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口述历史:从投笔从戎到悬壶济世

抗战老兵口述历史:从投笔从戎到悬壶济世

抗战老兵黎克忠

1926年阴历正月初七(阳历2月19日)出生在广西临桂县庙岭塔山大队马家埠村,1944年考入黄埔成都本校二十期炮科(先在贵州开阳后转入贵阳炮兵学校),编入15中队,现住桂林市施家园路。

刚踏进他的家门,一股书香气息扑面而来,来不及仔细欣赏墙上挂着的书画作品,老爷子就非常热情地招呼我坐下,从诗词和书画爱好开始,我们聊了起来。

黎老在逃难途中饱受日军的凌虐并差点做了刺刀下的亡魂。他至今清楚地记得抗战期间日寇入侵广西,他们举家避难贵州,沿途亲眼目睹日寇铁蹄下国破家亡,百姓流离失所,横尸山野的悲惨场面。逃难途中的所见所闻,使黎克忠强烈地意识到真正已经到了国难当头的时刻,他毅然选择了投笔从戎,期望学有所成以后报效国家。他说,当时那种情况下,反正书是肯定读不成了,当时已经是国破家亡。抗日战争那个时候,我们心里的满腔热情和现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完全不同的。

在军中,黎克忠和战友们刻苦训练,听从指挥,多次受到领导的好评,有时候也会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他人服务,有些黄埔老同学至今生病还会找他帮忙医治。

黎老家中世代行医,他在中医的内、妇、儿科方面均有研习,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958年到桂林中医院当医生,多年来,他作为中国中医学会会员、中国唯象中医学研究会会员、桂林市中医学会理事一直在为发扬光大中医而努力,所撰写的论著、论文多次获奖。退休后,黎老开办了自己的中医诊所,继续为社会服务。黎老除了精通中医外,在书法、绘画上也颇有研究,作为广西及桂林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其书画作品先后在桂林、北京、台湾等地展出并获奖。他热心黄埔事业,热情接待每一位海内外黄埔同学及友人,致力于振兴中华的黄埔同学会宗旨。

从2008年7月黎老当选为桂林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至今,他始终铭记“亲爱精诚”的黄埔校训,不忘关抚贫困黄埔老同学,同时领导桂林黄埔军校同学会以黄埔情缘为依托,秉承“弘扬黄埔精神,共促两岸统一”的宗旨发挥着余热。最近,他又被桂林市刚成立的“海外联谊会”聘请为顾问。虽已年逾九旬,闲不住的黎老依旧在续写着悬壶济世、丹青绘山河的厚重人生。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班主任很有些古诗知识的基础,我就向他学律诗、绝句。因为年少的时候有了一点古文功底,到部队以后就受益了。

我家里是广西临桂县庙头塔山大队马家埠村的,因为和全州县的庙头重名,后改为庙岭了。

我家里世代行医,从清朝咸丰年间祖上行中医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六代。我当兵前父母健在,父亲在桂林市观音阁开了一个带药铺的诊所,母亲在家务农。我家里有三兄弟,两个姐姐,我在家里排行第四。

抗日战争爆发那时,我正在读高中。民国33年(1944),日本鬼子快入侵到桂林,大疏散开始,家里准备先搬到临桂五通镇暂避。我堂哥先去那边租好了房子,我哥哥黎克镇是黄埔军校14期炮科毕业的,参加过衡阳大会战,知道仗打得很惨烈,可以讲国军在衡阳城内的守军是全军覆没。报纸上都登了,方先觉将军在电报里和蒋介石讲“来生再见”,抱着必死的决心死守衡阳。

衡阳沦陷几个月了,还没见参战的哥哥回来,当时家里以为他肯定战死了,七月半的时候就给他烧包(桂林话,意思是祭品)。

没想到他10月份回来了。他讲当时战场上死人太多,他是藏在死人堆里才躲过一劫,日本鬼子也不晓得哪些死哪些没死,等日本人走了以后,他就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为什么搞那么久才回到桂林呢?因为他走错了路,他白天不敢走,晚上才敢走,路上挨饿上两三天是正常的。回家以后,他和我们讲在五通这个地方哪里躲得了,衡阳大会战中衡阳那种平原大地都守了47天,像桂林山水这么多,守起来起码要几个月,到时候周围的老百姓不晓得要死多少。衡阳周围的老百姓死得很惨啊!日本鬼子在那里烧啊、杀啊、抢啊,强奸了不晓得好多人。所以他讲桂林周围是无论如何待不得,一定要向贵州方向走!

