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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末的武昌起义,得到国内其它城市地区内革命党人的紧密跟随,趁势而动,中国南方多个省份很快不再处于清朝廷的控制之下,各自宣布“独立”。原本在汉口、汉阳的战役中, 北洋军并没有占到绝对优势, 伤亡数量惊人, 靠各部队官兵尚能死战, 才逼退作战同样勇敢的革命军。北洋军的冯国璋、段祺瑞等部,若继续开赴其他省份依次镇压,总计数万名的北洋军将会遭受到的伤亡损失, 难以预计。北洋军集团首脑袁世凯, 自然不愿意为北京满族朝廷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让自己的权力根基受损, 反而专注于暗中谋划自己到达权力顶峰的步骤。因此冯国璋在武汉前线连续获胜, 只是在为袁世凯争得更多的名望资历, 奠定满清朝廷再也无法将他取代贬斥、非他不可的有利地位。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袁世凯自然没有理由命令冯国璋在前线全力以赴, 主要对策是利用眼下乱局和南北对立, 既用强大军力压住那些在南方各地活动的革命党人,又以革命势力的威力, 胁迫北京的清朝廷继续向他让出权力, 直至最后完全失权。为此, 北洋军和湖北军政府在暗中保持接触, 尤其是黎元洪, 是个容易联系拉拢的人物。在双方交战、汉阳未失的11月初,黎元洪就同萨镇冰保持着联系, 因武汉军政府方面提出不再保留清朝名称和政府的条件, 战场上又未称败, 未能谈拢。

与黎元洪有同乡关系的刘承恩,也一直在私下同黎元洪联系, 又加上蔡廷干, 受到礼遇, 各抒己见。在此之后, 虽然北洋军成功占领了武汉大部,但是革命党人却在上海、南京等要地获得成功, 抵消了汉阳失陷的坏消息, 南北两方的对峙状态保持基本不变, 迫使袁世凯倾向于采取军事攻势之外的手段, 借和谈缓和局面和要挟牟利。

在南京方面, 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满洲将军铁良在武昌起义之后, 加紧了在南京 (江宁) 的防范,“城内以旧式之驻防军及八旗兵警戒,子弹全部保管于将军铁良之手,新军不发子弹,...总督 (张人骏) 曰: 新军为用于对外作战者,内乱则可用驻防兵云云。在待遇上, 以前厚于新军而薄于驻防兵, 今日则完全改变其地位, 优待驻防兵而疏远新军。新军之不满虽然达于极点,然以无子弹无资金, 不能举事”。

“同盟会”高层的宋教仁, 对南京极为重视, 曾建议刚刚抵达上海的黄兴先取南京, 但黄兴坚持紧急前往武汉领导指挥。江苏当地绅商以虞洽卿为首,劝说总督张人骏自行宣布江苏“独立”, 被他拒绝, 铁良也声称惟有一战, 但南京城内各处挂起白旗, 仅靠督抚和少数部队, 无法抵抗。“十一月十五日, 今晚上海革命党派兵三千名进攻南京。南京有张勋部下七营、铁良之旗兵一千二百名、张(赵) 会鹏部下七营, 及其他合计约二十营”。

尽管事前防范严密, 清军仍然未能守住营地和南京城。新军第九镇(师)的部队, 党人众多, 在统制徐绍祯的指挥下, 发动起义,击退了张勋守军, 攻入雨花台, 因弹药缺乏而暂停。徐绍桢邀集其他地方的起义军组成江浙联军, 前来支援, 张人骏等大势已去, 张勋部在内城作最后抵抗, 紫金山被攻占,无法再守,“十二月二日, 南京城本日上午十时半陷落, 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逃至碇泊于下关之军舰‘秋津洲’号云。张勋及其部下均逃往浦口”。张人骏、铁良等人在江苏各处自立的情况下, 无以立足, 继续逃亡,“将先乘明日之‘西京丸’赴大连,然后至北京, 因此报西木省三送至大连”。南方重镇南京起义成功, 随后成为民国政府的重要基地, 以致超过了首义之城武汉。

江浙地区的最大国际化城市上海, 也已在起义军手中。上海地区各国租界林立, 外国势力极强, 又非清军驻防要地, 因此在租界当局不加干预的情况下,革命党人采取行动较为方便。原为新闻记者的革命党人陈其美, 得到日本驻上海武官本庄繁的协助, 率队攻击江南制造局, 以夺取枪械, 既被击退, 又被拘押在制造局。上海革命党人以民团形式,再次发动攻击, 占领了制造局, 上海随后遍插白旗, 商团、巡警和巡防队都已归顺, 清朝地方官员逃隐, 起义成功, 大局已定, 又对南京起义给予关键性援助。被释放出来的陈其美之后出任沪军都督和军政府首脑,时年三十七岁。

