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

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几经周折,一直不愿意提起往事的杨煜老人欣然答应了接受我们的采访。于是,我们赶紧来到湖北省钟祥市朝宗桥中外汽车修配厂接待室,只见89岁高龄的杨老满面红润,精神焕发。当他回忆起60年前在贵州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时,仍记忆犹新,便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了那段往事…… 我当上了张学良的警卫 我祖籍云南省大理市弥渡县,1941年11月毕业于黄埔军校18期。毕业时年仅18岁,被授予中尉军衔。热血男儿本想奔赴抗日前线报效祖国,却怎么也没有想到,我和几个同学被分配到贵州开阳县一个秘密的地方,担任软禁在这里的抗日名将张学良的贴身警卫。 开阳县距贵阳仅有50公里,山高路险,是贵州通往湖南、四川的要道。抗战以后,国民党的不少机构迁驻于此。而张学良软禁在开阳不到3年,由于日军打到了贵州,蒋介石又下令,把张学良秘密转够到了贵州桐梓县天门洞。 天门洞四面环山,最高的山峰海拔1000多米,山上有寺庙,最低的山峰也有500多米,南边还有一条大河,仅一条路通往山外。这里是新建的一栋为兵工厂发电的厂房,还没有安装发电设备,却成了软禁张学良的秘密住所。当时对张学良的看守非常严,实行的是有限制的自由,张只能在三四公里的范围内活动,可以散步、钓鱼、打猎,经常打野鸭,每次外出都有1至3个贴身警卫跟随。我就是张的随行警卫之一。因为我诚实可靠,张学良特别喜欢我,每次出门都要我同行。 虽说天门洞有天然的屏障,地势险要,插翅难飞,但是国民党对此的戒严却是特级的。负责看守张学良的事宜直接由军统头目戴笠主管。天门洞周围有三道防线。外围有暗堡、战壕,由一个装备精良的中央警卫团警戒;二道防线有一个宪兵排负责监视巡逻;内面便是我和四五个贴身警卫日夜负责张学良的安全。 当时,一般不准张学良与外界人员接触。但是有一个人可以例外,就是莫德惠,因为他是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最要好的朋友,是蒋介石特批的。此外,任何人没有蒋介石的手令,是不准见张学良的。一次,国民党贵州省主席杨森进山要见张学良,已经闯过了一关、二关,因为没有蒋介石的亲笔信,在第三关被我拦下了,杨森也只好打道回府。 我心目中的张学良 在我的记忆中,张学良的形象并非是人们想象的那样,身材高大魁梧,他也是一个平常之人,只是他那剑一样的浓眉、那双清澈有神的眼睛、那生气勃勃的神态,让人见后,顿生一种仰慕、崇敬之情。张学良是个圆脸,在戒掉大烟之后开始发胖,身高1.7米左右;头发秃顶,前额有长发往后梳理;穿着很普通,以制服为主,说话和做事都很文雅,口音尖哑,带女声味。 张学良的生活也很朴实,他不抽烟,不喝烈性酒,有时小饮红葡萄酒;他还喜欢采摘野杨梅,自酿杨梅红酒。平时以馒头和素菜为主,他喜欢吃豆豉烧猪油渣这道菜,另外爱吃汉口的莲藕。他知道我的夫人是武汉人,时常对她说:“武汉的连藕最好吃,有9个眼,比外地的藕多一个眼。” 张学良有时还亲自下厨做东北家乡菜。他常风趣地说:“我的生活费是蒋委员长从他的军贴中支付的,不吃白不吃!” 张学良虽然身居高官,却没有一点官架子,他平易近人,常和我拉家常:日本人投降了你想不想回家?还问问家乡的情况。他常叫我到贵阳老乡家里去玩。他还叫赵四小姐给我的儿子织了一件毛衣,遗憾的是待我夫人去取时,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已被秘密押往重庆,后又到了台湾。 张学良最大的特点就是好胜性强,这表现在他下象棋上,赢了就高兴,输了就生气。一次张学良和别人下象棋,在一旁观看的军委会特务队长刘乙光眼看张学良要输,便劝张退“帅”,张偏要进攻,结果输了。张便大发脾气,把棋桌掀了,把自己喂养的狗也打跑了。 张学良的爱好十分广泛,读书、看报、写诗、下棋益智;散步、爬山、锻炼身体;钓鱼、打野鸭陶冶情燥。看报以《大公报》为主,从中可以知道抗战形势。他还喜欢听、唱京剧,当时有一个姓杜的副官会拉京胡,张便经常叫他伴奏唱京剧,主要剧目有《平贵回窑》、《八大锤》和《苏三起解》等。 和张学良在一起的时光 在我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至今难以忘怀。 张学良喜欢钓鱼,而不吃鱼。钓来的大鱼都送给别人吃,小鱼就喂养,供自己观赏。他的钓鱼杆是一位英国朋友送的,鱼钩是多层的,鱼竿带有小铃铛,诱饵是芝麻饼,当鱼咬钩之后,铃声一响就收竿,十有八九能钓到鱼。有一次,我陪张学良到河里钓鱼,我在上游,他在下游,由于流水的作用,不一会儿,张学良起钓时,拉不动,还以为钓到了大鱼,直到扯起鱼竿时,才发现是两个鱼钩挂在了一起,于是两人便哈哈大笑。