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 贰臣与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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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翻看《清史列传》,看到《贰臣传》,联想到了当下的“裸官”问题。“贰臣”当然不同于“裸官”,但二者还是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贰臣是亡国之后不忠于旧朝,投靠新朝,是所谓的“两截人”。“裸官”是国家还没事就做好两手准备,有贰心。相比之下,裸官比贰臣更可怕。古代没有裸官,只有贰臣;现在国家太平安定,但有那么多的裸官,一旦国家有事,毫无疑问这些裸官大都会成为贰臣。有很多裸官在被双规审查前提早得到消息,跑到了国外,因为早就偷偷办好了绿卡蓝卡之类的,也就成了外国人。这些人实际上也算是“贰臣”,是和平年代的贰臣。从

翻看《清史列传》,看到《贰臣传》,联想到了当下的“裸官”问题。“贰臣”当然不同于“裸官”,但二者还是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贰臣是亡国之后不忠于旧朝,投靠新朝,是所谓的“两截人”。“裸官”是国家还没事就做好两手准备,有贰心。相比之下,裸官比贰臣更可怕。古代没有裸官,只有贰臣;现在国家太平安定,但有那么多的裸官,一旦国家有事,毫无疑问这些裸官大都会成为贰臣。有很多裸官在被双规审查前提早得到消息,跑到了国外,因为早就偷偷办好了绿卡蓝卡之类的,也就成了外国人。这些人实际上也算是“贰臣”,是和平年代的贰臣。从历史上看,贰臣极少有好结局。数千年王朝更迭中,每一次改朝换代都造就一大批贰臣。贰臣因不能临危授命,未能挽救旧朝之覆灭,贪生怕死不能殉国,归降新朝,在道德上大节有亏。在历代王朝中,贰臣都始于荣而终于耻,一开始可能风光一时,但后来后世总会受到政治道德上的贬斥诅咒。尽管由于时代背景不同,道德标准可能有所变化,但朝三暮四、贪生畏死在任何当政者眼中都会被视为污点。在政权兴起初期,当权者会不遗余力地延揽先朝旧臣,但当江山稳固之后,必然大力强调忠诚不二,贰臣们就往往成为反面道德典型。比如明太祖朱元璋招纳蒙元降臣时声称:“天下纷争,所谓豪杰者三:易乱而治者,上也;保民达变,知所归者,次也;负固偷安,身死不悔,斯其下矣。”但政权稳固之后,他对仕明的前元旧臣危素很不客气,抓住他事二主的污点加以羞辱。

实际上,早在上古夏商周时代即已出现所谓贰臣,但当时的人尚并不以转事他主为耻。由商入周的箕子、微子是贰臣,但还不是最早的贰臣。最早的有史料可查的贰臣是商初的伊尹,但孟子对伊尹评价很高,将他与伯夷、柳下惠并提,认为伊尹与洁身自好的伯夷、不辞小官的柳下惠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都是“仁”的表现。孔子的弟子子贡曾质疑管仲不为公子纠死节,反而为旧主的政敌齐桓公效力,孔子却认为,为旧主死节、以身相殉不过是匹夫匹妇的小节,真正的圣人当以弘道为己任,出则以利天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春秋战国时也讲忠,也讲“不贰”,不过春秋战国时“贰”和后世有一定区别。那时身事二主尚未被看成多么严重的事。比如晋文公重耳出亡时,寺人披曾受晋献公之命追杀他,重耳文公回国即位后,寺人披求见,重耳记恨旧怨,拒绝见他,寺人披振振有词地说,无论是当年受献公之命追杀文公,还是今日欲为文公效力,都是忠君不贰的表现。当年他是献公之臣,受君之令,除君之恶,理所当然。现在献公己死,文公即位,便是名正言顺的新君,他也将尽心尽力地忠心事奉之。忠并不是从一而终,而是“临患不忘国”,忠臣的标准不是至死不换门庭,而是对所事奉的君主能克尽臣道。对“忠”的这种理解是由春秋战国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的。那个时代,社会剧烈动荡,政权易主、侯国灭亡频仍,时人习以为常,士人一生只事一主在客观条件上亦不可能。士人在志不获展时出奔他邦,楚材晋用,乃至如战国纵横家那般朝秦暮楚,凭借个人才智辗转于多国之间,被时人认可。连孔子都周游列国,寻找机会,有“吾岂鲍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的表白。孟子也曾游说魏齐等国。春秋战国时所说的“贰”指为了自身利益而背弃乃至出卖故主以讨好新主。春秋时郑厉公侵郑,俘获了傅瑕,傅瑕为求生而出卖、残杀故主,郑厉公后来杀了傅瑕,称傅瑕为“贰”。战国后期,燕军侵齐,知王蠋贤而欲用之为将,王蠋回答:“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遂自缢殉国。

