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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邦之难:改变美国的那场大火》[美]大卫·冯·德莱尔著

刘怀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一版322页,49.00元

只有铭记灾难,让社会各界都参与到灾难的调查与纪念活动中来,才能最大程度地从灾难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胡晓进

1904年6月15日是个晴朗的夏日,“斯洛克姆将军”号游船载着一千三百多名妇女儿童,缓缓行驶在纽约曼哈顿岛和长岛之间的东河上;船上欢声笑语不断,这是一次难得的郊游机会,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准备到长岛上野餐。他们都是信仰路德宗的德裔移民。这艘单缸侧轮的三层蒸汽动力船,是他们花三百五十美元包下来的;船长六十多岁,很有经验,船员二十多名,也很得力。

但是,几乎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这次短暂的内河航行,会成为一段死亡之旅。开船后不到半小时,就有人发现船舱着火了,而且很快引燃了船舱里堆放的杂物和存储的汽油。更糟糕的是,船上的灭火设备根本没法用,大火一直蔓延到甲板,船上妇孺一片惊恐慌乱,尖叫求救之声不绝于耳。她们将自己的孩子放进救生圈和救生衣,推下水之后却发现,救生圈和救生衣根本浮不起来。原来,这些救生圈本来就不合格,而且在船上放了十几年,一直没用过,也没人检查,日晒雨淋,早就没法用了。她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沉入水底,自己又不会游泳,没法施救。最终,“斯洛克姆将军”号因失火而倾覆,船上一千多名妇女儿童遇难,造成美国历史上极为惨痛的非自然灾难。

事故发生后,美国政府展开了详细调查,国会还为此举行过听证会,传唤相关人员到会提供证词。与此同时,美国司法机关也积极行动起来。经过法庭调查,联邦大陪审团决定起诉轮船公司老板、司库与船长。最后,船长被判刑十年。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美国工业化迅猛发展的历史阶段,也是工业生产事故高发的多灾多难的历史时期。据统计,1900年前后,每五十位美国工人中每年就有一位因工作事故死亡或者伤残。1907年底西弗吉尼亚州的蒙莫加(Monongah)矿难,就一次性夺去了三百六十多名矿工的生命,致使两百多人失去了丈夫,一千多名孩子失去了父亲。为了维护煤矿安全,保护矿工生命,避免类似事故,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煤矿局。

在城市,由于大量新移民不断涌入,工业生产环境同样糟糕。十九世纪末的纽约下东区,是东南欧新移民的重要落脚点,也是当时制衣作坊的集中地。他们在公寓、楼道甚至路边架起缝纫机,裁剪、锁边、拼接、熨烫,为服装制造商和承包商卖命工作,每天工作长达十六个小时,每周工资不足五美元,而且工作安全毫无保障。

1911年3月25日下午,位于纽约曼哈顿岛上一座大楼八、九层的美国女式裙衫工厂(三角工厂)发生大火,一百多名女工葬身火海,其中有些人不堪火势逼迫,从楼上跳下或跌落摔死。这些女工,多是二十岁上下的新移民,她们怀着一个美国梦来到新大陆,没想到却很快梦断新式“血汗工厂”。4月5日,死于火灾的工人下葬,四十万人冒雨送行,市民自发捐献,支援这些工人的家庭。

火灾发生后,纽约州成立专门的工厂调查委员会,举行了长达数月的听证会,收集来自劳资双方的证词,调查了近两千家工厂。纽约州议会根据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两年内通过了将近三十部法律,设定了工人的最低工资、最长工时,规定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并禁止雇用童工。

三角工厂大火惨剧,不仅给美国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也成为各种政治力量推动社会改革的契机与动力。纽约民主党借此机会,调查与暴露共和党州政府的腐败与无能。年轻的州议员、工厂调查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F. Wagner)名声大噪,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瓦格纳连任美国联邦国会参议员,前后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瓦格纳是罗斯福“新政”的积极支持者,先后在参议院主持通过《全国劳工关系法》《社会保障法》和《公共住房法》,被誉为美国劳工保障立法领域的先驱者。

