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订阅

我叫孙惠书,1923年9月14日出生在河北雄县,父亲便是后来被称为“抗日名将”的孙连仲。父亲一共有两房太太,大太太苏兆兰生子二人,分别是孙湘德、孙惠书;二太太罗玉凤生有同父异母的弟妹六个:孙鹏九、孙鹏程、孙鹏万、孙少茹、孙幼茹、孙小茹。

在我很小的时候便跟随母亲搬迁至天津,住在英法租界交界处的一幢楼房内,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我正在英租界的耀华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哥哥孙湘德就读于北平汇文中学读高中。战事爆发后就回家也在耀华读书,但是他是在特班就读,所谓“特班”,是中国地界被日侵略者占领,租界内的学生大增,课室容纳不下,只好分上、下午和晚上上课,特班就是这么产生的。

因为父亲是军人,总是转战南北,哥哥虽然大我三岁,但我们十分友爱。我对哥哥也很崇敬,见了面就说笑玩闹,那时候表哥李生泉也从老家来,与哥哥同读耀华特班。

加入“抗日杀奸团”

我在天津的住家楼房算上地下共有四层,最高一层只有一间屋子,外面是个大凉台,通常是夏天晚饭后,大家才会去阳台乘凉,秋冬之季谁也不去四楼。 一九三七年年底,哥哥与表哥常常不在家中,问他们也不说,神神秘秘的,于是我就长了心眼想弄明白。

有一天我悄悄地跑上四楼那间独屋,进门就看见房间里堆着一些纸张、油印机、蜡纸等物,哥哥和表哥在里面不知道忙活什么,他们见我进来便告诉我:“这是油印抗日的传单、杂志等等材料”,然后递我一本订好的薄薄册子,那封面印着醒目的两个艺术体大字--“怒吼”,我瞬间就明白了哥哥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发现瞒不住我,便嘱咐我不要声张,并介绍我参加“抗日杀奸团”,让我找几个要好的、有爱国心的同学一起参加,于是我就将平常处的比较好的冯健美、张同珍(后来祝宗梁的妻子)、夏志德拉进了抗团。

那时我们四个人的关系就跟现在的闺蜜死党一样亲密无间,抗战爆发后,我们四个人更是团结无间。天津沦陷后,学校课程中加了日文课,我们便带头旷课,以此方式作为抵抗和反教育。在入抗团之前,我们四人就曾商量以后找机会到抗日前线去救护伤员,为抗战效力,还买了护理的书,在张同珍的家里用绷带实际操作演练。

加入抗团后,哥哥给我们介绍了抗团的得力干将孙大成(后改名为孙若愚),认识以后,孙大成便开始约我们个别谈话,谈话的内容不外呼是抗日是危险的,要有无畏的牺牲精神等语。于是,我们四个人便由孙大成领导,他是大组长,张同珍则是我们四个人的小组长。

后来孙大成带领我们参加了宣誓会,那天我们跟着他骑车走到一个根本不知何处的,一个有玻璃大窗的大屋子里,屋子里有许多不认识的青年人,大家聚集在一起宣誓,宣誓的誓词是“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

哥哥帮我们介绍入抗团后,也算圆了我们抗日报国的梦。

但是哥哥在抗团没呆多久就去了后方成都投考了军校17期,不过他在天津抗团的数月中,还是英勇地做了不少抗日杀奸的工作。他每次行动后回家都兴奋地告诉我:“今天炸了日商的电影院了。”、“今天我们拿大棒子骑着车,打了小流氓,警告他们国难当头,不要醉生梦死。”等等。

一天,天黑不久,哥哥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回来,只见他脸色煞白,握着他的手还有些颤抖。我问他怎么啦?他说他们刚干掉了一个大汉奸,那个汉奸参加完酒宴,一出门就被哥哥和祝宗梁用枪干掉了!

难怪会这么紧张,原来是第一次杀汉奸,说白了就是杀人!

