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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日本天皇裕仁和皇后决定访问美国。出发前,他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记者伯纳德·克里舍提了11个问题,其中问道:“众所周知,在结束战争时,您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有些人也说你参加了导致开战的决策,对这种说法您如何回答呢?”裕仁回答:“是的,是我自己作出了结束战争的决定。首相征求我的意见是因为他无法统一内阁的意见……开战时,有内阁决定,我无法推翻那个决定。我相信我的行为是符合日本宪法规定的。”日本侵华天皇访问美国,一个记者的提问让他答不上来9月22日,驻东京的外国记者向裕仁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许多美国人希望陛下谈谈对40年代日美战争的看法,您打算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裕仁:“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正在讨论中,现在我想暂不表明我的见解。”记者:“陛下,您是否认为在过去的30年中,日本人民的价值观有所变化?”裕仁:“我知道战争结束以来,不同的人表达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但从广义上看,我不认为战前和战后的价值观有什么变化。”记者:“您说您一直遵照明治宪法的规定行事,这种表述似乎在暗示您在当时并没有反对过军部的做法。所以我想问问陛下,您个人是否曾感到,日本军部的领导人会将日本引入一场毫无结果的错误的冒险呢?”裕仁:“实事也许如你所说的那样,但是当时有关的人现在还活在世上,如果我现在说些什么的话,我岂不是要批评当时军部的领导人了吗?我不想这样做。”日本侵华天皇访问美国,一个记者的提问让他答不上来在美国的精心设计下,裕仁的华盛顿之行没有什么意外发生。访美返回东京后,裕仁接受电视台采访,一名记者突然发问:“陛下,在白宫的宴会上您说,‘我深深地为那场不幸的战争感到悲痛‘。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对战争感到有责任的意思?您对所谓的战争责任是如何认识的?”听到这个提问,裕仁一时回答不上来,表情僵硬了一会儿,然后有点驴唇不对马嘴地说:“关于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我没有研究这方面的文学,所以不太清楚,所以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当被问到广岛原子弹爆炸时,裕仁说:“对投放原子弹一事,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是战争中发生的事情,我虽然为广岛市民感到难过,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日本侵华天皇访问美国,一个记者的提问让他答不上来这些尖锐的提问都指向了一个思想:日本天皇作为最大的决策人,应该对日本战败负责人,应该对死去的日本人道歉。但这是裕仁天皇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做。此时是1975年,离日本投降已经过去整整30年。30年,一代新人成为国家中坚力量。由于日本在投降后对天皇权力进行了限制,隔离于政治决策之外,所以这一代人没有忠实天皇的感情。天皇真正成了一个傀儡,一个象征性的摆设。同时,他们对日本遭受的创伤感、高速经济发展与政治地位的落差感到迷惑、不解,日本天皇对这些责任的沉默失语让他们不满。这些问题代表了他们的心声,天皇的回答让他们更加不满,随之开始了对天皇的批评。日本侵华天皇访问美国,一个记者的提问让他答不上来裕仁出殡仪式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孤独、年迈的裕仁开始了对社会舆论的回应,根据他口述的《独白录》整理了一本自传式的《拜听录》。这些过去君臣的对话和细节并没有对他有太多影响,无力为自己“翻案”。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在他能够生活自理的日子里,他更多地是回忆昔日的辉煌。他死不认罪,死不担责,但此时,人们已不再对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进行批评发难。1989年1月7日清晨6时33分,裕仁在癌症的折磨下死去。老年的失落、孤独、凄凉,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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