这样我们全家就改变了主意,放弃了先前想躲到临桂五通的念头。我大姐一家带上小孩,加上我们一家老少开始向贵州逃难,计划走到都匀去。

一路上到处都是难民,简直就是没有空隙。那种景象,惨啊!一路上到处都可以看见死人,不晓得有好多,有饿死的,也有挨日本飞机炸死的。我们晚上经常没有东西吃。马路两边的人逐渐少了,当地人也都跑得差不多了,到了晚上,我们见到空房子就住进去,有时候里面摆着两三具首尸也照样睡,你想找干净的地方几乎不可能。

一家人走到广西上思的时候,日本人撵上来了。

当时我们正在休息,我哥哥因为打过鬼子,他一看就晓得是日本鬼子来了。

“日本鬼子追过来了!”他一声大喊。

我、我哥哥、我外家哥哥几个人拔腿就跑。因为和日本人只有二三十步的距离,父母亲那些老的就只好站在那不动,他们想要跑也来不及了。

我外家家哥哥阳松林也是黄埔军校14期骑科毕业的,我们三个人分开跑,日本人就端着枪在屁股后头猛追,就差十几二十步就追上了。人哪里跑得过枪子?我想,一开枪不就完了。拼命跑了一段,没见开枪,我心里还有点纳闷。我跑到一个大园地,钻过一片刺蓬以后连滚带爬翻下高壕地,一摸脸上,给刺蓬划得全是血。回头没见有人追来,估计他们是不愿钻刺蓬,当时鬼子主要是为了抓夫帮他挑东西。

当时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他不开枪,心里只是觉得事情有点古怪。

跑过田垌,一个人进山里面躲起来,我心里想,这下难搞了,一家人都走散了,就在山里面等吧,过了一段时间,我哥哥找来了。因为他是看见我往山上跑来的,就顺着这个方向找到了我。再过了一下,大概两个小时以后,日本人已经离开了,我老远听见有人用我们的家乡话喊我的奶名,原来是嫂嫂来找我们。全家凑齐以后,决定改走小路,大路是肯定不能走了。沿途就惨了,一路上每天都挨抢一两次。那些人拿起刀啊棍啊,拦路抢劫,也讲不上是土匪还是当地烂仔,反正见人就抢。

小路上一起走着的难民大概有两三百人。我们走着走着,才发现我外家哥哥没跟过来。

后来,他在贵阳找到我们以后,我们才晓得他走到下司镇一条死胡同里头,挨日本鬼子抓到做挑夫去了。他讲为什么日本人当时不开枪呢?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子弹了!当时有一个挑夫,走路的时候踩着一块石头跌了一跤,装子弹的箱子被摔开了,里面滚出一堆石头来。我外家哥哥一看当时的情形,就晓得日本鬼子没有子弹了。既然已经没有子弹了,为什么还要抓夫呢?主要是为了壮胆!为了遮人耳目。这件事情可见日本侵略者大大的狡猾。

“当时日本人追你们的时候如果有子弹,你们早就没命了!”我外家哥哥讲。

我外家哥哥又是怎么逃脱的呢?因为他晓得日本鬼子已经没有子弹,胆子就大起来了。住在独山那一晚,日本人把枪架在中间,自己围成一圈睡觉,旁边围着被抓的挑夫。我外家哥哥找了一个靠门的位置假装睡下,等日本人睡着以后,就半夜伺机偷偷溜出来了。

