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三国演义》中刘备道德问题的深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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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原创]《三国演义》中刘备道德问题的深层思考

政治斗争中道德的艰难守护

——刘备道德问题的深层思考



重读《三国演义》,感到刘备的道德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三国人物中,曹操是个最不道德的典型,他是知道德而不道德;孙权亦无多少道德可言,做事情很少有“利”与“义”的权衡;而刘备不同。刘备谈不上有多大的才能,他创立蜀汉基业,是以“人和”为本,靠的是道德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当然,“皇权”这顶帽子帮了他的忙,但是当初刘姓皇亲不止他一个,比如刘表,就比他还名正言顺。

而人们在小说中欣赏刘备的道德美、感受他仁厚谦恭、守义重情的同时,又发现刘备伪,觉得他有时虚情假意,甚至背信弃义。小说中对刘备的许多描写,的确使刘备的形象被打了一个大折扣。这是读者的误解,还是作者的有意安排,抑或是罗贯中在塑造刘备这个形象时,没有把握好分寸。《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道德楷模,还是双重人格,或者根本就是个伪君子?本文试图尽可能抛开前人之见,包括金圣叹的品评,从历史和政治的视角,反思刘备的道德问题,进而阐明刘备道德实践的基本特征和在今天所具有的认识价值。

首先,我们就人们对刘备道德发生怀疑的一些问题,作一番剖析和评判。

(一)关于刘备摔孩子

刘备摔孩子,成了一个妇孺皆知的颇具滑稽色彩的故事,对刘备形象影响最大,甚至跳出了文人圈子,进入民间歇后语。小说中是这样描述的:

(赵云将阿斗)双手递于玄德。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大将!”赵云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后人有诗曰:曹操军中飞虎出,赵云怀内小龙眠。无由抚慰忠臣意。故抱亲儿掷马前。

在这里,作者只不过认为刘备摔孩子有抚慰赵云的用意,并没有点明刘备有其他动机,那么我们依据什么非要从中认定刘备摔孩子的真正用意是“刁买人心”呢?文学欣赏本身是模糊形象思维,完全可以容纳多元阐释,因此,即便是家喻户晓的观点也未必勿庸置疑。现在,让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思考一下,刘备摔孩子有没有可能是真心实意,所表现出来的会不会是真情实感?

首先,我们对这一行为的考察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当爹爹的摔亲儿子,极不近人情,如果不是另有它求,断不会这样做,这是我们今天很容易得出的结论。不过,倘若我们考察一下近两千年前的道德观,则会发现,那时襁褓中一小儿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远没有今天这么重。自人猿相揖别以来,就存在父爱,但父爱的强度和表现形式古今却有很大差别。“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就是当时体力劳动为主体时代的伦理标准。因此,我们不能以今天普遍“慈化”了的父爱为尺度来衡量刘备摔孩子的行为。

第二,对刘备这一行为的评判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特定场合。对于三国时代的情形,曹操的诗里写得很清楚,由于连年战争,军阀们疯狂地杀戮,中原人口从汉朝的五千万人,锐减到数百万人,千千万万的家庭断子绝孙,大片大 片的村庄成了“万户萧蔬唱鬼歌”的白地废墟,无数百姓永远消失在后来的户籍上,人命不如草芥,一捆青草还能喂喂军马,一个儿童的性命又值几何?只要我们不把和平年代与战乱时期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混为一谈,对当时刘备所为就不难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更为重要的是,这时的刘备集团正经历着一场浩劫。在长坂坡,刘备目睹背乡离井一路跟随着自己的几十万百姓横尸遍野,眼看忠肝义胆的文武将士血流成河,绝望和悲愤使他痛不欲生。这时得知为保住阿斗,糜夫人投井自尽,赵云险些丧生,刘备的悲愤之情达到了极点,无辜的阿斗自然而然地成了精神处于崩溃边缘的父亲宣泄情绪的对象。刘备的这种做法或许并不妥当,但当时被挫折感所左右的刘备是无暇顾及的。

