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中幼童:对太平军战争史的另一种解读

军中幼童:对太平军战争史的另一种解读

[英文标题]Children in the Army: Another Interpretation on the History of Taiping Movement

[作者简介]侯竹青,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徐州 221116);陈志刚,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编辑,助理研究员。(沈阳 110031)

[内容提要]军中幼童在太平军中始终存在。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期,主要为太平军将士的随军子女,强制参军的现象极少,奠都南京后始有相当一批儿童被归入军中,这既出于培养后续兵力的考虑,也与太平天国婚姻政策的失误分不开;但军中幼童所占比重极小,且主要负责侍从、后勤、杂役事务,鲜有作战行动,总体上对军民关系影响不大。至太平天国后期,军中幼童数量激增,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太平天国军事处境恶化不得不将幼童作为主要依靠力量。但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太平天国造就了一批勇猛的将士,另一方面也严重地影响了军民关系,成为后期太平军失去对广大城乡有效控制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军中幼童现象的存在与变化,已经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盛衰成败的又一个晴雨表。

[关 键 词]太平军/幼童/兵源

迄今为止,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太平军的军中幼童现象则少有人关注。①据笔者的研究,在与清军长达十多年的军事、政治斗争中,军中幼童始终存在并且愈到后期,在太平军中的比重愈高,在军事斗争中的作用愈大。对比前后期军中幼童在数量、角色、地位的变化情况,可以肯定军中幼童现象的存在及其发展变化恰恰是太平天国运动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变化的重要表征,也是研究太平军军风军纪以及军民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军中幼童现象完全可以成为太平天国运动历史的一种精巧而别样的研究视角和解读方式。

一、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的军中幼童

在金田起义之初,军中幼童主要是起义将士的家属子女,进军南京途中也很少吸收幼童。

这与太平军当时所处的极为恶劣的军事生存环境有关。太平军起义之初就遭到清军的围追堵截,只有不断突围、转移才能生存、发展。尽管其中的老幼之人战斗力不强,甚至成为太平军整体的拖累,但如果抛弃儿童和其他非战斗人员,则与上帝教日常的宣传不符,给太平军主事者的组织宣传造成被动局面。洪秀全自1843年以来的救世宣传一直宣称,普天之下的人类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兄弟姊妹,都是一家人,都应当敬拜上帝,这是他的一个基本思想。所以,男女都加入拜上帝会,且随着传教的深入,几乎是举家、甚至举族参加:“一人传十,以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亦有从之者,亦有不从,每村或百家,或数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有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②这一方面透露了举家加入拜上帝会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参加者主要是下层民众,他们在与清军的战斗中,“战必当先,掳必尽力,虽纵不去”,“攻城陷阵,皆殊死斗”③,这种情况下抛弃儿童容易造成起义队伍人心的离散。同时,拜上帝会因其思想主张与当地维护孔孟儒家正统思想的士绅阶层及其组织的团练在起义之前已经形成尖锐的政治、军事对抗局面。当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④这样起义军将士的子女就无法在当地留存隐藏,那样不啻投羊于虎,留下者势必遭致清军和当地团练的搜剿屠杀。按照大清法律,谋反者将会受到灭族的惩罚。为了免于清军的屠戮,参加拜上帝会的人,不管老幼,全部都要加入太平军并随军行动。太平天国后期重要将领黄文金的堂弟黄文英在江西巡抚衙门的供词就称自己:“十三岁同哥子(黄文金)跟天王到天京。”⑤

在起义军离开广西、进占武汉之前,沿途也曾收留、吸纳许多兵员,但仍以青壮年为主。太平军攻占武汉后,就曾在那里吸纳了大量兵力,但时人所记载不过是男女青年而已。⑥这可从当事人的亲身经历中得以佐证。陈思伯,武昌人,当太平军进入武昌劝他加入太平军时,遭其拒绝,后来“众贼壮之,劝予从降,可保一家,即出红巾裹头。……当贼逐鄂民上船之际,予嘱冶臣伯,预带眷属,悉藏朝阳巷内小屋中,闭门不出,阖家幸免同去”⑦。太平军离去后,城中“男妇未从贼去甚多”⑧。实际上,在残酷的战争时代,出于政治和军事需要,太平天国决策层不可能不加选择的把所有武汉青壮年都“裹胁”而去。吸收壮丁尚且如此,对于吸收幼童参军,太平军就更加谨慎。