还有一次,我和张学良在河边钓鱼,一群野猴子在不远的地方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约有10只猴子从一棵大树上手牵手吊下来掏野蜂蜜吃,张学良看见后和我会心地一笑,便从我身边拿过步枪,端枪一击,“啪”!只见上面第一只猴子抓住的树枝应声而断,一连串的猴子纷纷落地,这时,张学良和我都开心地笑起来。 说起猴子,还有一个小故事。一天,我陪张学良散步,来到天门洞最高的山峰,这里有一座寺庙,成群结队的大小野猴自由自在地进出,张学良想捉一只幼猴喂养,又怕母猴护子伤人,张学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叫我找来一截外实内朽的木头,再挖一个小洞,里面掏空撂上几棵黑桃,放在幼猴出入的地方,不一会一只幼猴钻进去了,只能进而不能出。这样略施小计就捕住了一只幼猴。看着可爱的幼猴,张学良像缴获了一件珍贵的战利品一样,高兴极了。与其说张学良喜欢打猎,还不如说他善长打野鸭子。在离天门洞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中正坝河,河里野鸭成群。我经常陪张学良来这里打野鸭子。他的枪法特别准,天上飞的用手枪或步枪点发,河里游的用冲锋枪连射,可谓弹无虚发。一次我到河边捡野鸭不慎掉进了河里,张学良赶紧把我拉上岸,一边帮我擦水珠,一边问我冷不冷。当我回答不冷时,他才放心。 张学良虽然很少吃鱼,但是每次打的野鸭,他都要尝一尝。他不吃鱼的原因也许与那次吃当地的小螃蟹有关。一天,我和张学良打猎归来,路过一条小溪,只见水里有很多小螃蟹,他叫我捞了不少螃蟹,回住地后,叫厨师用油炸酥,当晚他很有食欲,吃螃蟹并喝了一点葡萄酒,还没有消化,他就去打篮球,回来后,腹痛难忍,这下却把我吓懵了,我赶快请示上司,当天送到国民党贵阳中央医院做了阑尾手术。为了张学良的安全,路上和医院全部有宪兵把守,当时,我寸步不离地一直守候在张的身边。 张学良一直对我很好,有一次还保护我免遭了处罚。那一天,我陪张学良出去散步,我们边走边聊,竟一直走到了少数民族居住区,以至延误了返程时间,队长刘乙光大为恼火,不但开口骂我,还要处罚我。张学良上前拦住刘说:“是我让他去的,与他无关!”这样,刘才放过了我。 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 在回忆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我不得不说说赵四小姐。其实,我们常叫赵四,应该是赵媞,她有3个名字:赵一荻、赵媞、赵绮霞。当时,张学良和赵媞小姐还不是正式夫妻,只是“学良”和“赵媞”相称。赵媞小姐长得特别漂亮,鹅蛋脸白里透红,身材苗条,她不仅端正典雅,白璧无睱,而且像一块精美的玉璞,有一种天生的丽质,恬淡、圣洁的美。她平时喜欢用法国香水,穿什么衣服都合身,她和张学良的感情十分真诚、亲密,他们常在一起交谈、散步、读书、看报、跳舞,是难得的知已和伴侣。当时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赵媞小姐脸长了少许雀斑,张学良曾和我开玩笑说:“赵媞小姐脸上原来是没有雀斑的,要是有,我是不会要的!”天门洞的生活很单调,也很枯燥,在一次舞会上,张学良结识了能歌善舞、气质非凡的钱家两姊妹。他们相见恨晚,张学良还认钱家二小姐钱文美为干妹妹,后来还把她带到了台湾。 我和张学良分别以后 1946年8月,因局势动乱,张学良被送往台湾,由于专机太小,我和另外5名警卫人员及家属留在大陆。从此,我便开始了坎坷的人生道路。当时我被调到南京国防部中训团受训,与其说是受训,还不如说是软禁,不封官,不加薪,整天到晚吃喝玩乐,无所事事,无人身自由。后来,又安排我到国防部新闻局新闻班学习,两个星期毕业后,又分配到张学良的故乡,东北国民党某部代理总队参谋兼任通讯中队指导员。1948年2月25日,就在辽河开冻的前一天,我随师长王家善所率部队起义投诚,被编入解放军辽东军区教导团学习,不久被举荐为文艺编导,随战地文工团奔赴前线慰问演出。 1949年5月,我随解放大军南下,解放武汉之后,我在汉口遇见了阔别多年的岳父母和妻子、儿女,从此便申请复员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国民党军统特务”,全家人受到株连,被下放到钟祥冷水镇经建村劳动改造。直到1982年,我的历史问题才得到平反昭雪,全家迁回了武汉。两年后,我又带领儿女们回到钟祥创业,以我长子杨全元为首的众多儿女,艰苦创业,发奋图强,从修自行车、补轮胎开始,现已建成了拥有千万元资产的朝宗桥中外汽车修配厂。 现在我是四世同堂,儿女们团聚在一起有40多人。我很幸福,也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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