第三,摔孩子的行为符合刘备重统一大业,轻个人家庭的价值取向。刘备是极重感情的,但他的感情重心却不是妻子儿女,而是他的文臣武将。这是因为,他以统一国家、匡扶汉室为已任,而妻儿对其统一大业的完成无关紧要,有时甚至是拖累,而能为自己出谋划策、冲锋陷阵的文臣武将却直接关系到统一大业的成败。从客观上讲,过于沉重的使命迫使刘备全身心地投入了政治角逐和军事较量而无暇顾及家小。这些原因的存在,使他与身边的文武将士建立了鱼水相依的感情联系,妻儿在刘备感情上却受到了排挤。可以说,蜀汉政权领导核心中的每位成员 ,在刘备的感情天平上的份量都在阿斗之上。特别是赵云这等智勇双全而又忠肝义胆的奇才良将更是不可多得。没有了赵云,对刘备巩固政权成就统一大业可以说是一个难以估量的损失。丢掉了政权,别说一个阿斗,就是刘备生有七郎八虎九姐妹,也全是人家俎案上的鱼肉,这一点刘备是再清楚不过了,此时此刻,刘备的感情倾向于谁,是赵云还是阿斗不是清清楚楚的吗?

再说,当时的阿斗对刘备来说,远没有现在的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有价值。在长坂坡,一切都已丧失殆尽,要沮丧至极的刘备当时就有准备一个太子的心思,实在是不现实的。当然,对于忠勇之将赵云来说,自然要舍命救阿斗,以免蜀汉政权绝后,而刘备则现实得多,他最为重视和珍惜的是眼下为他出生入死、日后使他有望东山再起的忠勇将士。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刘备摔孩子时说的“为汝这一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委实乃肺腑之言。或许有人会说,孩子已经获救,反正赵云没死,何必还摔孩子呢?须知,这种舍命救主的冒险行为,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有赵云,就有关羽、张飞,刘备害怕和着急的正是这个,他希望这样的蠢事到此为止,他摔孩子,要的就是下不为例,这正是刘备理智的表现。让我们回头看一看红军长征时的情景:即使是毛泽东的孩子,也在长征途中被送给了老乡,为什么?为的是减少牺牲,为的是不妨碍革命大业的完成。对比红军将士无奈何的心境,我们是不是更能理解刘备的处境?纵观古今中外,多少肩负历史重任的仁人志士,为了实现远大的政治报负,不得已牺牲自己的家人,他们把亲属视为个人生命中的一部分,在自己走上祭坛的同时,亲人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牵连,这种牵连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个人利益的牺牲,没有虚伪可言,更不应该受到道德谴责。

以统一大业为重,始终是刘备的主导价值取向。在刘备摔了孩子之后,还是赵云,日后又做出了截江夺阿斗的壮举,虽然没有“七入七出”的惊险,也很精彩。不是他不思教训,也不是他受到刘备先前摔孩子的鼓励,那是绝然不同的两个场合、两种情况。阿斗一到江东,便会成为人质,而这时的刘备集团,不可能从容理智地处理这个成为人质的小儿,所以赵云的截江是极有价值的,它关系到刘备集团事业的成败。这时的刘备就不再摔孩子了,两相比照,可以反映出刘备当初摔孩子是条件所限,情形所迫。

对刘备而言,本无须刁买人心,不过,这时的刘备却需要渲泄一腔悲怆和愧疚之情。绝境中的刘备,目睹死难者血流成河,看到身边的将士舍生忘死,浴血奋战,作为主帅,自己不能保护一方百姓的安全,不能给将士们些许安慰和帮助,刘备的内心涌起强烈的感激和愧疚之情。当血痕遍体的赵云把怀中熟睡的阿斗双手递给他时,刘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无数苍生的不幸与阿斗的幸存在刘备的心中形成了强烈反差,致使他心理严重失衡。而阿斗的出现,为他寻求心理平衡提供了条件。孩子是刘备唯一拥有并可以支配的小生命,在此承担了他向将士们谢罪的沉重使命。他摔孩子的行为胜过千言万语,把刘备对赵云等忠勇将士的痛惜、感激和愧疚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无由抚慰忠臣意,故报亲儿掷马前”之说,似乎刘备摔孩子是有明确目的的理智行为,其实刘备表达的纯粹是一种感情,抚慰不过是这种行为产生的客观效果而已。这一摔,摔出了刘备的大仁大义,也摔出了特定环境中的天地情理。

总括以上几点分析,可以认定,刘备摔孩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心理是极为复杂的,但他绝不是想以此刁买人心,而是身处绝境的刘备真情实感和大仁大义的表现,是特定环境中情与理的必然。

(二)关于刘备托孤

小说中,托孤一场有如下情节:

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执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圣谕?”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成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孔明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言讫,叩头流血。

