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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张世椿,浙江省浦江县郑宅镇马鞍山村人。一九二五年出生,一九四三年当兵,如今年届九旬,是一名抗战老兵。

回首当年日寇入侵,我颠沛流离、四处逃难的日子,真是百感交集。一晃七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逃难经历,至今历历在目。

到火车上当一个车童

一九四一年,我父亲在浙江省浦江县郑宅孝门桥开了一家同浴官盐分销处。我在店里做杂活,卖盐、收钱、烧饭、炒菜,样样都干。

父亲有一个要好的老朋友,叫张樟来。他每次来店里,我就点火奉烟。他经常表扬我:“你很乖,今后到火车上当一名车童(现在称列车服务员)。”父亲说:“我儿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样样都会做,比哪一个学徒都好!”寒冬腊月,我得知张樟来伯伯的儿子张世美要回家结婚,他在铁路警察部队当官。我要求父亲托张樟来伯伯的儿子帮我介绍,去铁路上当一名车童。

张世美与我同辈,应该叫他哥哥。他的老婆张有鱼,是我小学的同学,比我大三岁,长得很漂亮。新婚期满,我随他们一起上路。父亲牵着我的手,为我送行,流着眼泪,谆谆告诫。我来到浦江郑家坞火车站,第一次看到火车。从这里上车以后,一直到江西鹰潭站下车,暂住在张世美的家里。

那时候的鹰潭,多数房子是茅草棚,生活艰苦。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多数是从日寇侵占区逃亡来的。我的工作是负责买菜,没有鞋穿,下雪天只得赤着脚在雪地里行走。

那个段长对我说:“这个小伙子可惜太小,不然的话,当个勤务兵倒是挺好的。”一周后,他把我介绍到鹰潭站以西的终点站邓家埠站,当了一名站夫 (现称列车服务员)。我平时的工作就是听听电话,打打点,接接车,招待一下车上的服务人员,上班24小时,休息48小时。当时,浙赣铁路有两万多名工作人员,我的年纪最小,大家叫我小张。

每隔一天,总有一列铁棚车从已经沦陷的杭州前线,运回大批伤残官兵。车门一开,只听见“担架、担架”的呼唤声,活的官兵抬到离车站约三里地的101伤兵医院,死的官兵肚子涨得鼓鼓的,臭气熏天。在车站北面的山丘上,埋葬着数千名牺牲的官兵,一块块写着部队番号和官兵姓名的木牌插在坟前,算是墓碑。

那时候,日军的轰炸机经常从江西乐平机场起飞,轰炸鹰潭。听到警报声,我就背着电话机,离开车站,因为轰炸的目标就是机车和房屋。飞机扔下炸弹,炸出的弹坑直径有三四米宽。

敌机不断在头上盘旋扫射

到了一九四二年夏天,日军发起东西夹攻,步步紧逼鹰潭,铁路局宣告员工向福建方向疏散。

平时,我住在鹰潭火车站站长毛仲濂家的隔壁。他的小女儿才三四岁,每到休息天,总是同我一起睡。毛站长对我说:“车四段段长缺少一名随从人员,由你担任。”他的小女儿知道后,抱着我的腿,不让我离开。这时,毛站长夫妇强行抱走啼哭的小宝贝。

我背了行李,离开邓家埠站,来到弋阳站,与正在等候我的段长会合。我们雇了三辆黄包车,段长、太太、保姆连我共四人,前往铅山方向。

一路上,逃难的人群扶老携幼,哭声不断。忽然,天上飞来一架敌机,一阵扫射之后,投下几个炸弹。这时,哭喊声震天动地,乱成一团。傍晚,天下起雨。我们来到分水岭头时,天已漆黑了,隐约摸到一个凉亭,发现有一个朝天的稻桶,里面已经坐了人。我们爬进稻桶,车夫在边上看行李。雨在不停地下着,狂风吹起凉亭上的瓦片,“嗖嗖”地往下掉,把我的雨伞砸出好几个洞。

第二天的行程,是前往福建的建阳、建瓯方向。雨已经停了,逃难的人群蜂涌而至。我们肚子饿了,没地方买吃的。到了中午时分,我们停了下来,到村庄里找吃的东西。房里空无一人,我在床边找到一坛生芝麻,用袋子装了四五斤,回来以后,大家狼吞虎咽地吃了。因为生芝麻润肠,不到两小时,大家开始拉肚子。可当时敌机正在头上不断盘旋扫射,大家哪里还顾得上死活!到了下午五点钟,我们才买到吃的东西。