革命党人各地起事, 由不同组织团体依当地具体情况而定, 仅江苏一地, 不算南京, 即有五位新上任的都督,“苏州、江北、鎮江、上海、吳淞也,其它軍政分府又不与”。其中上海都督由陈其美出任,激发地方矛盾,“初英士(其美)与李柱中(燮和)谋袭江南制造局,柱中不许,英士先率部党突入,被获。其党叩首请柱中往援,柱中以湘軍从之,制造局官长散走,余卒尽降。柱中日夜抚慰降人,疲极。英士乘其倦臥, 集部党举己为上海都督。柱中觉,大怒,欲攻之,惧为清虏笑,乃率众直走吴淞,亦称都督,陈李交恶”。

之后清朝的江苏巡抚程德全顺应时势, 宣布反正, 转任江苏全省都督, 李燮和就此前往归属, 不再与陈其美的上海都督府相对立。南京起义成功之后,江浙一带已全部为革命军所占有, 而孙中山一向重视的广东, 也为革命党人取得, 总督张人骏未作抵抗, 胡汉民出任都督, 因此中国南方大多为革命党人和地方势力所占据。

匆忙起事的各处革命党人, 对权力权限意见不一, 甚至互相抵牾。黄兴在被推举为大元帅一事上, 遇到不少地方性军事团体的反对,包括实力可观、攻占江苏各地的苏浙沪联军,“联军遂推 (徐) 绍桢为北伐军总司令, ...而黄兴之徒在上海,以统一指挥之名,议举兴为大元帅。南京联军诸将闻之, 哗曰:此公败将, 弃武汉不守, 乃欲指挥吾胜军耶? 兴为人轻锐多智数, 敢为大言, ...辛亥广州之役,汉阳之役, 以及此后二次革命江宁之役,无役不为所指挥,而无役不败,每败辙委所部以逃,一时有‘长腿将军’之号。然败而不挠,得机既起”。

这一大元帅职位之争, 延续多时:

“各省代表半已上武昌矣, 其半尚留上海。克强欲自为大元帅, 代表多屈从之。议于江苏教育会, 苏浙二都督亦至。余 (章太炎)言克強功虽高, 已受黎督委任为汉阳总司令, 不得以部将先主帅, 且前已推武昌为中央, 焉得背之。诸代表未有言。苏军偏将顾忠琛橫刀直入曰:‘诸君议何故不决, 吾军人,不能容诸君犹豫’。诸代表皆起, 決推黄兴为大元帅。

余曰:‘武昌先起, 今处黎督何地?’ 乃推黎元洪为副元帅。议罢, 江苏督部总务厅湖南章駕时聞之, 怒曰:‘南方倡义, 可录者两大功耳: 发难自武昌, 下江宁者程公之力,黃兴何故得先之? 若然,吾将举兵攻兴’。克强大惧,让大元帥于雪楼(程德全)。雪楼初反正,尚不能制顾忠琛,亦不敢受。...后十余日, 代表先上武昌者皆返,以前所推非代表全体意, 复上江宁,议于江苏咨议局。主黄者犹未屈, 诸军汹汹, 浙司令朱瑞尤愤。...英士狼狈走还上海, 蛰仙 (汤寿潜, 浙江都督) 许通情代表,终推黎元洪为大元帅, 黄兴为副元帅”。


在这一临时战场总指挥者的任命事务上,发生了多次反复,无论是黄兴、程德全,还是黎元洪,他们的威信都遭受损失,更加显示地方势力的强大,自立性强,存在着对原本就权力有限的高层领袖的潜在挑战和威胁,随时可将他们更换。这也是日后各省和中央政府首脑频繁变换的深层原因,各类人物均无确定可靠的权威可言,完全以武装力量是否在手而变。“论者谓,代表会易置大元帅副元帅如弈棋,近于儿戏。回忆彼时,湘代表拥黄,鄂代表拥黎,议场争辩几至用武”。

黄兴本人并无由自己掌握指挥的新旧武装力量, 处在各种地方势力的推动左右之下, 依从各地都督和地方团体的拥戴同意而行动,却要接受战场失败的指责, 被置于难以处置调和的境地。各地革命党人盘踞地方当局, 各自行事, 犹如章太炎所说,“革命军起, 革命党消”, 以致黄兴本人难以成事。他不得不先作妥协,甚至同意和北洋军集团进行和谈, 推举袁世凯, “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 若能赞成共和, 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黄兴只有等待来自“同盟会”领袖和本党的强大组织的支持,“知孙中山先生不日回国,主张一切留待孙中山先生回国后决定, 乃着手将驻南京军队先行整编”。

就全国而言, 南方不少省份已经宣布“独立”于北京的满清朝廷, 举起革命共和的旗帜, 对清朝廷的全国统治权威造成极大挑战,不再受其实际控制。认清时局的袁世凯, 明智地选择谈和, 操控政局和谈判条件。虽然武昌还在军政府手中, 但已是危在旦夕, 冯国璋的部队随时可以渡江南下, 夺取武昌,不过为袁世凯所阻止, 反而派出了以唐绍仪为首的谈判团, 南下同黎元洪等继续谈判停战议和, 以求全面解决。