在此,刘备的做法有点象“杀鸡问客”。于是人们认为这是刘备试探诸葛亮,看其是否忠诚,会不会在他死后篡位夺权。也有人认为这是刘备用的一计,意在通过虚让皇位进一步激发诸葛亮的忠贞之情,为自己死后阿斗当皇帝搭桥铺路。而诸葛亮的“汗流遍体”、“手足无措”、“叩头流血”的表现越发加深了人们对刘备“托孤”之行的反感,他竟对如此忠诚的诸葛亮起疑心,用心计,令人忍无可忍。但仔细想来,这些也只是人们的推断,事实也许并非如此。

诚然,刘备希望在他死后阿斗能继承父志,匡扶汉室。但是,戎马一生的刘备深知,在那样一个政治竞争异常激烈,军事斗争极其残酷的时代,领袖人物素质高低几乎能决定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在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中,蜀汉政治地盘最小,实力最差,如果阿斗德薄才平,他就会成为诸葛亮行动的羁绊,那么自己征战半生、无数将士用鲜血和生命开创的蜀汉基业就会被葬送,这是刘备最担心的。对刘备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保住蜀汉基业,进而完成统一大业,为此他什么都可以付出,包括阿斗的地位。他如此“托孤”,反映了一个身处乱世的领袖政治上难得的清醒和明智。

应该说刘备的确对诸葛亮不放心,但他担心的不是诸葛亮不忠,在他死后夺权篡位,而是担心诸葛亮出于对故主的忠诚和对自己的名节的过于珍惜而愚忠。刘备谈不上大智大勇,但却有知人善任的突出才能。他太了解诸葛亮,这个一生以管仲、乐毅为榜样,始终以忠仆辅臣给自己定位的人,过于看重忠义的名节,如果让诸葛亮背负忘恩负义、谋权篡位的千古骂名,他定会感到比死还痛苦百倍。但是,中国封建社会,君权没有制约,没有现代的选举制、任期制,明君可以制约奸臣、忠臣却无法制约昏君。而忠臣伴昏君,无不以悲剧告终,何谈成就大业。刘备想到了这一步,临终的“托孤”,实际是嘱咐诸葛亮以江山社稷为重,不可为个人名节所累。这表明刘备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君主专制政体权力交接上的弊端,并尽可能地不让这种弊端影响事业发展,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大智大慧。

事情的发展不幸为刘备言中。正是阿斗听信谗言使诸葛亮北伐功败垂成。如果诸葛亮真能按刘备的临终嘱托行动,蜀汉政权也许是另外一种命运。事实证明刘备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诸葛亮英才盖世终未超越愚忠的樊篱。联系这一悲剧结局,反观刘备临终嘱托,越发令人感到情真意切,语重心长。

再说,断言刘备托孤是试探诸葛亮是否忠诚,也不符合刘备的为人和他同诸葛亮情同鱼水的君臣关系。刘备为人仁厚谦恭,对属下一向尊重信任,他因此赢到了众臣对他的耿耿忠心。刘备与诸葛亮名为君臣,实为知已,可谓“黄金搭档”。可以说,这份君臣间的相互尊重和信任,是蜀汉政权得以创立和维系的根本。刘备不可能对自己一向敬重的搭档突然失去信任产生戒心。诸葛亮聪明绝伦,也不是被人蒙骗愚弄之辈,刘备不可能糊涂到去试探诸葛亮有无诚心的地步。只是刘备知道,他们这种良好的君臣关系不会自然地“遗传”下去,而且刘备预感到他与诸葛亮的感情有可能在他死后异化为束缚诸葛亮的精神枷锁,从而妨碍事业的发展。因此,他在临终之际,才对诸葛亮合盘托出自己“两手准备”的“心腹之言”,可见,托孤之举是对诸葛亮的绝对信任,这份信任与刘备的为人和蜀汉政权的立国之本完全一致,与刘备对诸葛亮以往的尊重信任一脉相承。此举不该是刘备留给后人的一个问号,而应该是他给自己一生的道德实践画上的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此,人们或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刘备作为一个地主阶级政治家,怎么能够超越“家天下”的观念呢?不错,刘备确有正统观念,但他把正义原则置于正统思想之上的。他立志“匡扶汉室”,既出于正统观,更出于正义感,是因为曹操专权霸道,任意侮辱汉献帝,刘备要为国除奸,救困扶危。他终生奋斗的目的不是自己当皇帝,封妻荫子,而是还天下以太平公道,救无数苍生于水深火热。因而当正统与正义发生矛盾时,刘备能够做到牺牲正统以维护正义,这是同时代的其他人,包括诸葛亮都没有达到的一种境界。阶级分析是一种认识问题的方法,不是可以机械粘贴的标签,一个人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政治素养,可使他在某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其阶级局限。这是不足为怪的。

