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占我的家”——81岁老人张振鹍的亲身经历

“七七事变”发生时,张振鹍刚在正定县河北省立第八师范附属小学读完五年级。自称“功课学得不好,但11岁已经有了一点爱国意识”的他,70年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

亲历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他的回忆感性而清晰。

日军占了我的家

1937年,农历九月初五,一个让张振鹍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

“早晨我和弟弟去后院摘枣吃,一切都还平静如常。吃完早饭后,突然从后窗传来邻居急促的喊声:‘快关大门,日本人来了!’母亲急忙带着我和妹妹、弟弟来到院子里。”

院子里挤满了张振鹍的家人,大家都仓皇忙乱,不知道躲到哪儿才好。

这时,刚进院的祖父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日本兵已经进村,正从东边过来。外逃已来不及,只能躲到后院。

“咔咔”,密集的皮靴声不断传来,由远而近。日本兵进后院了。

有人小声说了声“快趴下,防止他们从窗子里往里面开枪”,一家人立即挤着趴到炕沿下。

“每个人好像都屏住了呼吸,我感到像是在等待死亡。”张振鹍回忆说,听到有的皮靴停了下来,还有叽里咕噜的说话声,同时开始推门、敲门。祖父说:“里面没有人,是空屋,没有人。”

但日本兵并不理会,敲门声越来越急,显然不耐烦了。

无奈的祖父走到窗前冲着屋里的家人说,开门吧,藏不住了。一家人只好站起来,一步步挪到门边,开了门,一个个走了出去。

日本兵当即涌了进去。

“院子里满是日本兵。几个人围着祖父,其中一个可能是军官,正托着皮包写字。我壮着胆凑上去踮起脚看,看见一片纸上写着‘大日本军司令官……’,下面的几个字没有看清。”

这几个字给了张振鹍很深的印象。多年后,他研究抗日战争史的时候,看到当初日本华北侵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名字时,又想起了那张字条。

日军占用了张振鹍的家,然后在院子里忙着拉电线,一会儿就响起了电话铃声。

几天后,占领了石家庄的日军开始向前推进。张振鹍一家人得以回家。

“家里已经被日本兵祸害得一片狼藉,有的卧室里炕上还有日军拉过的屎。最后一批日军离开我们家时,在大门口,一个日本兵骑在高大的马上举枪射向祖父,子弹落在祖父两脚之间;那匹马猛然跳起,转头奔去,年近七旬的老人躲过一劫。”

我挨了日本兵一枪托

1939年夏,张振鹍与十几个同学一起到北平考中学。回家时,河北突发大水,平汉铁路北段多处路基被冲毁。恢复通车时,张振鹍在前门火车站亲眼目睹了痛苦的一幕。

“一大早到车站时,人很多,天气又闷热,人人都急着检票上车但又动不了。在密集的人群中又有几个人围成的圈子,那些人一面喝叫着向检票口移动,一面抡着皮带木棒劈头盖脸地抽周围的人。每个圈子里都有几名日本人,多是妇女和孩子。”

为了让这些日本人免于受挤,铁路当局出动员工把她们隔离、保护起来,殴打周边的群众给他们让路。

“在中国土地上,一面是圈子里的少数日本人,一面是圈子外众多的中国人,怎么能这样呢?日本人是征服者,中国人是亡国奴。”亡国奴的滋味,让张振鹍心如刀割。

好不容易上了车。中途转车时,张振鹍遭遇险情。

“我正在站台上等候,突然后背一阵剧痛,回转头就见一个日本兵正用枪托打我,只得赶紧躲开。”张振鹍当时一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平白无故地挨打。后来,他渐渐明白:日本兵打骂甚至杀死中国人,不需要任何原因。

火车,后来在张振鹍记忆里一直带有恐惧色彩。

“每次放假坐火车回家时,只要车厢里有日本人,大家一般都不说话。”心灵的创伤,是一个民族共同的痛。

比赛倒数第一却是学校的光荣

在北平沦陷区读中学的张振鹍对一位美籍神父印象很深。

“当时的主任(相当于校长)是美籍神父林思廉,对学生很好,常常对我们说:‘你们的国家现在被别人占领,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时刻想着自己的国家,努力学习,将来好报效国家。’可惜后来他被日本人抓走了。”

张振鹍和他的同学都不愿意学日文,自觉不自觉地对“敌国语言”有抵触心理。

初中二年级后半期,伪教育局举办宣传“治安强化运动”中学生演讲比赛,学校要指派两个人参加。

“学校派了我和赵谦参加。比赛结果,我是倒数第一,赵谦倒数第二。一离开会场,带队的何老师就说:‘这是咱们学校的光荣。’”

张振鹍在北平一直读完高中二年级。这期间,就不时有同学离开北平,投奔延安。

“我也一定要走!”1945年新年刚过,他跟随一个亲戚离开北平,赶赴山西太谷。

汾河是日军的封锁线。办妥了通过汾河桥的手续后,进入山西地界,张振鹍回头看了看河东和桥头的日本兵,不禁默默祈祷:

光复国土的日子快快到来吧!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