日本人后来到了独山,就退了。

我们一家人终于全部到了都匀。当时日本人还没有到达都匀。

我有一个本家叔叔是贵阳炮校毕业的,在炮校后勤部当上校主任,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转移到贵阳,他刚好打转回来都匀看一下。

碰巧,我们两兄弟在都匀街头东看西看找吃的,溜达的时候刚好遇上叔叔。他看见我们以后大吃一惊,讲你们怎么变成这个鬼样子了?我们讲在一路上什么都挨抢光了,都快要下雪了,我们身上只剩下一套短衣短裤,钱啊,衣服被褥啊什么都挨抢光了。

叔叔看着我们发愁,就讲,那先这样吧,老大先去炮兵学校做个副员,是个闲职嘛,捞碗饭吃先。然后问我,炮校眼下正在招生,你愿不愿意考军校?我讲怎么不想?如今这个情况哪里还有选择,只剩下投笔从戎这条路了。于是,我就在贵阳考进了炮兵学校。

之前的炮兵学校就在都匀。我们就读第20期,实际上是代替成都本校培训,都匀炮兵学校只有单独的炮科。

我们在那进了军校以后,分配的时候上面讲,现在暂时很苦,预先给你们思想上有个准备。怎么苦法?老师讲,虽然讲是军校,连营房没有!

接着把我们搞到离贵阳70公里处,一个叫开阳的地方。那里是一个很苦的地方,终年阴雨不断。为什么喊开阳,就是那个地方先是自古都看不见太阳的!据说后来来了一个比较清廉的县太爷,为人处世深得民心,他来了以后,天老爷开恩,老百姓总算是看见了阳光,于是那个地方就被喊“开阳”。

当时我们是三个中队,我们住在一个破庙里。下雨的时候,上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床上也随时会被淋湿。吃的是什么东西呢?买菜基本上没得钱,你好比讲一个中队一百多人,那现在的情况来讲,可能只要十把二十块钱,百多人能吃到什么?所以根本就没东西吃。经常就是几片叶子甚至纯粹就是一碗清汤,吃的是糙米,还严重不够。吃饭那是要讲究战略战术的,怎么吃法呢?你想再舀第二碗可能就没得了,所以头一碗舀半碗,两家伙吃完就赶快舀第二碗,第二碗就堆起来了,这样才能勉强充饥。

以前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我们在学校捐款,不像现在。怎么捐法?在讲台上面摆一个篓子,大家都上去捐,大家把钱啊手表啊往里放。名字都没有登记的,捐完以后统一往上面交。

因为是炮兵学校,所以比黄埔本校学的还多,野战炮、榴弹炮、山炮、战防炮、十五榴等等都学过。还要学一些特殊情况下发炮,比如在黑夜中,看不到目标,但是要训练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找准位置,闭着眼睛找密位,误差不允许超过五密位。我曾代表所在的中队参加比赛获得了一等奖。

这样在开阳搞了一年。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学校就搬到了贵阳,具体地点喊什么我们晓不得,只晓得喊“十三公里半”。包括毕业以后我们都不晓得那个地方喊什么,后来同学们之间讲起,都是讲我从“十三公里半”出来的。那个地方距离贵阳市区十三公里半,我们的驻地,据说原来是一所小学。

我们就自己在那里修建、整理营房。

民国36年(1947年)6月,在“十三公里半”一年半毕业以后,我分到第63军(广东部队,军长林湛)炮兵营(营长徐为偕),在营部当少尉助理测量员。当时选人的标准是要求人要长得高大一点的,因为要搞测量,所以要求数学基础也要好一点。当时我的数学成绩不错,就留我在营里,还有两个同学分配到连里和排里了。