总而言之,对刘备托孤之举,不能怀疑他的真心,没有理由非要认定这是他对诸葛亮不放心,故意试探其诚。此举是刘备从大局着眼,在影响事业发展的重大人事安排上做的政治交待,是他重大业,轻妻儿的又一实证,是突破封建世袭制的一次尝试,堪称超尘拔俗、深谋远虑。

(三)关于刘备占蜀

刘备数次占据别人领地,人们因此认为刘备“背信弃义,靠谁害谁”。刘备占据的地盘,比较大的有三块,一是徐州、一是荆州、一是益州。下面我们一一进行分析。

三让徐州的故事通过戏曲流传很广,陶谦第一次见到刘备,就要将徐州让给他。刘备说“公有此言,莫非疑刘备有吞并之心耶!若举此念,皇天不估”。在这里,刘备说明了,吞并别人的领地,是要遭天谴的不义行为。他的道德准则不允许他接受这种相让。第二次,刘备仍坚辞不受,因为接受了则“天下将以为备为不义人矣”。第三次,陶谦让完就死了,刘备依旧不应允,最后在百姓的哭劝下,“乃许权领徐州事”。在这里,刘备的道德观念是很清楚的,他的举动完全合乎他的道德规范。

刘备在会见诸葛亮时,诸葛亮就提出了三分天下的战略,具体说来要占有荆州和益州作为根据地。刘表也表示,等他死后,要刘备作荆州之主,但刘备拒绝了,因为“景升待我,恩礼交至,安能乘其危而夺之”?到此,刘备的原则仍是对人不对地。刘表一天在,他要对得起刘表一天,刘表的儿子一天在,他要对得起刘表的儿子一天,因为这一时期刘备的道德观念仍是:地盘是人家的私有财产,巧取豪夺是不义行为。他后来占荆州,是联吴抗曹之后,已不属于占刘表之地。

刘备取成都,情况变得复杂起来。虽然这时刘备仍然强调要出师有名,行动有据,反对不择手段,事实上,他也是在等到刘璋对不起他的时候才动的手,但此刻这些已是方式和策略问题了。实际上这时的刘备与诸葛亮已经统一认识,制定了占取益州的计划。这种情况表明,这时的刘备在创建根据地问题上道德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放弃了他此前一直遵循的对人不对地的原则。

在一些人看来,刘备没有把好人做到底,他对刘璋等汉室宗亲动手,是兔子吃窝边草,是骨肉相残的不义之行。如何看待刘备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道德观的变化,是进步还是蜕变?是研究刘备道德不应回避的。

一般说来,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已有是不道德的。但道德从来都是具体的,任何道德规范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界限。刘备占取他人领地是政治行为,不能孤立地进行一般的道德评价,应将其置于一定历史条件下,与这一行为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

东汉末年,王室衰微,群雄四起,国家呈现四分五裂之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削平群雄,实现国家统一,重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是历史的要求,人民的愿望,无论谁致力于这一伟业,都值得充分肯定。在这一点上,我们对刘、曹、孙三方不能厚此薄彼。然而,问题在于三方政治势力的竞争并非机会均等。曹操从诸侯倾扎中已占“天时”,他利用丞相地位,挟天子以令诸侯,名正言顺地东征西讨扩张势力;孙权居“地利”,继父兄之业而盘据富庶的江东;而刘备则必须白手起家。他虽为汉室宗亲,却未曾拥有封地,如不取他人地盘就无法立足,统一国家的宏图大志就无从谈起。这种政治与道义的两难选择,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冲突,一直困挠着刘备。起初,刘备坚持对人不对地,以取他人地盘为不义,这虽然使他博得了良好的声望,但同时也使他失去一些机会,极大地局限了他势力范围的扩展,以致迟迟形不成气候。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刘备集团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如果继续恪守原有的道德规范,不加紧扩建根据地,蜀汉政权就有被人吞掉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刘备经诸葛亮等人的鼎力劝说,终于解放了思想,不再拘泥于封地是人家私有财产的观念而谋取了益州,从而奠定了蜀汉政权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我们认为,在创建根据地问题上,刘备道德观的这一变化,是思想观念的更新,是一种自我超越。在统一国家问题上,他超越了先前那种把手段摆在首位的头足倒置的道德观,以统一大业为重,实现了目的与手段的正确定位。表面看来,他取益州是一种道德的退步,实际上丢掉了应该丢掉的精神枷锁,适应了高层次的道义要求,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被动局面。

