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俘虏还要“花姑娘”的日本战俘

日寇又开始了1942年的5月“扫荡”战(日方文件称之为“十七春太行作战”)。我到了太行第三军分区。5月21日下午,分区已得到敌人开始进入根据地的情报,马上动员分散行动。我随同分区的一位干部分到襄垣独立营,我俩沿着洪水镇大路往襄垣独立营的驻地下良镇,连夜行军。路上遇到许多疏散转移群众,也遇到385旅往后撤的部队,一时也打听不出什么地方有敌情,心中忐忑不安。只好一听见有部队经过的声音,不管他们是我是敌,我们都躲到河边的大石头后面隐蔽,免得和敌人遭遇。抗战时期的机关干部在分散随部队行动时,一般都没有武器,至多也只有个手榴弹。我连手榴弹也没有,只好“游而不击”了。


敌人大部队进入根据地时,我军一般是遵从“敌进我退”的原则,离开驻地转移,所以这时简直不可能找到部队。在那种通讯联络手段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只有依靠群众掩护了。


天快亮时,我也没有找到襄垣独立营,下良镇在大路边,进入根据地的敌人一定会经过此地,他们决不会原地不动。我们两个人就爬到下良镇对面的山上一个沟里隐蔽观察,到处静悄悄,连个老百姓也没有看见。不远处就是王家峪,以前总部在这里住过很长时间,村子目标很大,也不敢冒然进去。直到约7、8点钟,才发现对面河沟有老百姓来回走动,北面十来里的韩壁村有很密的枪声,估计敌部队已经过去,正在和我们部队遭遇。我俩就大胆下山,过了河沟,走向下良镇。快要进村里时,两个民兵大声吆喝:“哪一部分?”我们答是分区的,找独立营。民兵又喊:“不要动!前面有地雷!”这下我们不敢不听从他的话,站着不动等他们过来。他们看我们穿的军装,经过一番对话,相信我们是“自己人”,就让进村了。其实前面也没有埋下地雷。


进村一打听,知道独立营早已转移,只留下县政府的人还在。我就找到了县长卢殿甲同志,得知下良一带只有县政府一些机关人员和民兵活动。他告诉我,今天清晨民兵抓到一名日本兵,已交给了385旅派在附近的侦察员。我一听是日本俘虏,就说我是师政敌工部的干事,让我来和他谈谈吧。县长把那民兵找来,民兵说:“天亮以前,敌人大部队向洪水镇方面过去,我们民兵跟在后面监视。天亮之后,发现河边有一个日本兵,手中没有枪支,我们两人就上前去抓他。那家伙撒腿跑,还向我们甩手榴弹,我们躲过了又追,快追近时他又甩一个,但这一个没有炸。我们知道他再也没有武器了,就追上去抓他。他还拿着架势和我们摔跤,他个子大,使劲反抗,制不服他。后用河滩的石头把他头打破流血,把他制服了。抓到之后,把他的衬衣袖子撕下来给他把头上的伤口包好,把他交给部队的侦察员了。”我找到那两位侦察员,问那日本俘虏在哪里。他们说怕他逃跑,把他弄到附近一个小村的枯井里了。我让他们把那俘虏带来见我。


过了一个小时,他们就把那俘虏押送来了。我一看这个日本兵面目呆滞,下穿着日本军装裤子,上身穿着只有一只袖子的衬衣,一付狼狈相,心想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了“新鲜”的日本俘虏。往日学过的接待新俘虏的日语就顺口而出:“你吃苦了!”他一听我说日本语,立刻显出惊奇而又喜悦的表情说:“你会说日语啊!我和他们说什么也不明白!”我用日本军官的口气问他:“你叫什么?哪个部队的?”他用日本兵对军官说的敬语说:“我叫小西政贤,是ヨ部队的。”我还问他的名字用什么汉字,他用手指在掌上面划,我才知道是个“贤”字。我又说:“什么ヨ部队,还不是36师团吗?你们师团本部不就是在潞安(今长治)吗?你不就是秋田县人吗?”他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的?”“我们八路军里有许多日本人,你们36师团的被俘虏人中,秋田县人很多,我听你口音就知道!这样你就应该明白八路军绝对不杀俘虏,而且作为兄弟看待的。你放心好了。”他一股劲说:“嗐!嗐!”看来他知道不会杀他了,表情也显得放心。接着他提出要求,不要把他放到枯井里。我告诉他:“只要你不逃跑,他们就不把你放在井里。”他表示他不会逃跑。我说:“其实你也用不着逃跑,过几天你见到那些早就在八路军工作的日本人之后,如果想回去,可以放你回去。”“我不想回去。回去会被送到军法会议受处罚的。”这时我就知道他不会跑的,就让侦察员给他弄点面条和两个鸡蛋吃了,稳定一下情绪。我一面和他谈话,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职业,以及日本国内人民由于战争长期生活困苦的情况。谈话当中,许多老百姓听说“抓到一个日本鬼子”,都拥进院子里看热闹。我一直和他谈到中午吃饭时才离开他,我嘱咐侦察员不要把他放在井里,等情况好转时交到旅部就行。这些情况,我向县长作了介绍,心中觉得日本兵当了俘虏已经和1940年以前大不一样。这个小西政贤是一个老实的农民,那种军国主义分子不可一世的顽固劲已经不多了。