他乡流落被同乡收留

到了福建南平,我们找不到住宿的旅馆,东流西窜,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没有造好的房子,住在里面。政府每天施粥一餐,一人两碗。

过了一个星期,从黔桂铁路开来了一辆客车,站长以上的人可带家属和一个佣人。段长叫我藏在坐凳下,别吭声。开车之前,进行检查,检查人员把我拖了下来。没有办法,段长只好把我的小包裹从窗口抛出来。我倒在地上痛哭,心想天地之大,难容我一人,不是日本鬼子,我也不致落到这个地步。

我忍痛回到原来住的地方,过着沿门乞讨的生活。有一个绅士看我可怜,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浙江省浦江县人。他瞪大眼睛,“唉”了一声,说:“浦江人陈肇英的哥哥陈肇丰,是福建省的盐务处处长,住在西门,一问就知,他肯定会收留你。”听完此言,我即刻收拾行装,登门拜访。一到门口,就碰到陈肇丰,说明来由。他二话不说,把我留下。我洗了澡,换上衣裳,虽然大了一些,很有气魄。从此,我过了一段衣食无忧的日子。

陈肇丰的太太很宠爱我。她的小保姆比我大三岁,是娘家的侄女,长得很漂亮,与我同住一间。她在门口间,我在里面,两人相伴干活,形影不离。

患上疟疾,全身水肿

在陈肇丰家一住就是三个月。有一天,来了一个浦江老乡,约四十来岁,是三元县梅列镇军警干部训练所的教官,名字叫方孟庚。他见我人很灵巧,就说:“你在这里没出息,到我那里去受训,当干部吧。”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就答应了。他对陈肇丰和太太说明道理,也答应了。

第二天,我随方孟庚同行,来到梅列镇,进行考试,写一篇国父遗嘱。经考核决定,警长班不合格,我只好进警员班。

结业后,我被派往福建的邵武。当时的训练很严格,脚上穿草鞋,身上穿旧军衣,拳打脚踢,吃糙米饭,下饭的是一锅煮的芥菜。

这个地方森林茂密,气候潮湿,乌烟瘴气,疟疾频发,经常死人。两个月后,我也染上疟疾,住进简易的医院。因为久治不好,我的全身水肿。

乞讨路上被老人救治

这时候,我从报纸上看到逃散的浙赣铁路员工可以到江西玉山铁路局领取救济费。我准备好小行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翻越围墙逃跑。

早晨八点,我到达南平,碰到陈肇丰的太太和小保姆。她看我这付狼狈的模样,劝我到她家养病,被我谢绝。慈悲善良的太太买了一袋水果,为我送行。我禁不住泪如珠下,重走乞讨之路,一天能走多少,就走多少。

有一天中午时分,看见一户人家正在大办宴席,我扶杖前往庆贺。有一个老人迎了上来,说:“老寿星来了。”我当即点头称是,叫他们拿红纸笔墨来,写了“五世其昌”四个大字,大家都起立,拍手叫好。主人摆上酒菜,请我吃了一顿美食,还送我红包、礼品和一袋食品。我就双手合十,表示道谢。

三天后,我到达仙霞岭脚,在一户人家借宿。主人家在屋檐下的避风处,给我铺了稻草,铺了一垫一盖的棉被,叫我在此过夜。到了半夜,我就收起被褥和稻草。主人听了,高声喊叫:“客人,时候还早。”我说了谢谢,就离开了。

