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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百团大战时期),头上有日本飞机盘旋,耳边响着步枪、机枪、迫击炮声,我们还坚持上课,有了敌情,随时变动地方。鬼子来了就打,鬼子走了再学。行军中,3人一组为‘走谈会’,推磨时是‘磨谈会’,抓紧一切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了各种爆破工兵技术。在抗大的那段学习经历,对我终身受益。”

2014年12月初的一天,在四川巴蜀抗战研究院志愿者的帮助下,华西都市报记者在成都市永丰路的一处居民房内,见到了90岁的张文辉。

虽然已在成都生活了多年,但张文辉不改家乡山西口音。他自我总结说,戎马一生,与祖国的4座大山息息相关、紧紧相连——恶战太行山、激战大别山、奋战二郎山、苦战大巴山。这个14岁就参加了八路军的战士,参加过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众多战役。

投身抗战 14岁时成为八路军学员

张文辉出生于山西长治县中山头村一个贫苦农家。小时候,虽然家境贫寒,但一家人倒也过得和和睦睦。日军的到来,夺走了这个家庭那小小的幸福。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加快了侵略步伐。平津地区很快沦陷,接着,河北沦陷,山西太原也被占领。1938年1月初,日军占领山西长治,来到了张文辉的家乡。

“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个个村庄被夷为平地,无人幸免。”张文辉说,村民们随时处在惊恐中,因为鬼子随时都有可能前来扫荡。

几天后,日军没来,来了一支中国军队。刚开始,村民们不敢接近这支部队。但奇怪的是,这支部队也不打扰村民,在村里各处墙壁上写起各种标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不当亡国奴、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八路军来了!14岁的张文辉跟在人群后面,观察着这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部队——不论长官和士兵,都统一穿着灰布军装、打着绑腿、戴着八角帽。带队的军官笑着朝他们打招呼:“老乡们,你们好呀!”说话神气,又很亲切。村民们虽然不敢搭话,但心里早已亲近了许多。张文辉说:“我帮他们提写标语的石灰桶,一直从村东头提到西头。”

晚上回到家,张文辉睡不着:“留下来的话,鬼子来了肯定会被杀死。投降鬼子,我绝对做不出来。不如加入八路军打鬼子,要死也死得痛快。”几天后,张文辉瞒着家人,与3个同学一道,偷着跑到城里去找八路军宣传队了。结果没找着,心里很着急,就报名参加了“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

当时的特派员王培仁(解放后曾任天津市人大主任),把张文辉和同学介绍到民族革命中学。大家被编入一队,学习步兵操练、打野外,学习《论持久战》。学校还为他们制作了土布军装,完全是供给制。

这批学员经过几个月的知识学习、军事训练后,被分配到八路军的各个战斗部队,张文辉来到具有光荣传统的129师。在这支部队中,有赫赫有名的左权、陈赓、秦基伟、向守志等。

从此,张文辉踏上了抗击日寇的革命征途,一步又一步、一仗又一仗,总是冲在战斗的最前沿。

深入敌后 在太岳山打游击打鬼子

1938年底,是抗战最严峻的时期。日军先后占领了冀南地区的所有县城,还准备从山西太原和临汾、河北的邯郸等地,兵分多路向长治围攻,形势十分危急。

大敌当前,张文辉所在的部队采用进入太岳山依托有利地形打游击战、将部队化整为零的方式,以营为单位,分散在沁水县、阳城县、安泽县、长子县等一带山区活动。开展宣传,发动群众起来积极抗日,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县大队、区小队等人民游击武装,经常和出来扫荡的日伪军进行战斗。

1939年6月,山西青年抗日决死三纵队民运工作团在长子县高河镇整编成立。该团成员是从各团抽调而来的,大部分是20岁左右的青年,张文辉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人。

这样的组织很多,八路军各营、各连也组织了小分队,经常在夜间袭击日军的据点。抗日的烽火燃遍山西大地,沉重地打击了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

百团大战 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战斗

1939年底,张文辉进入抗大总校学习,当时校址在山西武乡蟠龙镇,是抗大总校到敌后开办的第一期。张文辉回忆说,当时在会上,彭德怀副总司令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宣布:罗瑞卿为副校长。