再说,刘表、刘璋等其他汉室宗室,都是些胸无大志的无能之辈,他们偏安一隅,苟延残喘,无心也无力完成匡扶汉室的任务。就是刘备不取他们的地盘,这些人也难以逃脱被别人蚕食、鲸吞甚至赶尽杀绝的命运,他们被刘备兼并,至少性命有保,衣食无忧。因此说,刘备取益州,对人对己,于国于民都有利,因而是符合道德的。不仅如此,刘备此举尽可能的把政治理想与道德追求,把残酷的政治斗争与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把目的与手段,把义与利结合起来,这在三国那个弱肉强食、充满血与火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在此所以为刘备的兼并行为作道德辩护,从更深层次上讲,是因为在中央集权弱化、豪强拥兵割剧据的情况下,这种兼并可以剌激竞争,促进国家统一和社会发展,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古往今来,哪个有所为的开国之 君不是采取削平群雄的手段实现统一的呢?楚汉之争,刘邦把昔日反秦盟友逼得自刎于乌江,康熙皇帝开疆扩土使周边国家俯首称臣,对此等行为我们从不指责他们不道德,而是称赞他们有胆识、有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不也是白手起家创建和扩展红色根据地的吗?刘备取益州同他们一样,都是为了完成崇高的历史使命而作出的正确选择,是一种非同一般的,也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高层次道德行为。

到此,刘备占蜀这一问题的实质已经清楚,作为实现统一大业的必由之路,并非不义之行,而是大义之举。

(四)关于刘备之哭

刘备眼泪之多,令人瞠目。袁阔成的评书《三国演义》把刘备的眼泪喻为自来水,有想用时随时可以拧开的本领。刘备的哭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真情,二是作戏,这后一点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在第56回,诸葛亮交待刘备:

“若肃提起荆州之事,主公便放声大哭,哭到悲切之处,亮自出来解劝。”计会已走,接鲁肃入府。礼毕......茶罢,肃曰:“今奉吴侯钧命,专为荆州一事而来,皇权又借住多时,未蒙见还:“今既两家结亲,当看亲情面上,早早交付”。玄德闻言,掩面大哭。肃惊曰:“皇叔何故如此?”玄德哭声不绝,孔明从屏后出曰:“亮听之久矣。子敬知吾主人哭的缘故么?”肃曰:“某实不知。”孔明曰:“有何难见?当初我主人借荆州时,许下取得西川便还,仔细想来,益州刘璋是我主人之弟,一般都是汉朝骨肉,若要兴兵取他的城池时,恐被外人唾骂,若要不取,还了荆州,何处安身?若不还时,于尊舅面上又不好看。事实两难,因此泪出痛肠”。孔明说罢,触动刘备衷肠,真个捶胸顿足,放声大哭。鲁肃劝曰:“皇叔且休烦恼,与孔明从长计议。”

这一段开头刘备的哭是作戏,是刘备和诸葛亮利用鲁肃为人厚道而用的缓兵之计。而孔明说罢之后刘备的哭是动的真情。类似这种真假合哭,不仅刘备有,诸葛亮哭周喻也是如此。这类哭反映了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政治活动家感情的复杂性。如果说他们这些哭还是有真有假,真真假假,那么,甘露寺招亲则纯粹是作戏了,这一段尽人皆知,无需赘述。刘备在吴国太面前流的泪无丝毫真情,完全是利用妇人之仁使自己摆脱险境,不得不承认,刘备在这方面确有作戏的本领,能够很快进入角色,而且每每都能产生感人的效果。

既然是作戏,当然就是假的。但是,政治家作戏,不是什么道德问题,而是职业需要,是一种政治策略,众所周知,搞政治斗争不讲策略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总统们在大众场合总是要亲吻孩子,脸上总挂着微笑,不也是作戏吗?我们为什么要独责刘备之哭呢?