到了下午4、5点钟时,侦察员来找到我,拿来了一张小纸片,说是那个俘虏写的让我看。我一看,上面竟用日文写着:“早先到院子里来的姑娘能借给我一晚上吗?”我简直把肺气炸了,这个日本鬼子当了俘虏还想要个“慰安妇”!真想去揍他一顿出口气。继而又想,日本的军队嫖宿随营娼妓或奸淫妇女是“合法”的兽行,这个日本兵此时还提此要求,只能说明他无知,下流到了顶点。揍他一顿又违反政策,怎么狠骂他一顿出出我这口气呢?我就把这情况对吴县长汇报,让县长摆开架子审问他、训斥他,我用日语翻译来骂他。说实在的,我用日语来骂日本人,还没有专门学过,骂什么才叫他难受,一点把握没有,只知道绝对不能使用说惯的敬语助动词(マス),只能使用命令式。


在吴县长摆开了像大老爷升堂的架子,侦察员把俘虏带进来。县长手拿他写的条子,怒目大声问:“这是你写的吗?”我用日语翻译。他一看这个形势不对,就用立正姿势答:“是的!”


“混蛋!你知道你是我们八路军的俘虏吗?”


“知道。”


“当了俘虏还要找花姑娘,简直是死不悔改的家伙!全世界有像你这样的混蛋吗?你如果不悔改,我就把你按我们八路军的军法处罚你!明白吗?”


这时,其实是我把预先想好的训斥他的日语一句句地说出来,我也不听县长说的什么,只一段一段地骂他、训斥他。骂人是要达到自己出气才算的,但用日本话骂人,我自己一点也不觉得出了气。我知道我的日语水平太低了,达不到“怒火冲天”的程度。我和县长两个人其实是各说各的。这个日本兵不懂中国话,吴县长不懂日本话,反正使他有点害怕不敢胡来就算了。骂完之后,又把他交给侦察员看管。


5月反扫荡的第二天晚上,独立营组织区干队和民兵到白晋上去进行破袭活动,我就参加区干队的割电线活动,不管那个日本俘虏了。敌人进根据地“扫荡”时,铁路沿线的据点空虚,我军就扒铁道的扒铁道,割电线的割电线,抓汉奸的抓汉奸(主要是抓“维持会”的人到根据地进行教育,受惩办的只是少数)。头一天我参加抓维持会分子,民兵们越墙而入把门踩开,把他们一个个从炕上抓下来押走。第二天晚上参加割线(其实是些通讯用的镀锌铁丝),领队的人把一捆铅丝让我背。当时觉得只有区区一小捆,勇敢地拿上挂在肩上不知轻重,往后撤时,除了自己的背包外,还背上这一捆铅丝,走出一二十里,那铅丝越来越重,累得我几乎爬不上山。


有一天晚上,听说部队要去打碉堡,心想如果抓到日本俘虏,我又有事干了。结果第二天早上听说,只打了一个伪军的碉堡。


在抓到日兵小西政贤的早上,有人拿来一张地图,上面有许多日文,让我看是什么。据说是一个民夫被抓后跑回来时捡到的,是一幅行军要图,上面标明进入襄垣、武乡一带根据地的日军5月21、22、23三天行军路线和时间。这幅地图太重要了,上面全是三分区内的地方,如果我们指挥机关得知日军的这个行动计划,对粉碎他们的“扫荡”计划显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当时部队都在机动行动,通讯工具落后,整个太行区也仅有很少的无线电台,哪里能把这情况报告上去呢?我和县长商量,他们没有电台,一筹莫展,最后只好遗憾算了。


几天之后,三分区已无敌情,日军越过太行山进到东边,和从平汉线出动的部队会合,奔袭辽县一带的总部机关,又转向涉县、林县方面去,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军左权参谋长就是在此次战斗中牺牲的。日军越过林县之后,包围了国民党的孙殿英部和庞炳勋部。这两个国民党将领不加抵抗,投降敌人,接受敌人改编为伪军,当了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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