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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不到27岁的青春年华,作为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翻译人员随行前往日本参加永载史册的“东京审判”,受到各界褒奖;他曾强忍着愤怒的泪水,用夜以继日的工作,终将“杀人竞赛者”送上刑场;他是这场“世纪审判”最后的见证者,他更代表着那个不屈的时代……

近日,本报记者专程前往上海,独家专访了90多岁高龄的上海海事大学教授高文彬。那些将日本战犯送上历史绞刑架的17位中国代表团成员们,已经逐一谢世。而仍健在的高老,是这段历史“最后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早已年过耄耋的高文彬教授住在上海外滩附近的一条僻静的巷子里。与车水马龙的外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文彬住的宅子绿树成荫,很少有车辆会从这里驶过。参天的梧桐树和不时从黄浦江面上传来的汽笛声,仿佛诉说着昔日十里洋场的沧海桑田。

高老的爱人已经过世,女儿带着外孙女住在美国。如今,已经从上海海事大学退休的高老独居上海,主要依靠两位保姆照料生活起居。虽然年事已高,但高老的生活,用今天的眼光看依然属于“时髦”——每天早上用紫砂壶泡一壶龙井,浅色的紫砂壶早已被磨得剔透光亮。自己研磨烧煮的咖啡,装在考究的玻璃咖啡壶里,配上烧开的牛奶,每天下午一杯自制“冰咖啡”,相当惬意。

“年轻的时候,我最喜欢游泳。你看我这把年纪身体还行,都是游泳锻炼的”,高老说,在东京的那段日子里,他也坚持每天去旅馆附近的河道里游泳,“那时日本虽然是战后,但城市还算干净,河道里游泳问题也不大。不光是我,很多美国兵也跳进去游的。”

而对于那段铭刻在中华民族灵魂上的历史,老人更是记忆犹新。“那是战后一年不到,我刚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不久,经导师推荐应聘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翻译的岗位,最终经过层层选拔被录取,于1946年5月和中国的法官检察官们一起去了东京”,高老拿着当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外的留影给记者看,帅气干练的黑色短发,恍如昨日。

1946年5月3日,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同盟国,在日本东京开设由美、中、英、苏等11国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发动二战的元凶之一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这场历时924天的审判,因其案情庞大、复杂及证人、证据之多,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一场审判。

日文报纸报道自曝杀人比赛

1947年初秋的一个早晨,东京都车站附近的一处旅馆里,来日本已经一年的高文彬正在整理自己的着装,准备为当天的庭审工作做准备。

“那天我在法庭的办公室里帮法官梅汝璈等查阅翻译资料时发现了一张刊发于1937年的旧报纸”,高老话音颤抖,但非常有力,“我记得很清楚,这是一张当时的日文报纸,上面报道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的"百人斩超记录",比赛谁砍下中国人的头颅多。我马上将这份报纸交给了法庭工作人员,心里犹如被刺透了一样难受”。

图片上的两名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与田野毅——在南京大屠杀中,以军刀砍掉中国人头颅的数量作为“竞赛”,最终以向井杀死106人“获胜”。而田野失败的原因是军刀“卷了刀刃”。

“我们的同胞如牲口一样被屠宰,我的心都碎了。我是强忍着泪水写下自己的工作报告”,高老激动地表示,对照这群混蛋在法庭上的狡辩,他当时只有一个念想——正义的彰显,就必须让这些刽子手灭亡!

“证据引起了法庭的高度重视。”高文彬回忆,“他们通过盟军司令部,抓捕逃亡在日本的向井和田野。由于重名者很多,搜寻几乎持续了半年。最终在两人的家乡日本崎玉县,盟军看到了他们。刽子手已脱掉军装,在街边做起了小生意。”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记载,尽管两人在法庭上极力推诿,但因证据确凿最终被判死。1948年1月28日,抽完最后一支香烟,杀人者被拖到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了枪决。

对弱者他们不会有丝毫怜悯

“战犯确实死有余辜,但很多日本普通民众同样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他们被绑在了军国主义的战车上当了炮灰,那种绝望的感觉,在1946-1947年特别明显”,高文彬特别提到战后两年东京的市井生活,“女的在地铁站附近见外国人就拉,想做点皮肉生意过日子。男的穿得破破烂烂卖小商品赚钱,有的还包扎着绷带。街头只有盟军的军车来回穿梭飞驰。”