王蠋终属个别现象,真正意义上的贰臣出现在君权高度集中、臣节观念形成的汉代,但汉代仍有很多贰臣并不认为自己身仕两朝甚至异族有道德问题。汉初,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臧衍、韩王信、陈豨、卢绾等重要人物纷纷投靠匈奴。汉武帝时,李绪、管敢、卫律、李陵和李广利等人投降匈奴。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之后,汉匈关系再度紧张,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司马丞韩玄、右曲候任商等纠集吏卒数百人杀害戊己校尉刀护,自称废汉大将军,带领二千余人投奔匈奴。投降匈奴的官员大多受到匈奴单于的器重,如卢绾被匈奴封为东胡卢王,李陵被立为右校王,卫律被封为丁灵王。赵信娶单于之姊为妻,李陵和李广利都娶单于之女为妻。投降匈奴的官员亲属受到牵连,最有代表性的是李陵。李陵是“飞将军”李广之孙,原任骑都尉。汉武帝时,汉朝与匈奴发生战争,李陵被匈奴俘虏后投降。汉武帝十分恼怒,杀害了其母及其妻子儿女。群臣都附和汉武帝,谴责李陵,只有司马迁出面为他说话,结果遭到了宫刑。李陵的友人苏武出使匈奴,李陵见到了苏武,面对友人,李陵很是愧悔,但不是因为投降匈奴而愧悔,他始终认为,他在战争中尽了全力,朝廷不发救兵,他死战至绝境,不得已才投降,并没有辜负汉朝,没有什么值得谴责的,反而是汉朝待他不公,他宁愿老死异域也不肯重归故国,声称“丈夫不能再辱”。

西汉末期,政治上封建大一统,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三纲五常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臣节成为判断士人行为的重要标准,君臣之义成为一种无可逃避的政治义务。两汉之际,王莽篡权,不少人誓死效忠汉室,不肯接受新莽任职。但投靠新莽政权的士人还是占了大多数。崔篆曾拒绝王莽党羽甄丰的推荐,王莽打击政治异己,崔篆亲属又依附新莽,在此情况下他被迫出仕,在任期间平反冤狱,多有政绩。东汉建立后,有人荐举他出仕,他深以曾仕新莽为耻,觉得有愧汉朝,坚决不肯再仕东汉,并作《慰志赋》表达愧悔之情。光武帝刘秀复汉之后,大讲君臣之道,大力宣扬表彰臣节,“事君无二”成为臣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东汉末桓帝时起,朝政混乱,兼以两次党锢之祸对士人的摧折,东汉初建立起来的士风臣节趋于瓦解。此后朝代更迭频繁,常常是臣子篡位夺权,本身合法性就颇成问题,当然也无法理直气壮地向臣下强调忠君之道。在以力相争的时代,各个政权都采用实用主义用人方略,对节操的要求放得相当宽,失节贰臣反而得到重用,对于忠君观念是强烈的冲击。禅让丑剧不断上演,政权的神圣意味被消解,帝位更迭频繁,没有多少人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乃至肉体生命系在不断更迭的政权上,官绅士族大多身事两朝乃至多朝,且不以此为耻。在他们看来,家族的利益、个人的政治理想和功名欲望的实现才是重要的。比如褚渊家族世代与刘宋宗室联姻,褚渊又受知于宋明帝,领吏部尚书,荣宠备至,明帝死后顾命辅佐幼主,却很快即倒向萧道成,助其篡宋而自立。

魏晋至唐末,王朝更迭时,转事新朝的大臣太多,但官方史籍只以“先朝旧臣”称之,不称“贰臣”,并无道德上的指责。但像唐代“安史之乱”中投降叛军的官员则属于另一种情况。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文官武将有的跟随唐玄宗出逃,有的追随太子到了灵武,有的积极抗击叛军,很大一部分投降了安史叛军。仅广平王李俶率军进东京时,就有300余名曾投降叛军的官员素服悲泣请罪。主动投降叛军的文官武将大都门第显赫,如张均、张垍、哥舒翰、陈希烈等,他们投降后大都出任安史政权的高官,他们的主动投降助长了安史叛军的气焰。他们的最后下场大致相同,或被杀头,或被流放。