可笑的是,第二天媒体一报道便有人传开了,说开枪的人脸特别白,现在日本人正在满城“逮白脸”呢!

参加抗团第一次任务

不久,孙大成给我们四人安排了一项任务。

为了抗日行动便于开展,孙大成让我们分别调查法租界的地理分布情况,比如大街小巷的排布,何处通大道,何处死胡同等,并让我们画个图示给他。

这可难坏了我们四人,那么大的法租界怎么调查?幸好我家住在法国公园后面,我常常穿过公园回家,想起公园内有个玻璃框架布告牌,里面镶着法租界的地图。一天傍黑,我们四人就跑到公园外面,由四人中个子最小的同珍钻进铁栏杆,我们三个分别在不同的方向放哨。同珍用准备好的玻璃刀划了几刀,但玻璃并未落下,同珍急了,用拳头砸碎玻璃,将地图扯下,再又从铁栏杆钻出。这时便听到巡捕大声喊:“什么人?”于是我们四人散开,从不同道路跑回我家,回到家将同珍的手包紮好,把破碎的地图粘起来,第一次任务便在有惊无险中完成了。

往后我们又认识了曾澈和李如鹏,他倆年龄在二十岁以上,是抗团的领导,还认识了袁汉俊、祝宗梁等,他们与我哥都是十八岁左右的高中生。

袁汉俊,又名袁志清,是工商学院的学生,浙江人,为人沉默寡言,性格刚烈,但做事却很谨慎。他在抗团掌管许多事,比如购买物品、保管、运输等。我和他经常合作,比如每次有什么需要,他总是非常隐蔽地通知我,遇到时也不说话,把一个小包塞在我书包内,骑上车就走,我就紧跟着他。那时年幼,再加上刚学会骑自行车,摔了许多次,但不敢声张。跟着汉俊走的次数多了,了解他的做事风格,也有了默契,每次到了地点,他拿起“小包”就走,头也不回,然后我再慢慢骑车回家。

袁汉俊家住法租界菜市场附近,他每天中午从工商学院放学回家必经一个十字路口,我中午放学回家也需经此路口,我俩经常在此处相遇。只要有事,他便示意我到路边僻静处说几句话,大半是在何处几点钟等他之类的。如无事,常常是四目相望一下,就分道而行。

关于沈栋

沈栋一度是抗团最重要的成员,也是抗团的领导人之一。我刚加入抗团的时候就听说沈栋的大名,他是南开中学的高中生,大家都说他神出鬼没,办法特别多,参加过多次行动,使我们这四个幼稚的女孩崇拜莫名。

虽然如此,他还是不慎被英租界工部局逮捕。

沈栋体格强壮,性机警,但有些憨劲。自他被捕就装作身体不好,每天放风时,他就去练练院中高墙附近的双杠,每次他都表现得笨拙不堪,一上双杠就故意摔下来,押他的巡捕都讥笑于他的笨态,也自此对他练双杠就有所勿略。

一天又放风时,沈栋趁监视者不注意,站在双杠上飞身翻上墙头,从丈八高的砖墙跳下,拔腿就跑。在枪声中逃脱成功。

孙大成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时,我们四个人都高兴异常,纷纷要求孙大成带我们去看他,大成担心他的住处泄露,一直拒绝,但经不住我们诚挚恳求,大成带着我们到英租界极偏远的一个小屋去见他。记得沈栋当天穿一件黑衣服,面孔黑黑的,见到我们他笑容可掬地站起来,我们很激动,为这位英雄深深鞠了一大躬。

因为他是因双杠而逃生的,自此他的绰号便为“杠子”,后来他到成都就读金陵大学,为抗团伙伴们回到后方的联络者,直到全国49年后在四川因肺结核而辞世。

定时炸弹

1940年的除夕到来时,我分到一项任务:为了上海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放置定时炸弹,警告他们国难当头,别再花天酒地,应投身到抗日的潮流中去。

