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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0年第7期

“熹宗神石”绑票案

文 魏肇权

一 军代表眼皮底下发生的绑票案

1949年5月17日,武汉三镇宣告解放。5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武汉市委员会,直接受中央领导。中共中央任命张平化同志为中共武汉市委书记。6月1日,在发布该消息的同时,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宣布任命张平化为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主任谭政、另一副主任为陶铸)。

报载上述消息之后的第三天,张平化收到了一封信件。该函系“朱记石灰行”老板朱维鑫所书,称其胞弟朱维材原系国立武汉大学学生,民国二十二年刚升至二年级时因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暴露而离开武汉。当时由于情势紧迫,仓促间甚至未能回家一别,只托人捎了个口信说特务抓他外出躲避。朱维材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过,也没有给过家人书面或者口头的任何信息。倒是国民党的警备司令部侦缉队特务曾几次前来找朱维鑫,称其弟系“赤党分子”,在“赤匪头子”张平化手下效命。朱维鑫现从报载消息得知张平化来武汉市任职,故特冒昧奉函,求询是否知朱维材其人以及下落情况。

张平化收到该函件后,很是重视,他在函件中所说朱维材离开武汉后的那段时间里确实在红六军团、红二军团担任过职务,但在记忆中搜索下来并无朱维材这么一个人的印象。当然,在当时地下斗争的艰苦年代,换一个名字是正常的,所以,不能排除朱维材使用化名的可能。因此,对于朱维材其人要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张平化于是将朱维鑫的这封函件批注意见后转到了军管会军政部(当时武汉市军管会共设四个部,另三个是交通、物资、文化),要求军政部派员前往“朱记石灰行”向朱维鑫详细了解相关情况,最好借一张朱维材以前的照片来辨认。

这个任务,军管会军政部领导下达给了军代表小腾。小腾受命后,于6月6日下午三点前往汉阳城区的“朱记石灰行”。

“朱记石灰行”是一家向武汉市以及周边郊区的建筑材料商提供石灰批发业务的老商号,一向经营得不错,到朱维鑫手里已是第四代了。光从外观看去,就可知道该商号应该是有些家底的:三进三出的四开间门面,前街后河,店面、库房、居室、后院加在一起占地面积不下三百平方米。小腾登门时,朱维鑫正好不在家,其账房刘先生一面火速差人去叫老板,一面把军代表热情迎进去,穿过三道门,请其在后院的葡萄架下落座,沏茶奉烟殷勤接待。

小腾保持着子弟兵本色,严格执行纪律,茶不饮,烟不抽,让账房先生去忙着,他在葡萄架下坐等朱老板返回。刘先生这当儿还真分不开身,于是反复打招呼表示歉意就去忙碌了。小腾坐在葡萄架下,闲着无事,就观赏后院景象:后院呈正方形,东西两侧靠院墙各栽种着一片竹林,枝叶茂盛,随风飘拂;竹林前有两个花坛,正是月季花怒放时节,鲜艳夺目。院子中间是一条青砖铺就的甬道,一头通向库房,一头伸展到院门外石驳岸边,这是水乡地区此类商号的一个共同的构筑特色:前面临街,好做生意,后面靠河,易于装卸货物。

小腾的目光顺着院门朝河边望去,这才发现外面临河高高的石驳岸边那块宽约三四米的石板坪上,有一个男孩儿坐在小椅子上,面前放着一张小小的矮桌,正认真地写着毛笔字。小腾于是起身过去,站在一旁观看。这孩子大约五六岁,肤色很白,大大的脑袋,一手持笔一手按住描红簿,一笔一画地描着。小腾看了片刻他就写完了,小嘴儿一张嘘出一口气:“哦!写完了!”

小腾正要跟他说话,河上驶来了一条小渔船。孩子的注意力立刻被渔船吸引过去了,因为他发现船上拴着一只猴子,正冲着这边“吱吱”叫着。孩子乐了:“啊!猴子!”然后问那个划船的渔夫,“它干吗叫?”