事实上,为了获得民众的支持,太平军在起义之初便制定了严禁掠夺幼童的法令:“凡我们兄弟在乡村驻扎,不得强带他人子弟做自家子弟,违者斩。”⑨调查资料表明,太平军进驻广西玉林县沙粒坡村时,“因大人不知情况都跑了,把小孩藏在灶肚内”,太平军把“小孩抱出来,就逗着说:‘你们这些牛仔’”。⑩这些儿童是否被太平军所带走,史料没有记载,不敢妄加揣测,但暗示出在起义之初太平军是遵守军纪法令的,因而在民间留下了和蔼可亲的印象。但对于自愿从军意愿特别强烈的幼童,太平军也允许收留。按照规定,凡是军中的老兄弟——以发长五六寸为准——均可将民间的子弟收为义子、义弟或负责勤务的侍童,名曰“带娃崽”。不过,这样的规定是选择性的,带也可,不带也可。毕竟,战争需要战斗人员,它对人口结构有特殊的要求:年龄上,青壮年为主;性别上,男性为主,军队中不宜有太多的幼童存在。从金田起义直至南京途中,太平军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根据地,在转移突围战中,虽然这些幼童在战斗中会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但因体力、能力所限,行军时需加以保护,容易成为负担。实际上,1852年4月太平军在永安突围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下令“老兄弟准带眷属,余概不准,犯者斩”。(11)永安突围后,清军追击,在龙寮岭下的平谷冲一战中,太平军损失2000人,伤亡惨重,很多老弱妇孺亦遭到残杀。(12)此后,太平军绝少吸纳幼童,以利于太平军行军。太平军攻占武汉后曾吸纳了大量青年妇女,但仍不吸纳儿童。(13)

奠都南京后,太平军开始强制性地吸纳大批儿童作为后备兵员。

占领南京后,太平天国将行军中的男女别营和圣库制度推广到全城,实行原始的共产主义政策,城中男孩被强行收养。对此,时人有大量的记载。《患难一家言》记载:“男则童幼者纂取去役为奴或为子,少壮尽掠之入营为兵。”(14)《可园备忘录》则记载了作者的内弟锦泉因怕被掠从女馆逃了出来的事情。(15)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男女别营的结果,老人和幼童被强行驱入老人馆居住,“六十岁以外、十六岁以内,名日牌尾,方准居之。”(16)另一方面,出于培养太平军后备兵源的需要,“带娃崽”的自愿政策开始发生变异,强制吸纳极为普遍。《金陵被陷记》云:“民之幼老,十岁至十五岁,多掳去为子。”(17)《苏台麋鹿记》亦曰太平军“喜掳幼孩,自十二三岁至二十岁以内者”(18)。《金陵杂记》也记载被招纳的幼童年龄在十一二至十七岁之间。(19)太平军显然看到了幼童作为后备兵员的巨大潜力:儿童天真无邪,易于教化,从小对其进行教育,能为太平天国培养一批忠诚的太平军将士。《粤匪纪略》的作者张秋远在天京城中呆的时间长,对太平天国的事情记载的更详细。他记载为“贼所掳百姓,年十六至五十岁者,名牌面,又名精兵。十五岁以内,五十岁以外者,名牌尾,又名守城兵。”(20)不过,笔者在查阅太平天国的后期的兵册时发现,在军营中17岁(包括17岁)以下的幼童主要是看馆、放马、煮食,而且军中还有6岁的幼童。(21)显然,幼童被划定为守城兵是基于太平军的培养期望,而其日常工作任务则是负责后勤、杂役工作,与直接守城无关。只有少数年龄稍长、具备作战能力的幼童才被分配到一线作战部队,执行作战行动。对此,为曾国藩收集情报的张德坚曾有记述:“(太平军)凡临阵攻城,亦惯用童子为倡,以童子皆不畏死,无不以号叫跳跃为乐者。且手足轻便,往往登高涉险如履平地,更有捷若猿猱之童子,倏忽至前,为人所不及防,轻瞬而去,为人所不及追”。“久之贼目曲尽调护,且恣纵之,居然以贼中为乐土,耳闻目见,无非邪说暴行,遂习而与之俱化,效其杀人放火,无所不至,随贼愈久,残忍愈甚。”此外,童子“年少喜动,臂力方刚,久经战斗,数见不警,尤神安而气足,无一切系念;受贼恩育,一心事贼。虽死不悔,临阵勇往直前,似无不一以当十”,“是今之童子皆他日巨贼”。把童子看做是“巨贼”之外的心腹大患,是“太平天国熟思计虑而为”。(22)虽然张德坚的话充满了污蔑之词,但反映了太平军吸纳儿童的一个目的。陈玉成从一个儿童军转变成一个出色的军事将领即是例证。

但是除了在太平军占领的城市外,太平军中禁止掠夺民间儿童的政策法令还是在严格执行的,不够级别而以“带娃崽”名义乱掠儿童是要受到军纪处分的。这从太平军在初克城市禁止强迫成年男子参军可以得到侧面证明。例如,1856年石达开部下赖裕新奉其命令拟安民告示,其中一条为:“凡官兵如有捉带良民子女者,及有敢犯奸淫者,调戏妇女,沿途掳掠良民财务者,民宜当即扭禀,谕罪处斩。”(23)这类告示在太平天国前期并非形同具文,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春官正丞相胡以晃率军攻克庐州,即着人手执令箭,鸣锣宣告:“合肥兄弟们听着!士农工商,各执其业,愿拜降就拜降,不愿拜降就叫本馆大人放回,倘不放就到丞相衙门去告”。周邦福是开米店的砻行商家,克城后,他的店铺中住着太平军。其间,太平军采取威吓手段使他“拜上帝”,但他本人坚持不愿“拜降”,太平军最后就奉送钱文放其回乡。此例子虽然是禁止强制成年男子参军的,但从侧面证明了太平军的法令是得到遵守的。这也可以反衬出太平军禁止掳掠儿童的法令还是有相当的效力的。