记得当时所安排的舞场皆在法租界管辖区内,那天与我合作的是宋显勇,因为抗团的人事组织是不能横向联系,只能纵向联系,所以我和宋显勇在合作前从未相识。

那天的宋显勇西装革履,高高的身材颇似个公子哥,那时我已十七岁,也尽其量打扮地亭亭玉立。孙若愚分配我们去的舞场在法租界内,并告诉我们,各舞厅起爆时间统一为晚上九时半。现在想起来也挺好笑的,因为缺少调查,当我倆进入舞场后,现场冷冷清清,座位都空着。宋显勇说这炸给谁听响啊?能起什么做用?于是在他的提议下,我们决定改去日本人管辖的百乐门舞厅。但是想要去百乐门舞厅得经过日本人设置的关卡,他们在马路中间布满铁丝网,只留个进出口,日本宪兵在那里逐个检查。

当时宋显勇手中提一个漂亮讲究的蛋糕盒(内有定时炸弹),我则挽着他的手臂,假装是情侣。日本人搜身的时候,宋显勇将藏有定时炸弹的蛋糕高高托起,日本人在我们身上自然是没搜出什么来,于是我们顺利通过。

大约将近十点钟的时候,我们到了百乐门大舞厅,舞场内仍是舞伴稀稀,我们仍觉失望,坐在大厅外休息处的长椅上想对策。这时来了似是军官的日本人坐在我身旁,显勇看看表,碰了我一下,意思是不能再等了。我也回之一笑,点了一下头,显勇就悄悄在盒子上拨弄了时间,然后将蛋糕盒子人不知鬼不觉地放在椅子下面。

我倆离开了百乐门,顺利回到法租界指定的集合地点时,法租界的警报器已响过很久,其他行动小组同学已回来了。若愚见到我们,似是松了口气,听了我们得意洋洋的述说,他绷着脸,似是高兴又生气的说:“你们不服从指挥,自作主张出租界,本是险事。租界的舞场炸过以后,如日本宪兵消息灵通,你们断过不了关卡,你们怎么能如此大胆不顾安危呢。”为此,若愚宣布我违反纪律,象征性地罚站五分钟以示警戒。

后来报纸有载百乐门一日本军官被炸伤,还把我们倆夸张成江洋大盗一般,实在令人可笑。

再说若愚,我离开后他仍留在上海,又发展了不少人,做了不少工作,后来他终于遭难。据说他有一天在上海某个楼内,和钱致伦制造定时炸弹,他们先拿一块炸药放在电车轨道上,电车过后居然没响!失望之余,若愚拿着铅笔不经意地往炸药上一敲,结果炸弹爆炸了,二人同时受伤,若愚则失去了左边手臂,致伦伤及眼和胸部等处。

他们在昏迷中,血淋淋地被法租界巡捕逮捕,先送进医院疗伤,后押解到日本宪兵队。在宪兵队他倆死不招认,咬着说是去看朋友,不知那是炸药等语。他们受到各种酷刑:如鼻孔中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他们被折磨地死去活来,但始终未说出一人一事,最后被认识的人保释出狱。

孙若愚在内战时去了台湾。据我所知他是唯一的一名与台湾军统有关系的人。其他抗团青年,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的投考军校、有的入空军、有的去了远征军、有的在昆明、城固(在陕西)、成都读大学。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抗团也就解散了,从未受军统的任何牵制。可是在如火如荼的战争年代,却有不少青年牺牲了,他们的爱国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刺杀大汉奸程锡庚

程锡庚是当年日本侵华时天津的储备银行经理,是个大汉奸。早在行动以前,大成就约健美和我去了某处楼上的一间屋子里,屋中有一单人床和一张大书桌,上面摆满了各样器材、电线等物,还摆着十分耀眼的新手枪。祝宗梁坐在书桌前正在倒腾什么,孙大成拿起一把左轮手枪让我倆试试开枪,我拿起左轮手枪,感觉很重,怎么也端不平,用两个手握住也勾不动扳机,健美也比我好不了多少。那时我只不过十五岁,宗梁和大成失望地说:如果是女孩子去打汉奸,影响会更大,可惜你们不行。

