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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发表了英国“脱欧”谈判立场的演讲。这位时髦的政坛“铁娘子”,果然没有辜负批评者和支持者的期待,在放弃欧盟内部市场、接受在议会投票等问题上,传递出某种确定的信息。此外,她还透露出由12个要点构成的“脱欧”路线图。

大多数英国媒体都赞扬了特雷莎·梅在演讲中的坚定口吻;而对欧洲主义者而言,借用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语,梅的演讲 “令人悲哀”——他们通过梅的态度看到了英国“脱欧”不可逆转的预兆。

伦敦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断绝与欧盟的一切制度纽带,梅姨为何如此决绝?在脱欧这条路上,等待着英国人去面对的残酷现实将是什么?

1追随百年“世界梦”的“硬脱欧”

1910年的某个星期六早晨,在伦敦牛津街背后的安静公寓里,身穿苏格兰花格呢的绅士一边品尝产自锡兰的英式早茶,一边翻阅刚刚送达的全球邮购小册子。

他的床头放着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那本畅销17个国家的《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书中一再强调:金融、贸易和工业体系的连环锁扣以及互相依赖的特性,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国际政治气候。

这时,居于帝国心脏的子民们在商品、资本和人员近乎自由流动的经济体系里予取予求,整个世界俨然英国的“采摘园”。白金汉宫前不时有廓尔喀雇佣兵列队经过,城市的另一侧,进出港的大宗货物令西印度船坞应接不暇。

这不仅是对100年前英伦生活的描述,也是当下英国人对未来10年的期待。被欧洲一体化进程“遮蔽”40之久的英国,决心回归“全球性大国”(A Global Britain)的身份。在此之前,它三心二意地顶着“欧洲国家”这个头衔。

英国的“世界梦”并不比“让美国再度伟大”的野心逊色半点。

脱欧公投之后,英国经历了相当难熬的6个多月。

接手这个“政治意外”的新任首相特蕾莎·梅有太多的意见需要听取,而这些意见之间缺少最基本的共同性。不夸张地说,梅是自撒切尔夫人以来处境最困难的英国首相,碰巧,两个都是女首相。

在脱欧日程上的久拖不决,为她赢得了“特雷莎·没准儿”(Theresa Maybe)的绰号。人们的耐心在等待中消耗殆尽,焦虑的市场急需一个确定的信号来做出反应。

显然,圣诞加新年的节日气氛给了梅很大的勇气。她在1月17日的演讲中明确提出:英国将退出单一市场,收回对边境的全部控制权,并积极寻求与欧洲以外国家的密切合作。

在关税同盟问题上,尽管延续了“鱼与熊掌最好得兼”的恼人态度,然而,英国的脱欧计划总算有了基本轮廓。

英国决心告别欧盟,拥抱世界。英国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全球秩序,结束与欧盟成员国捆绑销售的过去。6月23日确定的目标没有改变:英国将全权决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

英镑应声而涨。

2英国脱欧道路上的“南辕北辙”

以梅为代表的英国政治家们用心良苦:无论如何不能因为脱欧而使英国染上“自闭症”。为此,他们苦心孤诣、另辟蹊径。

然而,问题在于:

一个比欧盟更异质、更复杂、更难把握的全球市场,容许英国像100年前那样将世界当作“采摘园”么?

以范围更大、前景更不明朗的全球化,替代已存在40年的欧洲区域一体化,这是英国公民在6月23日公投中迫切想要表达的“全体意志”吗?

人们究竟是不满欧盟一体化的表现,还是痛恨它所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

我们不应忘记,在脱欧宣传中,布鲁塞尔被称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代理人”。但是,一个基本事实是,全球资本主义并非只在欧洲发生。就世界范围而言,欧盟堪称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最有序、最人道的地区。

欧盟没有血汗工厂、没有过度开采、没有环境危机、没有盗猎、没有重大安全事故,普遍存在的制度保障给底层劳动者提供了维持生活的基本福利和自由流动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全球资本主义在世界其他地区所呈现的面孔要狰狞得多。

梅提出“脱欧入世”的政治主张,等于将英国经济推向全球资本主义风急浪高的“深水区”。在那里,英国将不得不以一己之力应付藐视规则的谈判对手、专横跋扈的政治领导人和无休止的贸易战。