1947年,我军校毕业以后要去第63军报到,途中经过桂林的时候家里为**办了婚事,结婚四天以后就离开了,因为要赶去报到,屋里当时就讲,你结了婚马上走就是。

当时第63军驻扎在安徽芜湖、当涂一线,我们受命驻防在当涂县。

炮兵由于一般和敌方隔一座山、一座岭,基本上是看不到敌人的。所以炮兵要配备观测所、观测员,测量员就跑到前面山包上,找一处既可看到己方又可以看到敌人的地方,然后测量距离多少,角度多少,把测量的结果测算出来以后提供给阵地,阵地根据测量员提供的数据校好角度对准目标,设置好方向盘,然后发炮。每个炮兵连都有一个原点,可以拿一棵树,也可以拿一个宝塔做原点,对好原点和目标以后,在上下左右调整,战场上要求测量员算得快。当时从整体的精密程度看,还是德国的光学仪器好。

淮海战役期间,在那前前后后待了一年零四个月,后来我们一路走,到民国37年(1948)11月份,部队开到苏北窑湾,一个小镇区上,我们彻底被打垮了,被林彪部队俘虏。

解放军把我们集中起来送到苏北埠宁“解放军官教导团”受训、学习政策,学习了大概三个月这样子。其他人也不晓得去哪了,副营长因为职位比我高,就送到别处去了。

三个月以后,愿意回家的,就给你路费。我就回来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桂林解放了。

因为我在抗战前对医药就有点基础了,那时候放假回来整天跟着药铺的师傅跑,那些药我早就全部认得,怎么用药怎么治病基本上也有些懂了,只是在医学理论上不懂,回来以后,我父亲还开着诊所,就跟着他专心学医。

1952年年初,政府在灵川定江圩集中所有社会上的中医考行医资格,我考及格以后就开始在定江开了个诊所。原来我们那个乡不属于临桂,属灵川定江所管,后来不晓得哪一年拨给临桂的。我不久就担任了定江乡中医学会学术组组长。

1955年8月,我搬到桂林十字街“曹保元”药铺坐堂。这个药铺可以讲行医的个个都想去坐堂,十字街码头好啊,当时是一个在那当药师的老乡介绍我去的。

一年以后,东康联合诊所要我当医生。我不想去。我刚来桂林,一贫如洗,连床铺都是借的,想搞点钱,有了经济基础再说。“曹保元”地点好,还因为我治好了一个原来他们没有治好的病人,从那以后有了口碑,生意就更加好了。

桂林的医生当时有“六大寇”把头,他们联合起来要撵我走,就找到我们的店主任,说黎克忠是乡下来的,又没得执照,你为什么要收留他?经理回答,你们没有权利管我们,我们要用谁是我们的自由。

后来,他们又要我进东康联合诊所。我和经理讲,不要理睬他们,桂林那么多没有执照的“白条子”他们不撵,凭什么撵我走?我是有正规执照的,只不过是没有桂林的执照,更何况他们是学会,根本就没有行政权!

卫生局中医科的科长赵健(音)和另一个同志又来磨了我一个多月,大概意思就讲现在要搞合作化了,你总不去是不行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联合诊所是要所有医生都进来的啊。1956年4月份,我就进了东康联合诊所。

后来中医学会改选,他们见我确实有一定能力,就喊我当了桂林学术组组长,一直当到退休。1958年10月21号,成立桂林市中医院,我是第一批进入中医院的。

到1963年,他们把一些不需要的人辞退,又成立了联合诊所,我就留在中医院一直到1986年退休,在中医院这几十年来可以讲是桂林所有的中医教学,没有我没参加的,在职中医进修理论提高课是我上的;荔浦县在职医生集中学习,我一个人上了8个月课;自治区里面批准的医士班,高中毕业学四年的教学大纲是我制订的,大概十二门专业课,我一个人教了六门。

