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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常能听到提前超额完成任务,而学习西方管理经验的现在企业怎么总觉得任务难以完成呢?从这个看西方管理并不先进,而且很落后,更大的体现了剥削与被剥削者的对立,不能将劳动者的积极性发挥出来,西方那套也很难让员工把积极性发挥出来,之所以还要拼命去做,是因钱,因为要活着。

西方的管理和福利待遇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的资方只要西方管理,却不给西方的待遇,只要对自已有利的,却逃避自己的责任,这件事也反应了资方的贪得无厌和劳方的无可耐何。现在的中国缺少孙天帅,这些员工实际上是精神下跪,现在是私企满地,一切向钱看的时代,面对压榨,精神下跪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很多人去骂这个女人,其实中国的企业像这样的管理层是大多数,主要在私企里面,这样的人是那些老板的最爱,他们在那些老板那里不会受什么处份,而且会更加重用,私企老板不会在意会思考的员工,富士康十几跳之后,河南,四川派出超百人团队去富士康做打工族的思想工作,连跳才止住,资方要在这方面努力。

邓公曾说中国现在已没有阶级,这句话在当时是对的,但现在不管你承认与否,阶级是确实存在的,当然现在由于中国法治的完善,也不可能在去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耗了,但中国怎样才能解决这个贫富差距问题,让人与人之间从精神到物质上都能感觉到是平等的呢?

我说下我的想法,希望抛砖引玉,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主意。

我的想法是两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公有制教育,培养科技创新,鼓励创新,由于公有制这些年被抵毁,污蔑,一提公有制好多人都会想到缺乏创新能力这种被捏造的话。没有扎实的基础教育和完备的工业体系,创新只能是乌托邦,这一点印度是很好的证明。

第二是遗产问题,中国应鼓励扶持私企,人多挣钱是为了证明自已的价值,他去世后遗产可不可以定一个遗赠后人的额度,比如一百万,一干万,其余捐献国家或做公义慈善。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那么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商人应该承担一种什么责任呢?邓公曾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现在一部人已经先富了,那么他们的责任是带后富。这个责任应该写入宪法,有利执行,当然不带也不会把他们怎么样,但就没有资格往政界混了,其实现在地方人大代表不少是有钱人,他们并没有尽到富人的责任,想往政界混的富人,给他们定的扶贫指标,作为是否能从政的指标之一,当然光扶贫是不行的。

各位铁友,小弟抛砖引玉,望大家指点😄😄😄😄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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