走了将近一里路,天下起雨来,越下越大。我张开破伞,躲在路旁的岩石下,身上感觉发抖难受。我心想是不是在做梦,摸摸石头,是现实,不是梦。

雨渐渐小了,我鼓起勇气,往上攀登。等到东方发白、天将亮时,我已经爬到岭头。下岭走了约一里多路,从山坳里来了一位老汉,背着锄头,提着箩筐,好像是采药的郎中。他对我说:“小伙子,你这么早已经过岭来了,回头看看那边的告示牌。”我当即仰面一看,牌上写着:“岭上常有虎狼伤人,过岭必须成群结队。”我想,这次又过了一道鬼门关。老人说:“你还是到我茅棚里歇歇。”我感到肚子很饿,求之不得。他对我说:“你的病很重,我给你吃点药。”我回答:“谢谢老太公救命之恩。”他叫我在床上躺下,喝下一大碗蜜甜的药茶,我就呼呼地睡着了。等我醒来时,他说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叫我喝了一碗粥,到厕所里大泄一次,感到肚里空空。他对我说:“你安心在这里调养一个星期,身体就会好转。”那几天,我一天吃四餐,老人家里每天都烧野味,如野兔山鸡等,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美味的菜肴。一个星期后,我身上的水肿消退了。

告别恩人,我重新踏上去玉山的行程。三天后,我到达玉山铁路局,领到救济费,拿出三分之一的钱,寄到给我治病的老人家中。

得了肺炎爬过浮桥上医院

在玉山,我打听到张世美夫妇住在白鹭洲的一个小岛上。找到他们时,我吓了一跳,他老婆原先是一个美人,这时变成秃头老尼姑一样。原来在日寇入侵时,他们隐蔽在鹰潭西南方二十来里的龙虎山,张天师的驻地上清宫。她得病以后,无医无药,久病不治,头发都脱光了,幸免一死。当时,虽然日寇已退,但局面一塌糊涂,铁路没有通车,他们也没有工作,靠救济费维持生活,与我同病相怜。投靠无门,我只好在一个破庙里安身。

半个月后,我发烧了,到玉山铁路医院治病。经检查,我得的是肺炎,吃了药也无济于事,病情一天天加重。上医院要经过浮桥,因为我身体虚弱,浮桥摇晃,只好爬过浮桥,再上医院。那天主治的是个女医生,年纪约四十来岁,对我说:“小伙子,你的病很严重。”结果,她给我注射一针,高烧退了。没过几天,病就好了。

这时,张世美已经复职,带领路警搬运铁轨。我买了一个篮子,继续去卖烧饼油条。

炸得满身都是石子和泥土

过了一个月,张世美把我介绍到玉山航空站,做站长的通讯兵。

有一天,日军飞机来轰炸机场,把跑道炸毁了。站长拿了一些小红旗,叫我去点弹坑,每个弹坑上插一面小红旗。我插了一半,又飞来两架飞机,只好躲在弹坑下面,仰面看到炸弹“嗖嗖”地丢下来,听到“啪”的一下,“轰”的一声,炸弹爆炸了,满身都是石子和泥土。到了傍晚,站长还是要我去点弹坑,我只好服从命令。

这样过了两个月,日子还算太平。可好景不长,接到上司命令,兵站要裁员,点到我头上,只好背了行李,仍然回到白鹭洲的破庙里,重新去卖烧饼油条。

当了军训团部的服务生

张世美看我落得如此下场,心有不甘。有一天,他拿了一封介绍信给我,说:“你去试试看,不成功就回来。”原来他有一个同学叫吴锦川,在上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政工大队当上校大队副。

我就动身到上饶,去找吴锦川,见他全副武装,威风凛凛。他叫我当副官兼传令兵,心想这下子真的找到人了。两个月过去了,他表扬我说:“你很聪明,字也写得很好。”

吴锦川辞去大队副的职务,到赣州去找蒋经国。蒋经国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同乡、江西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肇英,请他推荐。当时,南昌已被日寇侵占,江西省政府迁到泰和县。陈肇英在泰和接见了吴锦川,谈起家乡的情况。陈肇英的原配夫人是吴锦川的堂姐,陈肇英的副官是我姐夫的亲戚,两个人都有一定的关系,暂时留下,等待机会。

两个月后,陈肇英推荐吴锦川到吉安县青原山国立第十三中学,任教官主任。学校里有中尉教官,还有号目、号兵、司号。全校有内地逃亡来的学生三千多人,实行军事化管理制度。学生穿旧军衣,每人发一支步枪和两百发子弹。我在学校当了军训团部的一名服务生,管理全校的武器装备,有时间就去听课。这是1942年下半年的时候。

到了1943年,我与不少青原山国立第十三中学的同学一起,报名参加缅甸远征军209师,正式成为一名抗战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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