高文彬说,那时在东京,除了生活条件优于日本人,更重要的是心态,“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作为胜利者来到日本,如释重负、满怀豪情”。

“比如我在日本商店买东西,他们会对你谦恭到无以复加——这或许就是日本的性格,崇尚胜利者。如果你是弱者,他们不会有丝毫怜悯,只会飞扬跋扈”,高文彬说,这是在东京两年的一个思考。

东京审判的地点,位于东京涩谷区的日本陆军省旧址,此时已被盟军征用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高文彬回忆,法庭上飘扬着11个战胜国的国旗,包括中、美、苏、英、法等,而法官也来自这些国家。审讯工作从1946年5月3日开始,由检察长、美国人季楠向法庭呈递起诉状。开庭之前,先由荷枪实弹的英国宪兵将全部被告人从监狱中提出,押上军车,车窗上蒙着黑布。而当下午审理结束后,再按照原样押回监狱。

审理两年多 庭审记录800本

记者:您是怎么被选上去加入东京审判的中国代表团的?

高文彬:因东京审判的需要,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英语翻译,东吴大学教授刘世芳推荐我去参加测试,最后成功被录取。

记者:您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高文彬: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并整理每天的庭审记录,查阅相关资料以供庭审时使用。因为法庭审判上全部使用英语,我的任务是大量的翻译工作,翻译资料并整理文档。那时,一位美国少尉也会把前一天的庭审记录送来,由我整理后装订。两年多的审理,仅庭审记录就多达800本。我回国时带回了两套庭审记录,一套送给了当时的中国政府外交部,另一套送给了母校东吴大学(现上海海事大学)。

记者:东京审判时中国代表团遇到了哪些困难?

高文彬:在东京审判上,中国代表团仅派出了17人,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当时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人数过百。而日本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竟多达112人。与此同时,此次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中,有44项与中国相关,中国是此次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当时军事法庭采取英美法诉讼程序,定罪不光靠各国提出的一纸战犯名单,而是要看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是不是有力,能否驳倒对方,并被法官团采纳。

时间紧迫,人手奇缺,再加上大多数中国代表对英美法系不熟悉更缺乏实践,抗战期间国内没有条件也无意识收集日本侵略罪证,而日本投降前后又迅速销毁了大部分罪证,搜集证据极为艰难,经过我们艰苦卓绝的起诉、举证、辩论、审讯和量刑,17位中国代表最后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东京

记者:日本东京二战结束后是什么样子的?

高文彬:二战后的东京一片萧条,街头四处是小贩,他们为生意的不景气满面愁容。而在地铁中,年轻的女孩子会主动拉客,生活的艰苦让她们不得不放弃尊严。由于中国人是战胜者的身份,我受到了很大的“礼遇”。在商店和日本人碰面时,他们都会回避。

记者:东京审判后,回国您从事什么工作?

高文彬:东京审判结束后,我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的一名专员。但1952年受东吴大学一名被错打成“特嫌”师长的牵连,我被判8年劳改。后回原籍不被接收,直到1979年,我才回到上海。当时走出上海火车站时,被人以为是“叫化子”。最终,我进入了上海海事大学任教,拥有了教授头衔,主讲国际海洋法和国际私法。

记者:您有想过写回忆录吗?

高文彬:我没有精力写了,毕竟年纪大了,而且有关史料都没有了。但虹口区档案馆准备根据我的口述和我保存的资料,为我写一本回忆录。我最为遗憾的是,我从东京带回来的两木箱庭审记录还有当时的彩色照片,由于各种原因全部失散。

记者:抗战胜利时,上海市当时是怎么庆祝的?

高文彬:抗战胜利的那几天,不管白天黑夜,马路上随处可见人们成群聚在一起,分享抗战胜利后的喜悦。一些商店如永安公司等还打出“庆祝抗战胜利,本店商品打折”的牌子。“那几天,南京路等商业街热闹非凡,不仅仅是大公司打折庆祝胜利,就连一些小商店、小企业也打折,低的甚至只有二折。有的餐馆甚至免费向市民供餐,可见当时人们对抗战胜利有多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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