,科学家才从黑猩猩体内发现SIV病毒。

SIV和HIV同为灵长类免疫缺陷病毒,基因十分相似。

SIV为猴免疫缺陷病毒,HIV为人免疫缺陷病毒。

他们认为,SIV病毒变异后,从猿猴传播到了人类身上。

上个世纪20年代,准备上山狩猎黑猩猩的非洲人

那么问题来了:黑猩猩又是怎么把病毒传染给人类的?

现在大多数艾滋病专家认为,这与非洲一些国家有捕食猿猴的习惯有关,他们在屠宰或食用的过程中被感染了病毒。

所以,不要再乱猜想人类跟黑猩猩有什么PY关系了。

非洲农贸市场贩卖的黑猩猩肉,价格只有其他肉类的几分之一,被称为穷人的蛋白质

不过,以上的观点都只是最合理的推测,艾滋病起源之谜到目前还不算真正解开。

毕竟第一次将病毒传染给人类的黑猩猩,或是第一次把艾滋病传染开来的病人,已经没办法找到了。

虽然,这些最原始的病例无从考证,但“第一个”将病毒传入美国的人却有迹可循。

他就是被称为艾滋病“0号病人”的盖尔坦·杜加(Gaetan·Dugas)。

“零号病人”,是指第一个得传染病,并开始散播病毒的患者。

在流行病调查中,也叫做“初始病例”。

盖尔坦·杜加

因为“0号病人”这个错误标签,杜加被认定为把艾滋病带到美国、性生活混乱,并且恶意传播艾滋病的反社会分子。

这个不幸患了艾滋病的可怜虫,还被指为艾滋病疫情的“源头”,受尽了千夫所指。

年轻的杜加

直到上一年年末,研究者才通过历史和基因分析,洗脱了他身上的罪名。

原来杜加并非臭名昭著的“零号病人”,他只是成千上万被感染HIV的一员,更不是他把艾滋病带到美国来的。

然而,这场闹剧已持续发酵了近30个年头。

空少杜加

盖尔坦·杜加,出生于1953年,是一位法国国籍的航空乘务员。

他相貌英俊,身材建硕挺拔,还带着轻柔的法国口音。

这样的条件可以说是迷倒了一大票年轻小伙子——没错,他就是同性恋者。

从20岁起,他就成了一名加拿大“空少”。

在飞行之余,他每到一处就会去各个城市的同性恋聚集地嗨,如gay吧和桑拿房等。

英俊的外貌和极具亲和力的杜加,在同志圈子里大受欢迎,他也很享受这种生活。

然而,他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

卡波西肉瘤

1980年夏天,杜加的身上无端端长出了许多红疹和紫斑。

他随后便被医院确诊为卡波西肉瘤。

卡波西肉瘤:Kaposi Sarcoma,简称KS,当时是一种多见于男同性恋人群的皮肤癌,故被称作“同志癌”。

杜加和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并不知道这是艾滋病并发症的一种。

他只知道,自己是众多同性恋中倒霉的一员,也没有想过这种疾病竟可以通过性生活传播。

所以除了积极参加化疗外,乐观的他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

因为接受皮肤癌化疗,他的头发不断脱落。

后来,他就索性剃了个光头,并在头上系一条豹纹发带,是当时最为时髦的打扮。

然而,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乐观和积极变得简单。

1981年6月,美国疾控与预防中心就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介绍了5例艾滋病病人的病史(那时候还没命名为艾滋病,杜加并不在这份名单上)。

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有关艾滋病的正式记载。

1981年6月5日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

然而,官方唯恐造成社会恐慌,并没有像大众透露太多该方面信息。

他们只是打算悄悄地调查,把这种疾病的传播源头搞清楚。

1982年,美国疾控与预防中心,就将目光投向了男同性恋中高发的卡波西肉瘤。

当时有卡波西肉瘤的同性恋患者可不止杜加一个,但就只有杜加最配合调查。

不过,也就是他的异常配合,导致了后面的悲剧。

调查人员希望他提供五年内的性伴侣信息,协助他们弄清这种免疫缺陷症的传播方式。

同其他患者的缄默和记忆模糊不同,杜加表现得十分配合。

他不但专程从加拿大赶到美国亚特兰大,接受详尽的生化检查。

此外,还自爆出了让人惊讶的性史,列出了72位性伴侣名单。

根据这份名单,疾控中心的人也顺藤摸瓜地找到了这些人,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

结果显示,很多杜加的情人,或情人的情人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病症。

杜加的坦诚,使研究人员认识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的进程大大加快。

那年的9月,疾控中心就向把这种疾病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

为了方便研究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疾控中心的调查员将所有关联的病人,以城市和序号的方式进行标注。

例如这批病人来自洛杉矶,则标注为LA1、LA2、LA3...