到那时,英国不再有5亿人口的市场来衬托其优势、弥补其不足——一旦在产业和金融领域失去对单一市场的“通关权”,英国必须严肃考虑在全球经济秩序中靠什么立足的问题。

如此看来,要用全球市场来拒绝欧洲一体化,这种做法并不是“壮士断臂”,而是南辕北辙。

当然,英国人不惧怕挑战,这个数度与整个欧洲大陆作战、且屡战屡胜的民族有资格透支一部分自信心。

从已知的框架推断,英国似乎试图成为“加拿大+”或“新加坡+”——以灵活的身形深度参与全球秩序。这个灵活的身形甚至包括“低税自由经济体”的设计,至少梅是这样暗示的。

然而,加拿大和新加坡在移民问题上高度开放的态度,点中了英国的死穴。加拿大依仗地广人稀得以持续吸纳移民,新加坡因为弹丸之地、强邻环伺而被迫具有国际眼光,成为世界上人口流动性最高的地区之一。英国既没有前者的禀赋,也缺乏后者的意愿。

3个月前,梅的新任内政部部长安珀·路德(Amber Rudd)发表了一揽子收紧签证和严控移民的举措,包括停办一些被认为是为谋利而开办的大学课程,提高国际学生的入学门槛,限制更多外国人留英工作的可能性。实际上,早在2012年,时任内政大臣的梅就已经取消了国际学生可在毕业后获得两年工作签证(Post-study Work Visa)的政策。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决定了未来经济体对高端人才的争夺将异常激烈,如果申请英国签证变成一场冒险活动,英国市场是否还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经验数据显示,即使一国的移民政策相对开放(意味着拒签率很低),签证这一行政程序本身也会对人口流动起到相当大的抑制作用。不要忘了,1910年的大英帝国,人员和货物的流动性是基本相当的。

梅的计划同时具有开放的意愿和保守的设计,其中的矛盾反应了两派公众意见的难以调和,这正是6月23日公投留给英国的最棘手也最不可忽视的政治遗产。

3欧盟盯着英国,而英国只关注自己

除上述之外,英国退欧的变数还在于,它对谈判桌对面的27张面孔缺少认知。英国民众对欧盟的兴趣直至公投准备期才集中爆发,Google UK的大数据显示,公投期间搜索量排名第一的问题是:“什么是欧盟?”

没有多少英国媒体长期跟踪欧盟国家的情绪变化,他们间或听到一些声音,但很快又把精力集中到自己身上。

谁有耐心去读《费加罗报》?更何况,英国民众的法语平均水平也仅限于问路和点菜。

这些情况使得英国脱欧从一开始就处于自我制造的信息不对称当中,支持脱欧的投票人幻想着既能收回对边境的控制、摆脱布鲁塞尔的干涉,又能与其他27个成员国达成美好的退欧协议。这种幻想的荒谬之处显而易见,但它的确很接近许多英国人心目中的退欧蓝图。

针对这种情况,捷克政府欧洲事务国务卿托马斯•普鲁扎(Tomas Prouza)在梅发表演讲后反问道:“英国只想得到,它的付出在哪里?”

自脱欧公投启动以来,英国似乎只能辨识那些直截了当的信息,例如,默克尔告诉英国:你不可能“选择性”地留在单一市场。而欧盟的其他内部情绪和微妙的政治风向,一直难以越过英吉利海峡。这种令人费解的不敏感性,导致唐宁街在忖度欧盟政策的尺度方面有失水准。

英国对欧盟的艰难处境缺少同情,似乎南部欧洲的所有麻烦都是布鲁塞尔的过错,而英国民众是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欧元危机和移民问题的受害者。在鼓励脱欧的政治宣传中,不断列举这样的例子:在欧洲大陆有案底的刑事罪犯轻而易举地进入英国并继续作奸犯科。这套说辞吓住了许多老实人。

然而,《卫报》举出了反例: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的元凶是在罗马被捕的,仅仅56天之后就被引渡回英国接受审判,如此高的效率是因为欧盟框架的存在。但是,这样的声音太少了。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英国和欧盟之间形成了一种“单向透明”关系:欧盟的所有眼睛都盯着英国,但英国只盯着自己。这必将增加退欧谈判的难度——英国期待的局面无法出现,而欧盟在某些问题上的坚持则令对手恼怒。

虽然,特蕾莎·梅声称“没有协议也比糟糕的协议要好”。但是,达不成协议的“强制执行”,英国真的准备好了吗?

