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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71年前红军夺取泸定桥的真相

几天前在陆军论坛上发表一个帖子《也谈泸定桥边的几个问题》,浅谈鄙人对红军夺取泸定桥经过的几个看法。承蒙山人256兄等几位血友提醒,就几个问题加以澄清,因篇幅所限,另开一帖还请山人兄见谅。(原帖网址:http://bbs.tiexue.net/post_1236134_1.html)

1.泸定桥的地形

这个我没有详细研究,所以当时红四团如何展开队形配置火力进行压制的问题还恭请其它血友能给予指教。但是实地我是有走过的,大学时和几个朋友到过泸定县城,一个四川籍同学和一个广西籍同学徒手从扶靠的铁链上攀过脚踩另一根较粗的底链,没有走桥板,大概用了5分钟多些的时间。现在还开放旅游,挂保险绳是可以去走一走的,不过很多人上去后都是哭着蹲下去,被拉回来的。在城市生活在大道上的人们,看到这样的铁链,再看看桥下大渡河的急流,当然不寒而栗,不过对于生活在山区的老百姓而言,那不过是每日的生活,泸定桥勇士们也是这样过去的。所以那种红军是躲在老百姓背后冲过去的说法很自相矛盾,向导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这不是平原的地雷阵,守军在桥头一藏你连影子都看不到,大家都是攀爬,前面的人也提供不了任何掩护,枪法好的可以可以越过前面的人把后面的一一放到,只要看下桥索两边高中间低的态势你就完全明白了。

2.守桥川军仅比红军早一天到达

守卫泸定桥的是刘文辉第二十四军第四旅,旅长袁国瑞。其下三十八团防守泸定桥,三十八另有一个营阻击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沿岸趋近泸定桥的红军。三十八团于28日傍晚到达泸定桥布防,29日即与红四团交火,到下午(杨成武回忆是下午4点开始强攻泸定桥,川军后来的回忆是差不多傍晚吃过饭后)攻桥,红军攻桥后,火力猛烈,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给旅长袁国瑞打电话,说泸定桥很难防守,问怎么办?袁答“我这里也很紧张”,遂放下电话,此时从电话中传来“旅长,快点!快点!”的催促声,随后电话就断了。当时西岸袁部正受红军猛烈攻击。李全山此刻担心自己腹背受敌,决定撤退,只剩一班人守桥。由此证明两点,红军前期的火力压制是有效果的,不然李全山怎会放弃功垂青史的机会,红军背水一战不进则亡,血友们怎样设想都不过分;二是桥对面最后的防守兵力只有一个班。

3.夺桥时红军的兵力及部署

据江西赣州籍的红四团七连红军老战士吴清昌回忆:5月29日凌晨,红四团抵达泸定时部队也就到了三分之一,大部分人都因体力不支掉队了。“当时团里把人分成三拨,一拨负责夺桥(也就是二连),一拨负责掩护,另一拨也就是我们七连,负责从下游偷渡过河,再和夺桥部队配合夹击守城敌人。”吴清昌回忆说。说是一个连,但经过湘江战役的大减员之后,人数已经比原来少了将近一半,加上一部分人在那240华里的行军过程中掉队,人就更加少了。吴清昌说,当时全连总共也就六十多个人。渡河地点选择在泸定桥下游2公里处,因为在这里大渡河拐了个弯,划木排过去不容易被发现。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对面一个守军都没有,他们在泸定县城的守军和那一营阻击右路红军的川军之间登岸。随后这六十多人便向泸定县城发起攻击。

4.两面夺桥

二连和七连活到今天的战士对到底是谁先冲到桥头缄默不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泸定桥是红四团夺下来的。另一路从安顺场出发的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1师及军委干部团组成右纵队坚难的肃清一路抵抗后10点钟到达战场。事后很多文章描述中,在七连后面的刘与聂成了指挥夺取泸定桥战斗的灵魂人物,由于聂负责军队政治工作,更有人把聂荣臻推到了一个全盘策划指挥的地位。刘伯承的确站到了泸定桥上并有感而发,但这是战斗结束4个钟头后的事了。