让备之哭,除了作戏,更多的还是真情流露。他的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区分敌我,内外有别。对外,哭多是策略手段,对内,哭却是真情实感的表现。他初识关羽、张飞,哭着说出自己的出身和志向的,为自己作为中山靖王之后无力匡扶汉室而痛心疾首,悲泪长流,这使关、张深受感动,遂有“桃园结义”。刘备送别徐庶,依依不舍泪流不止,深受感动的徐庶终生未给曹操献一计一谋。刘备这类的哭,打动过无数忠臣良将的心,极大地增强了刘备集团的亲和力。人们常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这或许有几分揶揄色彩,但不也恰恰表明刘备的蜀国大业靠的是自己的至诚至切,感天动地的道德情感和人格力量吗?用现代人的眼光看,男人们可以微笑,可以愤怒,而动不动哭哭啼啼则使人生疑。其实,所谓感情丰富,就是喜怒哀乐多种感情皆备于我。领袖人物中这种感情丰富的人大有人在,毛泽东经常哭,多年相处的警卫要离开他了,他拍着人家的脊背嚎陶大哭,他看《白蛇传》,看着看着就进入了剧情,哭起来,乃至站起来当众大吼,看《红灯记》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哭。这种常人的举动,这种感情不加掩饰的率真,是大灾大难大动荡中孕育出来的领袖才有的风采和魅力。那些在和风细雨中成长起来的、被现代政治“夹饭“定了型了总统们,虽有高雅的谈吐,得体的举止,却唯独不肯流露自己的真实感情,就是内心翻江倒海,表面上也要保持风平浪静,终日把微笑挂在脸上,否则,人们会感到他们缺乏领袖人物的风度,不配作总统。刘备是乱世英雄,对比那些将喜怒哀乐干掉三个的现代政治活动家,他的感情要丰富和真实得多。感情的丰富是一个人的个性特点,甚至是个优点,这与道德无关。而感情的真实与否却可以而且应该作道德评价。我们说,刘备虽然有时出于政治需要作戏,但残酷而复杂的政治斗争并没有使他失去本性和应有的道德感情,这是难能可贵的。

我们在弄清了以上几个问题的是非真伪之后,不难看出,罗贯中并无有意丑化刘备的意图,那种认为他使用孔夫子“微言大义”的手段隐曲地表现刘备虚伪的看法是错误的,罗贯中不是有意识地给刘备“加缺点”。刘备那些在人们眼里的所谓缺德之点,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也有不少的人认为,读者产生刘备“伪”的印象属于作者创作意图与客观效果脱节,原因在于作者表现手法使用不当,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没有把握好分寸。持这种观点的人常常用鲁迅先生的评语作为依据。本文认为这种观点也是难以成立的。不错,对于《三国演义》,鲁迅先生的评价是:“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但不能以此断言罗贯中对刘备这个形象的刻划失了分寸。这是因为,“似伪”不是伪,“近妖”未至妖,而这种似伪之真,近妖之智,才是真善美的极致,才达到了一种神妙的境界,这正说明罗贯中这个文坛巨匠在塑造刘备、诸葛亮这两上优秀人物时,在他身上寄托了作者对真善美的热切向往。然而,罗贯中的良苦用心并没有为人们所理解,绝大多数人并没有从作品拥刘反曹的倾向中认识到作者的正义感和扬善惩恶、扶正压邪的价值观,反而简单化的认为这是罗贯中站在正统的立场上偏坦刘备。而今,正统思想早被扫入了历史垃圾堆,但重利轻义,重才轻德却成为多数人的价值观,刘备在一些人眼里随之成了虚伪和无能的化身,而被罗贯中贬斥的奸雄曹操则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理解”,为其作翻案文章的不计其数,以致在一些人心目中已形成了曹优刘劣的定论,这不能不说是美丑混淆、是非颠倒。罗贯中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遗憾和痛心的。


通过以上几个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认定,指责刘备“虚伪”、“不义”是不公道的,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也不符合作者的意图,他那被人斥为不仁不义的行为,正是大仁大义之举,人们认为他虚情假意所做的表演的,正是这个生存于乱世的有道之君至真至诚的曲折表现。

到此,我们澄清了加在刘备身上“莫须有”的罪名,摘掉了扣在他头上“伪善”的帽子。然而要给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刘备们摘掉加冕,则需要进一步探讨这类人物被人误解,遭人非议的根源,概括出他们道德实践的特点,从而掌握政治斗争中道德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如果说本文此前多从反面对刘备的具体行为进行分析,下面将从正面对其道德实践加以概括抽象。笔者认为,刘备的道德实践主要有以下两大突出特点。