一天周末,有消息传来说程锡庚去了英租界的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于是我们分成三小组行动起来。我们分头骑车赶到,我和袁汉俊一起在三楼,准备和健美用身上带的炸炮为现场制造混乱做准备,便于行动后离开。

当时的大光明影院没有一楼,进门就上几阶楼梯,再拐上去有个休息处,进门就是正式影厅了,再上去便是三楼,就是影院的楼上座位。因为不知道程锡庚坐在何处,于是电影开始时,祝宗梁就请影院的工作人员在银幕的一侧打出“程经理外找”的字幕。据说程当时看到字幕就站起来了,但被他旁边的太太按下去。说也巧,坐在程后面隔一排的就是祝宗梁,于是枪响了,程锡庚当场毙命。

这时袁汉俊和我也立即冲出来,从三楼往下跑。汉俊的任务是保护宗梁,我还要扔炸炮制造混乱。谁知那自制的圆滚滚大炸炮摔出去居然没响,我顾不得其他,马上用力踩,踩了好几次也没响,我只好放弃往外走。

想不到的是,大光明影院是英商所办,这里的票价比一般的影院贵出不少,看电影的外国人自然也不少。枪响后,立即有白人站起,呼喊大家不要动,保持冷静!所以当时并没有乱挤乱跑的情景。当我冲下二楼转到与地面中间的拐角四方处时,见一个年轻的外国人,手脚趴在地上,身边全是血迹,我从他身上匆匆迈过去,心里很慌。

当我跑到影院出口时,见那巡捕(中国人)滑剌剌地拉抢栓,但他们只是拉枪栓,并没有对我们动手,我猜想他们也是有意放我离开。我骑车回到指定地点时,警报器才呜呜地响起来,因我在影院三楼,又是踩炸炮耽误时间,所以最后一个到达。大家见我安全了以后才放下心,我当时看到宗梁的手破了,说是被那外国人拦腰抱住,二人挣扎着从楼梯滚下,此时汉俊赶到,给那管闲事的白人一枪,宗梁才得以脱身,二人搏斗时宗梁被那人咬了一口。

杀程事件以后,天津抗团起了大变化。因涉及外国人的命案,引起了国际交涉,于是,所有参加程案的伙伴(加上沈栋)都乘船到香港转重庆。我本来也想一起走,但被母亲和伯父拦阻,仍滞留天津。这年天津发大水,水淹至我家二层楼,等水退下,母亲才带着我,在世交朋友许大纯兄的帮助下,离开了天津去重庆。这时天津抗日活动也因英、法工部局的加紧防范,行动困难,逐渐转到了北平。

程案以后,汉俊去重庆大学读土木工程系,我随母亲离津去重庆时转道香港,等待飞往重庆去找父亲。在香港的半年时间,汉俊与我是常常通信,他在信中还说他身在读书,心仍在抗日的话。1941年的后半年,袁汉俊放弃学业,从重庆来到成都,和往日的抗团同志一起来家里来看我。看到往日熟悉的伙伴出现在眼前,高兴之情,无以言状。但汉俊仍是不多言语,只告诉我他要去北平,再以行动打击侵略者和汉奸。我说你差一年就大学毕业了,毕业后再回去不好?他只笑了笑没说话。没几天他返回重庆,自此再也无汉俊的消息,后来就传来了他牺牲的噩耗。我和他生死之别已60多年,这么多年来,我心中常常想念起他。

抗战胜利时我在成都,胜利消息传来时,成都百姓高兴坏了,很多人不管人不认识都相拥而庆,很多人哭得一塌糊涂。

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铁血立场。

全部评论
加载更多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