5.刘文辉为何不下令炸桥

在整个战斗中川军24军军长刘文辉的表现很令人费解,经过两年与侄儿刘湘的较量并惨败后的他最清楚手下部队的战斗力,如果他下命令川军38团炸桥,我们的一切假设和推理都会随着那13根铁链烟消云散。是否真的象某些网友的论点一样,处于人生最失意时期的刘文辉与红军签订了城下之盟,有意放走红军了呢?支持这一推断的理由很多,红军中的贺龙本身就是袍哥,而朱德做为川军的老前辈在这些“后生娃”面前是有着无可比拟的威望的。大渡河防务的另外一个守备指挥杨森就是在红军过河后表面上派4个混成旅在恭经、天全、芦山布防,暗地里却派其侄杨汉忠与朱德联系,建议两军互不侵犯,并得到了朱德回函赞同。跟我们抱有同样疑问的还有刘文辉的儿子刘元彦,解放后刘元彦在一次吃早点的时侯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部长的刘文辉确否认了这种说法,只是坦白自己和共产党的联络是从1942年开始的。那年2月的一个深夜,刘文辉在重庆机房街吴晋航的家里见到了周恩来。30多年后刘文辉回忆说:“在座的只有我和周二人,约谈了一小时,谈完后周马上走了。我的亲共也就由假到真,即由原来利害上等暂时利用逐渐变成了政治上等长期依靠。”那时刘文辉的哥哥大地主刘文彩已经被政府打成反动典型,刘文辉不可能不受牵连,怎会放弃一个难得的烫金机会?在这里可以肯定他说的是真话,而由此可见早在1935年5月刘文辉与红军签订盟约是经不起推敲的。

6.后记

为什么蒋介石在红军北上后没有惩处刘文辉等川军将领?

这是飞夺泸定桥之战的最大疑点,后世很多YY论点也都是由此开始推测。

解铃还需系铃人,从31年到37年的这段时间里,蒋介石也一直没有闲着,他也在一直做着和日本打全面战争的准备。蒋介石曾经说过,中国18个省,丢了15个都没有关系,只要川,滇,黔西南三省还在我的手里,中国就是我的。当时蒋介石就意识到西南三省将来就是中国的大后方。31年的时候,蒋介石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他实际能控制的地区只有长江中下游5省,山东有韩复榘,山西有阎西山,两广有白崇禧,李宗仁,云南有龙云,四川有刘湘,贵州有王家烈,江西还有GCD。因此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安内,GCD当然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但地方军阀有何尝不是呢?所以蒋介石先后依靠地方和自己中央军的力量发动了5次围剿,在红军开始长征以后,还亲自到达成都来组织对红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一方面当然是想消灭红军,另一方面也是在消灭地方军阀,面对蒋介石的这种进攻,地方军阀自然也心知肚明,因此刘湘就说过,如果红军只是路过,我们就让他过,如果红军要是驻下,就赶他走。最先与红军接触的军阀是广东的陈济棠,1934年10月9日双方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五项协议,陈济棠装模作样地派出部队堵截,沿途筑碉挖壕,架设机枪,如临大敌,暗地里却秘密通知各高级将领(团长以上,不包括团长),谓共产党只借路西行,保证不侵入广东境内,互不侵犯,应饬属做到“敌不向我射击不得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同时,陈济棠还派巫剑虹的第四师运送1200箱步枪子弹给红军。随后的桂系也是表现出很“灵活”的策略,白崇禧明确表示:“硬打,没那么蠢”,桂系的高级将领为此也召开了好几次军事会议,认为在红军的后面,有庞大的蒋军跟踪而来,因而广西既要防共又要防蒋。白崇禧认为防蒋比防共更为重要,因此“对红军只宜侧击、追击,不宜堵击。”。李宗仁、白崇禧决定放弃原来拒止红军的计划,改为“开放”桂东北通道,让路催促红军过境。蒋介石获知桂系让路给红军过境时,即电斥白崇禧此举“无异放虎归山”,白崇禧则反唇相讥:“职部仅兵力十八九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兵于新宁、东安,不乘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蒋介石对白崇禧的指责哑口无言。经过粤系及桂系开的好头,接下来粉墨登场的黔系滇系及川系无不仿敬效尤,当中央红军尚在云南时,南京军事参谋团即严令刘文辉部在大渡河上筑碉坚守,但刘文辉当时新败于刘湘,元气大伤,追剿红军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奉行“只守不攻,尚稳不追,为保实力,追开野战”方针,并未严厉督促部下修筑工事,直到红军抵达泸定桥的前晚,守桥部队才赶到桥边,开始“动手撤除桥板,构筑工事。”这就便利了红军攻占泸定桥。尽管蒋介石与地方军阀在反共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在保存实力这一点上却是各怀鬼胎的。蒋介石欲乘追剿红军之机插手地方政务,而各地方军阀为保住自己的实力,“畏南京军甚于畏红军”,因而并不死心塌地为蒋介石卖命,皆以防守为主。对于这个结局,蒋公也只能无奈吞咽自己种下的苦果。(全文完)

以下为本文引用书籍:

《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回忆录》

《“互不侵犯、借路西行”协议的制定和执行》黄若天

《红军长征中白崇禧“开放”湘桂边境的内幕》,《广西文史资料》第17辑

《桂北堵截红军记》,《文史资料选辑》62辑,张文鸣

《24军在川康地区阻截红军的实况》,《文史资料选辑》63辑,张伯言等

《随军西行见闻录》红旗出版社,廉臣

《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邓汉祥

《刘湘》乔诚、杨续云著,华夏出版社出版。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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