第一,坚持道德实践与政治进取的统一,充分发挥道德在政治斗争中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刘备继承发扬了儒家“以仁待人,以德治世”的传统,把追求道德的完善与政治上的积极进取努力结合起来,靠“人和”开创了蜀汉基业。这种以德为本,建功立业,是刘备道德实践的闪光点,同时也是他被人误解的根源。中国历史上,注重道德修养的人大都不屑涉足官场,在东方文化里,道德高尚与淡泊名利几乎成了同义词。因此人们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是道德与政治具有不相容性;道德只有与权力分离,才能得到升华和净化,有道德的人,也只有远离政治才能修成正果;政治需要的是权术而不是道德,道德是攀登权力高峰的绊脚石。尤其是乱世,道德与政治在人的心目中更是水火不容。有了这一种思维定势,人们就很难理解刘备的选择。东汉末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政治竞争激烈,社会严重失序的战乱时期,各路豪杰纷纷告别道德,以求轻装上阵,在政治角逐中捷足先登。唯独刘备不同,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逆水行舟,他没有走功利的阳关道,而是走上了道义的独木桥,加之刘备又打了个“匡扶汉室”的旗号,有些人便认定他不识时务,不合潮流,拉历史列车。我们认为,刘备绝非伯夷、叔齐之辈,他的选择不是落后保守,而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和广大民众的愿望的。这是因为,在当时,结束战乱,实现统一,有两条途径:一是利用社会混乱,彻底摆脱道德,最大限度地发挥权术的作用,不择手段,力挫群雄,达到君临天下的目的;二是适应战乱时期人民对安居乐业、淑风良纪的渴望,高举道义大旗,发挥道德影响力,以绝对精神优势战胜对手,实现天下归一。如何选择,取决于行为主体的价值取向。以“宁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为人生哲学的曹操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前者,而深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刘备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从而握紧了道义的纤绳,承担起了乱世之中扬善惩恶的沉重使命。刘备和曹操的选择,可以说都是从实际出发,不同的是,曹操作为一个功利主义者,看到的是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堕落为自己不择手段地谋取国家政权提供了机会;刘备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注重的是乱世中民众的祈盼并以此作为自己创业的基点,力挽狂澜,在谋求国家统一的同时,致力于灵魂伟业的重建。这是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反映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人生观。评价历史人物,我们当然要注重其行为目的,但同时也要考虑他的手段。历史唯物主义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评判是非的根本标准,但并不排斥道德评价。三国时期的刘曹之争,不同于春秋无义战,存在着一个道义的守护问题。刘备和曹操可以说都抓住了历史机遇,因为三国时代本来就存在着造就大善与大恶、英雄与奸雄的社会条件。社会秩序的混乱,可以刺激个人主义者不择手段地索取,也可以激发仁人志士竭尽全力的奉献,既可以使一些人陷入道德的低谷,也会把真正的精英推向道德的巅峰。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由此可见,刘备不是不识时务,而是独具慧眼,发现了乱世中道德的生长点,并以此作为自己创业的立足点。这是适应时代要求,以正确手段达到正确目的的伟大创举。

致力于道德实践与政治进取的统一,无疑会使社会道德面临新的课题,新的挑战,会遇到常人不曾遇到的矛盾和困难。试想,如果刘备不以完成统一大业为己任,不参与政治角逐,他就不会占人家的地盘,不会去摔自己的儿子,不会流那么多的眼泪,当然也不用去留那个数百年来人们说不清道不明的“政治遗嘱”。而没有这么多令人费解的事情发生,人们对刘备的道德自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怀疑了。但是,也要看到,正是这些困难和挑战锻炼了让备,促使他做出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情,达到了常人达不到的境界。与政治进取相结合的道德虽然在一般人眼里失去了那种“纯洁”,却得以在高层次、大时空中发挥作用。

首先,充分发挥了道德的凝聚力。刘备深知对手曹操的文韬武略和大智大勇,要战胜之,必须把志同道合者团结在一起。“桃园结义”是刘备聚义活动的第一步,继后,他又“三顾茅庐”拜请诸葛亮出山相助,再后,他得赵云、黄忠等忠臣良将。形成了创业所需的领导核心。刘备以自己的品格和为人赢得了属下对他和他开创的蜀汉大业的耿耿忠心:关羽的千里寻兄,赵云的单骑救主、诸葛亮的掬躬尽瘁,无不是感念刘备的仁德恩义,有了这些忠肝义胆而又智勇双全的文臣武将,刘备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极大地增强了政治竞争力,当然,在竞争的压力面前,曹操也广揽人才,但刘备与曹操不同在于,他不仅慧眼识人,更重要的是以诚待人,以情感人,这是曹操那金钱美女、高官厚禄的招才之术所无法比拟的。刘备的人格力量尤如一面不倒的旗帜,凝聚着蜀国军民的心,就是到蜀国败亡之际,忠臣之后仍感念先帝之德,纷纷自杀殉国,悲壮之举,可歌可泣。曹营中人才济济,有几个对曹操如此忠义?司马氏父子继承发展了曹操的毒辣奸诈,在曹操死后,重演了当年逼宫的悲剧。曹操南征北战一生打下的天下落入他人之手。正反两方面事实表明,刘备在政治斗争中充分发挥了道德的凝聚力作用。