五代之际和魏晋南北朝有相似之处。因为政权更迭频繁,每任开国之君所接收的几乎都是前朝的原任班底。为君者不以任用前朝旧臣为忌讳,士人官僚更是普遍视改朝易姓为正常现象,政权易帜则立刻转事新主,无臣节可言。从朱温代唐到赵匡胤建宋,走马灯般更迭了五个王朝,在这样的时代,士人想“从一而终”很难。连对五代士风批评最严苛的欧阳修也承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不能对士人的节操要求太高。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死节传》仅收录三人,仕两朝乃至多朝者比比皆是。最有名的是冯道,他一生为相二十余年,历事唐晋汉周四朝,加上契丹,共五个政权十位皇帝,他自号“长乐老”,自谓“孝于家,忠于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孙”,欧阳修痛斥他“可谓无廉耻者矣”。但冯道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名声却很好,他的声誉来自政治事功实绩和为人处事的道德品行。冯道虽历事多主,臣节有亏,但他确实有实际才干和胆略。他虽不讲究从一而终的君臣之道,但在其他方面笃行传统儒者准则,他在《长乐老自叙》中夸耀说:“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如不谈臣节的话,冯道的《自叙》说得还是对的。另一个例子是郑韬光,七十年事十一君,虽历事多主,却仍保持着儒者风范,在为政与人格方面值得称道。《旧五代史》的编撰者主要是五代旧臣,多数人也有事二主乃至多主的经历,他们更能理解冯道这样的贰臣的道德窘境。在《旧五代史》冯道本传中,撰史者认为他“事四朝,相六帝”的行径与忠德相悖,但明显是同情理解多过谴责,叹息云:“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

到了宋代,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有感于士人廉耻扫地,君臣伦理沦丧,特设《死节传》记录死节之臣,至于历事多朝的大臣则入《杂传》,以此区分而示褒贬。五代时世道混乱,臣视君如佣保事主,主易则改役,习以为常,君臣伦理规范遭到严重破坏,政权的统治基础受到威胁,所以欧阳修疾呼礼义廉耻,张扬臣节,甚至援引因手臂被男子牵引而挥斧断臂的节烈之妇的极端事例,来激励习惯于忍耻偷生的士人们爱惜名节。司马光以夫妇比君臣,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贰,这是人道之大伦,一旦废弃,天下就会大乱。欧阳修认为,作为臣子,如果大节有亏,政治才干和事功实绩都可以略而不论,就好比女人,如果不守妇德,长得再美,女红再巧,也不值一提。在宋代学者看来,不事二主的大节是君臣伦理中最重要的内容。欧阳修未经五代乱世,对当时的贰臣缺乏理解,为针贬乱臣、表彰忠节,对五代时的贰臣群体大加挞伐,对其事迹进行大规模删削。欧阳修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如清人魏禧所说:“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知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二者皆从不忠不恕生出。”欧阳修的《杂传》可以说是清中期乾隆帝设《贰臣传》的先声。虽然欧阳修试图将易主改节者列入《杂传》令其遗臭万年,但北宋时普遍的社会舆论对身事二主的行为还没有多少谴责,士大夫也普遍采取较宽容的态度,如王安石、曾巩、司马光等对曾仕新莽的扬雄评价很高。反复强调臣节的是理学家,比如程颐就认为扬雄只知求生,不知君父,品行无足观。程颐认为:“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南宋的理学家朱熹更认为君臣、父子之理亘古亘今不可移易,贰臣行为违背了神圣而至高无上的“天理”。