12月11日,北方的谈判代表唐绍仪, 被袁世凯派往武汉, 南方代表为伍廷芳, 辅以各省代表, 已从北京监狱中被释放出来的汪精卫,也参与其中。因为占据武汉二镇的北洋军和防守一镇的军政府意见不一,最后改为在上海和谈。12月17日,唐绍仪抵达上海,同伍廷芳在上海英租界内市政厅正式开始谈判。

据《纽约先锋报》的奥尔(Ohl)报道:“唐绍仪的代表们到达上海时,他们发现南方的代表们已经快要放弃了。北洋军充分展示了他们的军事优势,南方军政府们资源短缺的现象明显,地方不满积累涨大,从心里相信共和理念的领导人极少,所以他们愿意在君主立宪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但是(北方代表)唐绍仪却倾向于共和制,在私下里告诉南方的代表们,走出共和的最后一步,如同向皇上请求要求得到宪政让步一样简单,并保证袁世凯会给予支持。这一表态让南方代表大开眼界”。

唐绍仪代表袁世凯, 在会谈时明确表态,“共和立宪, 万众一心, 我等汉人, 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 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这一番言论得到伍廷芳的一力赞成。以此来看, 袁世凯不再将北京的满清朝廷视为自己的效忠对象, 正在试图排除来自现存政权的阻力和干预, 所以同意了讨论南方代表提出来的清朝皇帝皇室逊位的问题。这对身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来说,已是明确的背叛朝廷行为。这与外国记者的通讯报道是一致的。

在唐、伍代表正式会谈之时, 袁世凯的代表廖宇春和南方代表、苏浙沪联军总参谋顾忠琛, 同时在上海私下谈判, 达成框架性协议,“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 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 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 各享其应得之优待, 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 同时组织临时议会, 恢复各地秩序。签订之日, 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之前十三日辛亥十一月一日(12月20日)”。 谈判中的大总统一职, 意属袁世凯, 是由南方代表顾忠琛提出来的,“中国之存亡, 实惟项城 (袁世凯) 一手操之。倘天牅其衷, 项城能倾覆清廷,愿以大总统相属”。“项城倾覆清室, 即推为大总统, 此当然事也”。

南方各地都督们在北洋军力压武昌时, 自度难以顺利北伐和靠自己的力量推翻清朝廷和袁世凯军事集团, 而满足于南方各地自称的“独立”,又难保日后会遭受讨伐,因此以完全推翻清朝廷为首要目的, 寻求以适当代价引入和借用袁世凯的势力, 急于以协议的方式加以确定。

南北两方的正式谈判, 折冲较量了多个回合, 唐绍仪得到袁世凯的同意,“令商阁下 (伍廷芳) 招集国民会议, 决定君主民主问题”。这基本上是在向南方代表的要求让步或赞成,于12月29日达成一些协议条款, 其中有尽快召开国民会议的条款, 还有优待皇帝的待遇,“以外国君主之礼待之, 退居颐和园, 优给岁俸数目, 由国会定之, 陵寝及宗庙,听其奉祀。保护其原有私产”。 在袁世凯的操纵运作之下, 清朝廷的隆裕皇后和朝中满臣被迫同意这些条款。南北双方在1911年底基本达成总体协议, 以全面停火和建立民国,黄兴对此议和过程及其协议也是同意的。

廖宇春同顾忠琛的会谈, 与唐绍仪、伍廷芳的正式停火和谈的更为全面的协议, 互相配合, 表明双方的意愿和构想是基本一致的。这些双边协议一旦达成,清朝皇帝和朝廷被推翻即成为事实, 随之帝制终结。而在当时情况下, 能够完成推翻清朝廷的领袖, 无疑会是身在北京的现任内阁总理大臣、以绝对军力控制北方及中部的袁世凯,所以这些协议是南北双方代表都可以接受的, 基本上达到了以政治解决方式化解战争、达致和平, 以及粗略勾画之后国体政体格式的目的。

谈判结束之后, 双方各自退兵, 那些已经攻占武汉两镇的北洋军队, 也要按照协议安排撤出, 退至黄河以北, 娘子关以东,将已占地方让出给南方革命军。这令冯国璋等前线将领们甚感不满。 “对革党则以军威为要挟, 对朝廷则以党人为威胁。克汉阳而退军, 胁将士以共叛。...八年之间, 靡款亿万,练成十万将兵, 为袁氏一人所操纵。 当既克汉阳之后,官兵战胜而退。竟有拊膺痛哭者,可知将士忠诚,固未稍逊。所谓乏饷不能战者, 乃袁氏自圆其说耳。迨袁氏野心日亟,遂迫段等电请逊位”。 无论如何,南北两大政治军事势力于1911年底达成妥协合作的自然后果,就是北京清朝廷丧失全国权力,以皇帝逊位的方式,即将实际过渡到帝制终结后的政治新格局。


(文中所引注解均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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