渔夫笑道:“少爷,它饿了,想吃东西呀!”说着,冲猴子做了个手势,猴子立刻后肢直立,两个前肢冲孩子连连作揖乞食。

孩子大喜:“嘻嘻!你等着,我给你拿吃的去!”

小腾看着觉得有趣,遂退后几步站在门口等着孩子拿来食物。片刻,孩子双手捧着些花生急急奔了出来。小腾正要往下看时,刘先生来了,说老板回来了,马上过来,于是他就返回葡萄架下坐着。一会儿,朱维鑫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出现在小腾面前。和小腾寒暄后,就说到了正题上,从信封里拿出他多年来保存的老弟的一些资料,其中有国立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学生证,还有几张照片。小腾把张平化书记的意见说了一遍,问朱维鑫是否可以把这些资料暂时交给他带回去请张书记鉴别。朱维鑫自然点头,小腾于是就掏出笔记本,从上面撕下一页纸,逐一清点牛皮纸口袋里的东西,登记在纸上后作为收条留给朱维鑫。

做完此事,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了。小腾正要开口告辞时,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手里端着装在瓷碟里的四个很小的包子,嘴里唤着“少爷”从他们面前走过,小腾一看就知道那是给那孩子准备的点心,瞧这个女人的装束打扮和对孩子的称谓,显然是女佣。小腾把手伸向朱维鑫:“朱老板,那我就告辞了,此事……”

他的话被一阵尖锐刺耳的惊叫声所打断:“不好了!先生,少爷不见啦!”

朱维鑫闻言一个激灵,小腾明显地感觉到刚刚握住的对方那只手剧烈地颤抖着,然后不可思议地降温,瞬间就变得冰冷。小腾的反应比朱维鑫快了半拍,当即奔出院门,果然,那条渔船不见了,孩子也不见了,只留下那副小小的桌椅,上面放着笔砚、描红簿。

朱维鑫扯开嗓门大叫:“霖霖!霖霖!”

女佣夏妈也呼唤:“少爷!少爷!”

小腾当时不可能没来由地把这个情节跟什么绑票案联系起来,他所作出的第一个判断是:可能这位少爷上船去逗猴子玩了,临时另起了一个念头,请那渔夫把小船划开去让他尝尝荡舟的乐趣。

朱维鑫忽然不呼喊了,转身就往外面跑,目标是跟石灰行相距几十步的一座横跨小河的木桥。站在桥上,可以看到东西两侧河道内的情况。可是,朱老板失望了,两侧河道里没有船只,这说明两点:第一,那条渔船已经离开一段时间了;第二,此举显然不是什么为了满足六岁儿子的好奇心而实施的荡舟娱乐活动。朱维鑫的心里顿时涌上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孩子可能是被人拐走了!

朱维鑫返回石灰行时,小腾的一个发现证实了朱维鑫的预感。描红簿的下面竟然夹着一张三寸宽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

朱老板:携贵少爷一游,如欲安返,可以神石赎回,交易时间地点方式另有告知。(立早鱼)

这意思很了然:这个自称“立早鱼”的家伙绑架了石灰行朱老板唯一的男孩儿朱清霖,让朱维鑫用一件名谓“神石”的东西等候赎票通知去把儿子赎回。

小腾大惊:这是一起绑票案,一起就在他这个军代表眼皮底下实施的绑票案!

这时,朱家连同整个石灰行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一片混乱,朱老板瘫坐在椅子上,他的妻子颜氏哭号着在地上打滚儿。还是账房刘先生有主见,马上吩咐关门停业,全部伙计、学徒分成两拨沿东西两侧河道分别寻找。小腾回过神儿来,说赶紧报案。刘先生说对,立马向警察局报案!

这天是1949年6月5日,三天前,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安总局刚刚成立,但老百姓对于警方的习惯称谓还是“警察局”。

武汉市公安总局汉阳公安局接到报案后,治安科正在商议是即刻立案还是先派员协助家属寻找时,市公安总局的电话打来了。总局的电话透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坚决意志:总局决定立刻对朱家绑票案立案侦查,汉阳公安局治安科下辖之刑队选派三名精干可靠刑警参加专案侦查;专案组驻地设于汉阳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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