到南宋灭亡,不少士人心怀故国,借诗词抒发遗民情怀,形成了一个遗民群体。但投降蒙元的文武大臣数量更多。有的在战败后投降,如崖山战败,陆秀夫部将翟国秀、刘俊、凌震等缴械投降。有的是因为亲属被元军挟持而投降,有的被部下挟持而投降,有的因主将死亡而投降,有的是跟随主将投降。但大多数是主动投降。南宋灭亡前夕,很多将领将自己手中的军队当作筹码,与元军将领和先已投降的南宋将领谈条件要好处。元军屯驻寿昌,黄州守臣陈奕派手下到寿昌请降,向元军提出授予自己高官显爵的要求,伯颜答应给他沿江大都督的头衔,他大喜过望。那些位高爵重、久沐皇恩的将领本应为王朝殉节,却抢先投降,其他将领跟风而降,几乎没有多少顾虑和心理压力。有的将领还是觉得不好意思,于是找出种种借口。其中一种常用的借口是,投降了可使城中百姓免于杀戮,因为蒙元对坚决抵抗的城池常常实行屠城政策。龙州守将王德新向元军表示:“能活一郡生灵,即当效顺。”大获山守将杨大渊在投降前“遣子乞活数万人命”。有的降将为自己投降找的借口是,贾似道当国,南宋政府轻视武人,所以投降蒙元。大多数降臣只求保全性命和富贵利禄,内心深处甚至不存在道德与功利选择的矛盾,为了获得更多好处,有的想尽办法向元军将领献媚,如吕师夔设宴招待伯颜,安抚钱真卿竟选了两个赵氏宗室女子献给伯颜,遭到了伯颜拒绝。南宋将领投降后,充当蒙元的马前卒,在蒙元夺占江南的战争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他们或进言献策,或东征西战,或劝降亲友。在战争中,南宋降将对付宋朝的所作所为,比起蒙古军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在战争中对自己同胞进行疯狂屠杀,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降将管如德拜见忽必烈,拿出忽必烈赏赐给他的宝刀说:“陛下向所赐刀,从军以来,刀缺如是矣。”刀之所以缺,是因为杀的南宋同胞太多了。这些降将贪婪无耻,凶狠残暴,禽兽不如,根本不算是人类。比如蒲寿庚尽杀南外宗室,追杀南宋皇帝端宗和末帝,投降蒙元,被任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终元代一朝蒲氏家族掌控海上贸易,独霸市舶。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对蒲氏深恶痛绝,下令将蒲氏族人充军流放,为娼为奴,永不得登仕籍。又诏令另一南宋降将黄万石的子孙永不得仕宦。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没有高尚的信念支撑,生命保全、利禄诱惑会促使臣子选择投降。即使是那些遗民,新朝利禄的诱惑也是很大的考验。不少南宋遗民经受不住利禄的诱惑,不能忍耐清寒,不久投靠了蒙元政权。一个例子是叶李,叶李在宋亡后归隐富春山,元世祖下命搜求遗逸,地方推荐了叶李,叶李一开始拒绝了,但第二次征召时,叶李出山了,到了京师被封为集贤大学士。叶李本有利禄之心,一开始不好意思,怕遗民群体指责,到后来终于经受不住利禄诱惑。另一个例子是赵孟頫。赵孟頫是宋太祖之子秦王德芳之后,一开始与遗民群体交往,但到了至元二十三年,经不起蒙元利禄的再三诱惑,入朝仕元,当时很多遗民都深为叹惜,有的与他绝交,如郑思肖拒见赵孟頫,赵孟頫去看望从弟赵孟坚,赵孟坚关在门外。至元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蒙元政权大规模搜求有名望的儒士。面对着蒙元政权的屡屡辟召,有的遗民守节不移,如谢枋得被强行征召,就以绝食殉节。但更多的遗民还是应聘踏上了仕途,南宋遗民群体很快瓦解。自元仁宗皇庆二年后,在继续遣使搜访儒士的同时,又恢复了科举制度。很多士人经受不住科举的诱惑,连曾协助文天祥抗元、时年七十五岁的赵文听说开科举也动心了。更多的遗民让儿孙去参加科举。方凤八十一岁时亲手写诗一章介绍其孙婿吴莱去大都参加进士考试,请其在京做国子助教的弟子柳贯多多关照。