敌后办学的条件十分艰苦,抗大要在日军的势力包围中生存发展,只能一边学习一边战斗。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张文辉还在学习中,就加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他所在的部队在阻击日军的关家垴战斗中,掩护当地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张文辉说,“当时,头上有日本飞机盘旋,耳边响着步枪、机枪、迫击炮声,我们还坚持上课,有了敌情,随时变动地方。鬼子来了就打,鬼子走了再学。行军中,3人一组为‘走谈会’,推磨时是‘磨谈会’,抓紧一切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了各种爆破工兵技术。在抗大的那段学习经历,对我终身受益。”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异常艰苦,常人难以想象。张文辉回忆,当时物资条件空前匮乏,困难时期有时吃不上米面,几个月里尽吃高粱、黑豆,干粮是糠窝窝的炒面。就是这些粗粮,还要在武装掩护下,到四五十公里以外的游击区接近敌占区的地方背粮。

干部们以身作则,张文辉所在的区队队长呼宗乐处处带头,所有困难,大家都咬牙克服了。有一段时间,鞋袜供应成了问题,干部们号召大家打草鞋,赤脚走路。就在那时,张文辉学会了打草鞋的手艺。

1940年12月,张文辉在抗大第六期学习结束后,又调到第七期学习工兵技术。工兵学习分五大技术,其中重点学了爆破筑城和坑道,这是特种专业。很快,张文辉所学到的知识就派上了用场。

张文辉说,日军为封锁敌后根据地,制造了无人区。日军隔几里就在交通要道上修建一个碉堡,再用铁丝网封锁整个路口。“这些鬼子坏得很,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有路人过路或者赶牲口,他们就站在碉堡内打枪。一枪一个,就像打猎一样。老百姓又怕又恨,根本不敢靠近。”

张文辉受命和队友潜伏在碉堡外,然后慢慢摸到碉堡下。“埋了很多炸药,把碉堡和里面的鬼子一起炸上了天。”

峥嵘岁月 在左权的指挥下修工事

张文辉学习的工兵技能,在1941年11月黄崖洞军工厂保卫战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黄崖洞位于太行山脉北端,地处山西黎城县北境、晋冀两省接壤之处,海拔1600多米。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挥师深入敌后。当时武器十分匮乏,1938年9月,八路军总部在榆社县韩庄村成立总部修械所,组织修理部队在战斗中损坏的武器和缴获的敌人枪械,同时兼造地雷、手榴弹、步枪。

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兵工部奉朱德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之命,将设在榆社县韩庄村的总部修械所转移到黄崖洞。扩建后,成为当时华北敌后八路军最大的兵工厂,武器弹药年产量可装备16个团,可以说是华北抗日前线八路军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被朱德赞誉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1941年冬天,日军为捣毁黄崖洞兵工厂,出动7000多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等掩护下,从南到北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扫荡。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在左权的指挥下,巧妙利用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与日军激战了整整8个昼夜,打了一场非常漂亮、非常成功的阵地防御战。到战斗结束,共计毙伤敌人2000多人,保卫了黄崖洞兵工厂,赢得敌我伤亡6:1的辉煌战果。

黄崖洞保卫战取得胜利后,为防止日军再次进攻,八路军总部决定抽调一支100人的工兵队伍,开赴黄崖洞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使黄崖洞兵工厂周围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张文辉当时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工兵技术,被抽调出来跟随左权修筑黄崖洞防御工事。

张文辉回忆说,为保卫军工厂,左权点兵布阵,确定防御方向、工事构筑等,在敌人可能进犯的主要地段构筑了坚固的明暗火力点。“左副总参谋长带着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地行走了整整两天。他一边走路一边观察画图,一边踩点一边给我们讲修筑防御工事的方法。两天下来,他命令我们在敌人可能进犯的全部地段,要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和掩体,要布下多个明处暗处的火力点……由于施工紧张,有时候战士们吃不上饭,他就写个便条,让我们到朱德的警卫团去吃。记得有一回,我们两个班的人,竟吃了人家半个连的饭!”

经过大家的努力,3个月后,黄崖洞周围修筑了两道坚固的防御工事。回忆起与左权的亲密接触,张文辉动情地说:“虽然修工事的日子十分艰苦,但他对我们的关心永远难忘。”

张文辉告诉华西都市报记者,左权为人非常随和、非常爱兵。有一次,张文辉正在工地上和稀泥浆,左权笑着问道:“你今年多大了?你是哪里的人?”因为紧张,张文辉回答得吞吞吐吐,左权就拍着他的肩膀说:“小同志,别紧张,胆子要大些,多杀几个敌人!”

让张文辉万分痛苦的是,就在黄崖洞工事完成后的几个月,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在指挥部队战斗、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的路上,壮烈牺牲,年仅37岁。

张文辉说,他一辈子都深深敬爱和怀念这个关心小八路战士的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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