而另一批病人来自纽约,同样标注为NY1、NY2、NY3...

然而,在这组美国艾滋病关联图中,杜加是唯一一个加拿大人。

所以便用字母O来代替,表示“ Outside-of-California ”

问题就出在这个字母“O”上。

因为和数字“0”长得很像,很多研究人员都误以为这个字母“O”是数字“0”。

就在这么一个乌龙中,杜加成了所谓艾滋病的“0号病人”。

《美国医学杂志》上的“Patient 0”

这份错误的报告把杜加称为“0号病人”,并发表于《美国医学杂志》上。

这“0号病人(Patient 0)”和代表疾病起源的“零号病人(Patient zero)”,只是写法不同而已。

当时报告一出,媒体哪管什么是Patient 0和Patient zero就直接炸开了锅。

虽然研究人员一再澄清,并没有证据表明杜加就是把艾滋病带到美国的罪魁祸首。

但每一个报道都对杜加非常不利。

虽未指名道姓,但报道时处处暗示着这位经常往返加美的加拿大空少,就是美国艾滋病疫情的“源头”。

本来同志圈子就小,大家一下子就猜到了,杜加就是这位“0号病人”。

曾经情人对他怒不可遏,曾经爱慕他的人也对他充满鄙夷,每个人都在有意地疏远他。

...

在艾滋病的世界里,比病毒本身更可怕的是对艾滋病群体的冷漠、误解、恐惧和歧视。

1984年,刚满31岁的杜加,在病魔与舆论的双重折磨下离开了人世。

然而,他的离去并没有带来片刻安宁,这场闹剧仍在不断发酵升温。

兰迪·席尔茨

当时野心勃勃的记者兰迪·席尔茨(Randy Shilts),正在写一本关于美国艾滋病的书,想要解释艾滋病是如何席卷美国大地的。

同时,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可以在这位“0号病人”上作点文章。

《And the Band Played On》

在《And the Band Played On》一书中,兰迪即使没证据说明杜加就是美国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源,但却一直用“0号病人”称呼杜加。

最重要的是,他还把杜加描述成一个具有反社会人格的艾滋病恶棍。

称他在得知自己患病后,仍故意通过性行为散播艾滋病病毒,还推测说杜加共有2600个性伴侣。

1988年的新闻,标题声称已找到艾滋病的起因

那时正处于同性恋轰轰烈烈争取平权的时代,媒体对同性恋话题本来就敏感。

艾滋病的出现,更是被称为“同性恋”瘟疫,大肆宣扬。

这下可好,这书一出,在社会上可谓引起轩然大波。

各路媒体纷纷引用兰迪书中对杜加的描述,惊人的性史和恶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成了抨击这位已故人士的有力武器。

当时《纽约邮报》的头条就是,“那个把艾滋带到我们身边的男人”

谣言不断发酵,“艾滋病哥伦布”、“没良心”、“反社会人格”、“美国艾滋病传染源”、“疯狂滥交”等标签,牢牢地贴在他的身上。

在之后的30年里,几乎没有人会质疑故事的真实性,更没有人想要提起杜加对艾滋病研究的巨大贡献和牺牲。

毕竟,在这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总要有人出来接受整个社会的愤怒。

杜加自然也成了美国艾滋病传播史中,最臭名昭著的替罪羔羊。

各种歧视、谩骂、误解、愤恨全部发泄到杜加的身上,就连杜加的家人也难逃此劫。

Hero or Criminal?

但杜加真的有如此不堪吗?

2016年3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利用最新的技术手段“RNA jackhammering”,重新分析了70年代来自纽约和三藩市的8份男同性恋艾滋病血样,并与杜盖的血样进行了对比。

分析表明,杜加的病毒更像是后来变异的HIV,在杜盖患病之前,HIV病毒早已存在于美国大地。

这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论文,正式把杜加身上“0号病人”的标签摘除,社会对他的误解也终于消除。

此时,杜加已经去世32年。

参与研究的剑桥大学的理查德·麦凯说,杜加当时只是个青少年,不太可能拥有如此活跃的性生活,更不可能与2600人发生性关系。

他更不是媒体口中所说的反社会人格,在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他都积极地参与艾滋病组织的志愿工作。

就算有情人邀请他发生关系,他都竭力避免,有意地在弥补年轻时犯下的错误。

1983年,杜加在温哥华的一个艾滋病论坛上发言

当年,还多亏了他的积极配合和提供的72名性伴侣的名单。

疾控中心关于艾滋病和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研究,才得以进展顺利。

对待艾滋病,我们需要的是研究,而不是歇斯底里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想得艾滋病。

就算是真正的“零号病人”,也只是不幸被病毒侵噬的其中一位而已。

把某个人,或某个群体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对消灭艾滋病也并没有任何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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