产生贰臣数量最多的是明清之际。在明亡清兴沧桑陵谷骤变的时代,成为贰臣的士人官绅数量惊人。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明政权官员中死节者寥寥,仅有范景文等二十余人,绝大多数官员归降李自成大顺政权,据《甲申传信录》载,三月二十一日文武官员入朝者达三千余人。据《赤眉寇略》载,各官入朝争投授职名单,场面拥挤,混乱不堪,自晨至暮忍饥以待命者达数千人。《燕都日记》认为归降李自成大顺政权者多达四千余人,实受大顺政权官职的明朝官员也有二百多人。到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前明官员照旧录用,在京的明朝官员除部分南逃外,大多数接受了清政权的委任,投诚接受满清官职的明朝官员中,相当一部分人有过降于大顺政权的经历。顺治二年四月,豫亲王多铎率军大举南下,弘光帝连夜逃离南京,马士英亦奉太后逃往杭州,留在南京城内的南明文武官员包括钱谦益在内数百人出城迎降。《爝火录》记载,南明政权文武数百员,马步兵二十余万,死节者寥寥无几。《南疆绎史》载,户部郎中刘成治看见南明官员列队前往清军兵营投降,愤而大呼:“国家养士三百年,岂遂无一忠义,以报国恩?”于是自经殉国。南明政权灭亡后,各地由明宗室建立的奉明正朔的地方政权纷纷而起。清军与这些地方政权作战的过程中,俘获招降了不少明朝官员。清初贰臣的第三个来源是举荐。顺治二年开始征召山林隐逸及前明文武举人进士,其后令督抚每年荐举一次,后改为两年荐举一次,直到康熙二年方停。那些率先降清的明朝官员举荐尤为出力。顺治元年清军入京即首先迎降受职的贰臣宋权、金之俊、沈惟炳、曹溶、王鳌永等荐举了陈名夏、成克巩、王永吉、党崇雅等。顺治九年至十一年间,吴伟业、方拱乾等人多次被举荐。王士祯《池北偶谈》统计清世祖顺治帝在位期间拜相的汉大学士共18人,其中以明臣仕清者多达15人。顺治五年七月,清朝初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左都御史各一员,即所谓“七卿”,清廷首任汉尚书七人全为贰臣,除徐起元外,均是顺治元年五月清军进京城时投诚的。

明代士人待遇优厚。不要说国子监学生,郡县之学的生员都由国家供养,给钱给米给鱼肉,还免赋役。一旦中了科举,进入仕途,待遇更为优厚。然而正是这些熟知道德教义、享受朝廷供养的士人,在国破家亡之际的表现令人齿冷,毫无气节。明代科举制度高度完备,士人队伍庞大异常,到了晚明,天下生员数量不下五十万人。士人数量激增,难免泥沙混杂,总体素质下降。士人的身份不再意味着弘毅和兼济天下,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来源。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仕进,仕进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禄。仅有士的身份,却没有士的心胸精神,国家危难尚未临头,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士人在精神上迷失和堕落了。明代科举试的考察范围虽然以四书五经圣人之言为主,但纯粹为文字游戏,儒家经典的深刻内涵,儒家反复强调的道德修养被置之不顾。考生争相猜题押题,最后连对儒家经典本身都少有真正熟习者,考生奔竞躁进,依靠不正当手段骗取功名,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明季北略》记载,李自成攻入京城,崇祯帝自缢,谋士宋献策与李岩散步偕行,见有僧人设案供养崇祯灵位,诵经礼忏,而前明降臣绣衣乘马而过,全无惨戚之意,两人很是感慨。李岩说:“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核之至矣。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能多见也?”宋献策说:“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曰:‘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焉。’‘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始得至此地位。大臣非此一人,我即独死无益。’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谓功名是己所致,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漠不相关也。可见如此用人,原不显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责其报效,不亦愚哉!”在竞争激烈的科举选拔制度下,士人寒窗辛苦,功名到手不易,高官厚禄在他们心目中根本就不是朝廷和君主的恩赐,而是全凭个人努力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既然如此,国破家亡之际,也就谈不上以肉体生命或政治生命为君主陪葬,士人争相弃旧事新、改节易主而不以为耻,也就可以理解了。

晚明士人而后改节仕清的宋征舆在《报曹鲁元书》一文中说:“盖出处之道,士之不讲也久矣,非可尽责士也,时为之也。”上古时代君主求贤若渴,士人地位高且身份自由,隋唐设科举后,“不曰求士,而曰取士”,“相沿日久,其法日密,于是尽驱天下之乐功名怀利禄者,罗而试之,窘之辱之”,出而为谋生、为功名利禄己成为士人不得不然的选择,出处之道只能是一句空话:“当此之时,而欲仰首伸眉,高论出处之节,谁信之哉?”他坦率承认:“至如仆者,先朝之末,三应省试,为子衿十五年,一旦国亡,谓圣朝从东北来,制科当遂废罢,怅然望绝。不意崇德之世,先已举行,乙酉遂遵故事。当时自喜见收,贸贸而出。”国家覆亡,异族入主,宋征舆首先担忧的是满清政权可能会废弃制科,担忧的是自己的未来前途,得悉清政权效法明制开科取士,喜出望外,立即欣然报名,全然不觉得自己应试于清,有什么辜负明王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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