其次,充分发挥了道德的感召力,刘备作为一方主帅,在豪强拥兵割据的情况下,以德为本,独树一帜,有着极强的感召力。他关心民众疾苦,减轻百姓负担,新野百姓有歌谣“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当阳撤退,几十万百姓相随,足见其在民众中的影响和威望。在各路诸 侯中,刘备也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各地豪杰从者如云,这使刘备在不居天时地利的情况下,仍可招贤纳士,壮大力量。可见道德在政治斗争中感召力之强。

刘备一生致力于道德追求与政治进取的统一,但受制于历史条件,他不可能实现两者的完善结合。但他的这方面努力非常可贵,极有价值。千百年来,正是这两者的分离,正是一些良善之辈的消极避世,助长了缺德之徒的胆大枉为,刘备的道德实践表明,道德不能仅仅“修身齐家”,更重要的是要用于“治国平天下”。洁身自爱只是人生的一种境界,真正追求道德的完善,必须脚踏害地,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觉悟力,投身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去建功立业,让道德的光辉驱散权力领域的黑暗,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坚持道德实践与斗争精神的统一,充分发挥道德的战斗力。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劝导人们“忍”的说教汗牛充栋,而鼓励人们“争”的学问却是凤毛鳞角,致使好人善于忍受不善于斗争,叹气多而悍气少,而且形成了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重品德修养的君子不与人争斗,热衷于政治斗争的人不讲道德良心。然而在刘备身上,我们看到,道德修养与斗争精神,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是那样合谐统一在一起。刘备重道德,求人和,但他不是谦谦君子,不乏斗争精神。他以道德为武器,坚持把扬善与惩恶相结合,与奸雄曹操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和毕生的较量,面对曹操的不仁不义,狡猾奸诈,刘备反其道而行之,他坚持“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曹操进攻徐州,所到之处,大肆杀戮,而刘备的军队则对百姓秋毫无犯。曹操对下属狡猾狠毒,为防行刺竟“梦中杀人”,而刘备对将士尊重信任,和善诚恳。刘备所以与曹操对着干,是因为“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这种情况表明,在激烈的竞争中,对于不义之徒,道德是一种负担,而对有道之士,道德是一种武器,是一种独特的竞争手段,正确使用可以克敌制胜。而且,与不义者的缺德行为反差越大,道德武器的威力越强。刘备那些常人难以理解的,近乎于极端的道德行为,如“携民渡江”等,就是与曹操对着干的典型表现,是政治竞争的需要。正是曹操的许许多多缺德行为激发和强化了刘备的道德感情和道德信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是曹操这个不道德的竞争对手把刘备推向道德高峰。另外,道德武器的作用不是立竿见影,因此,道德武器的使用不能急功近利,浅尝辄止,刘备对曹操就是打的道德上的持久战,这就是为什么刘备几十年间即使是身处绝境,家破人亡,也不在道德上后退半步的原因所在。总之,以道德为武器,持之以恒,斗争到底,这是刘备道德实践的基本经验之一。

从对刘备道德总的分析与评价中,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其一,历史标准与道德标准应该是统一的,兼容的,我们固然不能不顾及历史发展要求而奢谈道德,但也不应为了历史的原则而把道德抛得一干二净。这或许是一个老问题,但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在人们的慨叹风日下,道德滑坡的今天,我们尤其应高扬道德的旗帜,时刻把历史进步与道德发展完美地结合起来。其二,政治与道德难以结合,但却可以结合,致力于这种结合的人是不容易被理解的,但他们是政治斗争中真正的道德卫士,看守着人类的精神家园,绝不应该受到道德谴责。其三,善不仅是一种意念,一种独善其身的个人修行,而应该付诸于激浊扬清、惩治邪恶的政治实践,只有将道德修养与斗争精神相结合,使其成为一种有效的打击丑恶的精神武器,给好人带来利益,对坏人构成威胁,道德才会在促进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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