按规定我是1986年12月30号到退休年龄,实际到了1987年4月才让我退。

2004年,广西还没有黄埔同学会,我的同学在广州喊我去那参加活动,从那一年起,我在广州参加了四年黄埔军校校庆。

现在我为什么能够和台湾等有关方面联系得上呢?主要就是当兵那时候打下的基础。因为不管在开阳也好,在贵阳也好,整理营房的时候,抄抄写写完全是我和一个喊李文乾(音)的同学负责。其他人当时羡慕得要死。为什么?那时候出操都是穿草鞋,穿一双袜子。鞋子没得穿啊,个个的脚冻得要死,拿针扎都不晓得痛。而我们两个人负责整理营房,在屋里抄抄写写,经常不用出操就不用挨冻。

李文乾后来在大陆撤退台湾的时候,他跟着郝伯村一起过去了。因为在一次战斗中,郝伯村负伤以后是李文乾背下战场的,郝伯村到台湾当了“国防部长”以后,就让他当了办公室主任。再后来郝伯村去做“行政院长”,李文乾又跟着去当他的办公室主任。因为当年和这个同学有比较好的渊源,这些年我在做祖国统一工作的时候方便了许多,联系上以后,我们每一年都向台湾有关方面寄送贺年卡,建立了友好关系。郝伯村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写了一幅空心的寿字,在里面画上桂林山水,再以“伯村”两个字作了一副对联镶在“寿”字两旁,送给郝伯村,他不久就亲笔回信表示感谢。后来郝伯村的儿子郝龙斌当选台北市市长,我画了一幅荷花图送给他,荷花属君子之花,出淤泥而不染,我在信里写到“希望你在台湾做一个好官,为人民谋福利”,这个意思他们一看都心里明白了,然后都会亲笔回复。现在我们每一年都会有贺年卡来往。

我们的黄埔军校同学组织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台湾方面他们喊“黄埔四海同心会”,我们的后代前年专门去台湾参访,那边招待还不错。后来“广西同乡会”的人到桂林参访,我也画了一张松鹤图赠送给他们,画松鹤是寓意两岸同胞骨肉情深,天长地久都不分离。他们专门送了一坛台湾的酒和土产、锦旗给我们。两岸双方这样的友好往来也在逐年进行,当地政府也非常支持我们的联谊工作,给我们“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经费也逐年增加。这些年有台湾、湖南等地相关人士来桂林参访,市委统战部都派员热情接待。

2008年6月16号黄埔军校校庆,桂林黄埔军校同学会改选的时候我当选为会长。

我1957年参加了农工民主党,算是老党员了,现在中医院第一批党员里也只剩下我一个,其他人全部都走(去世)了。

黄埔二十期的同学李文乾,去年写信过去他还回了信,现在算来又快一年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我们在大陆的同学也在逐年减少。桂林的黄埔生开始的时候有160几个人,现在只剩18个。二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数字也不一定准确,有些同学没有联系上,你像全州的黄海潮,桂林保卫战时逃出七星岩的幸存者,我是在桂林晚报上面看到他的消息以后,才去全州县找到他。找到他的时候,接过慰问金,他硬是流下了眼泪,因为过去的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人去过问过他,他一直都是讲不出话,抬不起头。当时他讲,这个封包我不用,等我死的时候,我要带进棺材里头!我就是没有饭吃我都不用它。从那以后,黄海潮年年都从全州县上桂林来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校庆。还有一些同学是本身不愿意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活动,怕惹事。像去年去世的梁辉,之前一直没有参加过我们的活动,直到我当了会长以后,去动员了好久才来,他开始不想参加什么组织,怕惹麻烦。我讲,不会有什么事,整个形势已经有转变了。

后来,我当了桂林市政协第三、第四届政协委员,两届都是常委。前年,我又参加了桂林市科普演讲团医药分团专家组,现在还去给有关单位讲课,主要讲“老年保健与长寿”。最近,桂林市刚成立的“海外联谊会”聘请我为顾问。

现在家里面的小孩都蛮孝顺,我结婚以后育有二男一女。

当兵那些年,感触也不大,一下就过去了。整天都是行军打仗,转来转去的,一下在当涂,一下在蚌埠,一下又到了苏北埠宁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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