三角工厂大火期间,以大城市的贫困和食品安全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年轻社会工作者弗朗西斯·珀金斯(Frances Perkins),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正好在曼哈顿工作。她亲眼目睹了火灾悲剧,从熊熊大火中跌落的女工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大火之后,她放弃了在纽约消费者联盟的职务和工作,出任纽约市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她与瓦格纳相互配合,在州议会率先通过了缩短工时的每周五十四小时工作法。1929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出任纽约州州长后,任命她为纽约州劳工部门负责人,她开始在纽约州推动失业保险立法,并积极保障妇女儿童权益。

1933年,罗斯福进入白宫后,珀金斯随即出任联邦政府劳工部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内阁部长。在华盛顿任职期间,她继续与瓦格纳通力合作,救济失业,调和劳资关系,缓和罢工风潮。

珀金斯成长的年代,正是美国劳工状况恶劣、劳资关系紧张的时代。三角工厂大火中丧生的女工,很多都曾参加1909年底的纽约制衣工人大罢工。1909年11月22日,位于纽约的国际女装制衣工协会(ILGWU)二十五分会召开大会,商讨大罢工。身材瘦小但是富有斗争经验的乌克兰犹太裔移民克拉拉·莱姆利奇(Clara Lemlich)走上讲台,她号召与会的工人宣誓罢工,斗争到底。随后,工人组织起纠察队,到工厂门口阻止工人上班。罢工人数很快增加至两万人,大约有五百家工厂受到影响。

为了应对工人罢工,工厂主也行动起来,他们说服法官,以破坏生产的罪名逮捕了工人纠察队成员,有些法官还提出了高额保释金要求,故意给贫困的工人出难题。好在这个时候,一些同情工人处境的上层社会妇女,提供了十分及时的帮助。实业大亨范德比尔特的前妻阿尔瓦(Alva Belmont)在法院门口守了一夜,终于等到罢工工人走上法庭,她以自己在麦迪逊大道的豪宅做抵押,为每个工人缴纳了一百美元的保释金。此举在美国新闻界引起轰动。在此之前,她还曾包下跑马场露天剧场,召集社会各界人士七千人开会,声援工人罢工。纽约市的各界名流几乎都来捧场,《时代》周刊还将此次集会的照片放上了杂志封面,并加上“为女工罢工鼓与呼”的标题。

实际上,阿尔瓦的诉求与罢工工人并不相同,她希望早日实现男女平等,尤其是平等的选举权;但这并不影响她利用女工的罢工运动,将社会各阶层的妇女团结起来。

与阿尔瓦一样,金融巨子J. P. 摩根的宝贝女儿安妮·摩根也十分同情罢工女工。罢工期间,摩根主动邀请罢工领袖到自己的俱乐部(殖民地俱乐部)午餐,倾听她们的呼声与疾苦。她还现场募捐,为女工筹集了数千美元。

在阿尔瓦和安妮等社交名媛的带动下,纽约的上层女性还借出了当时非常稀罕的小汽车,为女工组织汽车巡游。这些打破社会阶层的举动,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大大鼓励了1909年的制衣工人罢工。

中国人常言,多难兴邦。这句出自《左传》的名言原文为,“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以此观之,美国历史可谓其真实写照。工业化时期,美国的灾难不可谓不多。灾难之后的各种社会力量之活跃,也令人叹为观止。为了铭记三角工厂大火的惨痛教训,美国的各种社会组织甚至联合起来,组建了“铭记三角工厂大火联盟”(Remr the Triangle Fire Coalition),并在2011年召集了三角工厂大火百周年纪念大会与纪念游行,美国劳工部长和纽约市长以及各界名流,都到会演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铭记灾难,让社会各界都参与到灾难的调查与纪念活动中来,才能最大程度地从灾难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如果悲剧不再重演,灾难不再深重,兴邦之路也会平坦很多。由此可见,多难和兴邦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相反,一个国家如果总是多灾多难,要么是治理能力有待提升,无法有效预防与控制灾难;要么是不懂得铭记历史教训,无法避免灾难重演。无论是治理能力缺陷,还是历史记忆衰弱,无疑都会阻碍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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