4脱欧“降落伞”能否使英国安全落地?

一旦跳出单一市场加关税同盟的“机舱”,英国的大小企业都将面临心惊肉跳的“高空坠落”。

梅计划用欧洲以外的世界来承接跳出欧盟的联合王国。这十分令人欣喜,因为它打消了此前多方人士对英国将走向封闭的深切担忧。然而,欧盟以外的世界能否完美地替代欧盟则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欧盟本来就不完美。

尽管人们反复谈及单一市场、关税同盟这些经贸术语,但是,英国离开单一市场绝不仅仅是一个经贸问题。

举例来说,按照欧盟国家内部协定,法国空客公司所制造的飞机必须使用一定比例的欧洲发动机,这就给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以下简称罗罗)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就技术层面而言,空客完全可以用GE或普惠发动机取代罗罗。但是,欧盟的存在提供了一种以共识——而不是纯粹技术或利润导向——为基础的商业合作,这种共识要求欧洲企业紧密团结。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经济学家就退欧的复杂性一再作出警告,并非“精英病”的间歇性发作——欧洲精英犯下了各式各样的错误,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正确的时候。

现代商业系统的运行并不只跟商业因素有关,它需要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密切配合,这也是欧盟长久以来的努力方向。换句话说,相互依赖不是深思熟虑的“选择”,而是持续繁荣的“必须”。只不过,在民粹主义的认知逻辑里,上述复杂性恰恰是英国当下最需要摆脱的,因为人们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确实不存在选择的余地。

脱欧降落伞之一:WTO

公投之前,退欧派大力放送的兜底方案之一是“WTO拯救英国”。他们认为,就算欧盟蓄意报复,也不能突破WTO的关税水平。然而,英国目前是作为欧盟28国的一员存在于WTO,脱离欧盟之后,它需要提出自己的关税安排,并由其他WTO成员国批准才能生效,这恐怕要耗费许多年的时间。更何况,WTO整个框架的存续因为奥巴马执政后期的贸易思路和特朗普的胜选而岌岌可危。英国能从WTO那儿获得的不过是“稻草人”式的心理安慰。

脱欧降落伞之二:英联邦

除WTO之外,英联邦也是被广泛讨论的“救生方案”。投票结果公布的当天早晨,笔者从英国湖区乘火车赶回伦敦寓所。经过曼城的时候,上来一位六十多岁的女士,她笑着打招呼:“您听说了吗?”我问她是否担忧脱欧的前景,她说:没什么可担忧的,欧盟从来不是英国的全部,我年轻的时候很多商品来自英联邦国家,现在都见不到了,英联邦应该紧密联系,我们的相似度更高。

2016年3月14日,《每日电讯》刊登了一篇题为《退欧将使英国更好地拥抱英联邦》的文章,开篇第一句话是“今天是英联邦节……”。这篇文章给出了一个对比,英国向欧盟以外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数量要多于欧盟以内;至2013年,英联邦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欧元区。

这些数据奠定了“英联邦拯救英国”的信念基础:只要摆脱了欧盟,英国就能与印度达成良好的双边贸易协定,欧盟的“紧身衣”妨碍了这种可能性。

但是,英联邦国家怎么说?一种普遍观点是,英国能够将英联邦打造成有效经济实体的最后一次机会是上世纪40年代。面对民族主义者莫迪当家的印度,唐宁街真有把握对方会以“英联邦”作为身份认同的基础吗?

脱欧降落伞之三:新兴经济体

这是英国回归“全球性大国”的真正指涉。东亚、东南亚以及曾被寄予厚望的金砖国家,都将在唐宁街的贸易谈判桌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但是,事实上,这些国家多半面临严峻的内部挑战,并且对缺少大国背书的“全球化”抱着暧昧不明的态度。中国将重新审视伦敦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可能性,唐宁街此前对中方投资核电站项目的疑虑,预示着英国与新经济体的合作很难一帆风顺。

世界欢迎英国崭新的全球性大国姿态,但是,世界很难将欧盟从这幅画面中剔除。英国需要认清:拥抱全球化就必须接受安吉尔一百多年前所说的“金融、贸易和工业体系的连环锁扣以及互相依赖的特性”,这决定了世界不是英国的“采摘园”,全球市场对英国的苛求或许比欧盟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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