不过,令人预料不到的是,太平天国前期实行的错误的男女别营政策,却使一些军中幼童意外地成为部分南方将士变态性行为的侵害对象。

拆散家庭、男女别营是太平天国初期的一项重要政策,此政策苛刻、不近人情。传统家庭在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一是亲情给予人们心理上的安慰,而养老送终则给人一种归宿和安全之感。(24)以严刑峻法为后盾的男女分营制度,则使传统社会人们解决生理、心理需要的途径被堵塞。在禁欲的氛围下,民众冒死犯天条的比比皆是,“每踞一城,时有抬人头两颗鸣锣游行于市”。但“男子强奸和奸之案则从无犯者”。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盖贼多无赖恶少,此风最甚,凡见俊美子弟如获至宝,或认为公子,或带为老弟,同居一室,虽有分床之令,更深夜静,其谁察之?况夫比比皆然,互相回护耶”?(25)张德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号:在严酷的刑罚下,鸡奸和同性恋是军人解决生理需求的一种手段。与成年人相比,儿童更易控制,因而成为太平军将士的首要人选。

太平军内部出现此类事件或令人惊诧,但实际上,自明代后期以来在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江南地区就开始出现、流行追求性自由、性放纵的观念,其表现之一是男色的盛行,晚明以来江南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契父”“契兄弟”现象。加之,中国自古以来收养义子之风盛行。当时,不论是太平军还是清军中均存在以收养幼童为名而行同性和奸的行为。时人对此不乏记载。史料记载真州有一个名叫刘寿曾的人,他在1856年被太平军带走,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1857年初逃离太平军,到了清大营,却不幸地遇到清军营弁“唐君者,欲以予为螟蛉,言于向君(另一位营弁——笔者注)”(26),遭到向的拒绝后,唐企图采取强力手段,但被向君设计让寿曾逃脱。由此看来,少数太平军这种变态性行为在清代是有一定社会基础的,特别是到了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太平军中的大部分战士来源于江南地区,在婚姻和性生活遭到法令限制、禁锢的情况下,以军中幼童为目标的同性和奸行为有所增加也是势所必然。

由于此类事件极有伤风化,太平天国不得不以严刑峻法加以威慑,太平军法律明确规定:“凡奸老弟,如十三岁以上皆斩,十三岁以下,专斩行奸者,如系和奸皆斩。”(27)且执行极严,甚至曾出现藉机倾陷报复的大案。据《金陵癸甲纪事略》记载:“伪典炮将军李俊昌,国医之弟也,性残刻。有书吏湖北宋姓,并其幼子在馆,偶有小过,打幼子二百,宋怨之,因迁伪天官丞相处。一日有小僮逃出,宋见之问,以鸡奸难受故逃。宋即扬言于指实指挥禀东贼,即挈俊昌下东牢,国医为之谋,威迫小僮供系宋姓指使,宋因被杀。”(28)此事事后虽查明实属冤案,但既引致太平天国决策层杨秀清的亲自干预,从重惩处同性性行为的政策倾向就由此确立,《金陵杂记》记载:“去春,群贼中多有犯鸡奸者,贼国审系用强,即将其人五马分尸,和即皆杀。嗣后指有指被鸡奸者,遂将该童毒打,必致认诬而后已。从此即未闻有鸡奸之事矣。”(29)

事实上,此类事情并没有消失,前述史料证明它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只是出于严厉的刑罚,不再声张而已。尽管1854年底1855年初,迫于形势的需要,太平天国废除了男女别营制度,但并不彻底,并非人人均可娶妻生子,而是要求男子必须达到一定的官阶才能娶妻。据载:“自丞相以上,始得有妻,然亦必须禀明庥天安(后期驻守平湖的太平天国将领陈玉书),其下则不能也”。(30)既然连卑官尚且不能娶妻,士兵自然更是无从谈起,因而幼童仍然是他们的发泄对象。一位士子在1860年被掳掠到太平军军营中,一位姓金的裁缝对他说:“称呼江北老长毛,当以大人呼之,童子虽系江南人,贼掳为己子,名为父子,其实是龙阳君,当以公子呼之。”(31)

但总体而言,由于法律的限制和约束,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期太平军将士通过“带娃崽”的政策吸纳儿童的空间有限,征召幼童之风,并不甚厉。军中儿童的数量虽较起义之初大量增加,但在整个作战部队中所占比重并不大,军中幼童的数量也并非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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