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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老兵回忆抗战:队长流着泪向大火中战友开枪

对日作战飞行64次的空军老兵彭嘉衡

空军老兵回忆抗战:队长流着泪向大火中战友开枪

彭嘉衡

1921年 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昔加罗

1936年 回祖籍广东省梅州宁县一中读书

1937年秋 投考黄埔军校17期,被录取在华侨总队

1941年12月 被录取为中央航校15期学员,后留美学习飞行

1944年7月 归国参加中美空军联队

1945年1月 参加盟军对武汉的轰炸

1945年5月 参加芷江会战

1945年8月14日 因参加对日空战64次,获美国政府颁发的飞行十字勋章和抗日英雄称号

1947年8月 返回印尼

1950年9月 闻讯香港“两航”起义,重返大陆

1986年 在民航北京管理局退休

2005年3月,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北京航空联谊会分别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1945年8月,由美国政府颁发的飞行十字勋章。送礼物的人是彭嘉衡,一位84岁的老人。“那是我在对日作战飞行了64次之后获得的。”彭老说,其中的一枚,和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得到的勋章一样。

北京首都机场生活区燕翔西里的一幢三层破旧的楼房里,彭嘉衡和老伴住在这里。“这个楼很少住人了,有些办法的人都搬走了。”6月7日,楼下有人见记者来访,指着三楼的彭家说,“他们在这里住了40多年了,可这是一座危房”。

冒同乡之名考黄埔军校

在印尼小镇昔加罗的华人社群中,流传着一位抗日英雄的故事

“我原名不叫彭嘉衡,我叫彭淮清。”彭嘉衡笑着说,“可大家都这样叫了我60多年了,也不用改过来了。”不仅在中国大陆,即便在他出生之地的印度尼西亚小镇昔加罗,流传在华人社群中的一位抗日英雄的故事,主人翁也是彭嘉衡,而非彭淮清。

1921年,彭淮清出生在印尼加里曼丹岛昔加罗小镇上一个华人家庭,父亲是从广东省梅州宁县漂洋过海来到印尼谋生的。1936年,彭父把淮清送回故乡宁县,同来的还有弟弟淮汉。两兄弟被同族中人安排进了当地比较好的宁县一中就读。很快,抗日战争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之后,我们学校就停课了。”彭老回忆道:“许多同学都不再读书了,纷纷投考军校。”这年,淮清也跟随同学报考了黄埔军校第14期,但没有考中。

1938年秋天,彭淮清跟随比他高一年级的三个同学从梅州出发,准备转道武汉投奔延安,去读抗战大学。“到了广州之后,碰上日本人的飞机每天都来轰炸,粤汉铁路已经中断了,就没去成武汉。”在广州期间,广东省无线电学校改编的第四集团兵的交通兵团正在招生,淮清前去报考,结果以后备生被录取。一个月后,广州沦陷,学校迁往韶关,淮清又被分配到了有线电信营,担任了少尉见习军官。

黄埔军校的大门再次向淮清敞开。“这年,黄埔第17期在韶关开始招生,我想再次去试试。”但他没有高中毕业证书,于是,他找到了老乡彭嘉衡,借来了他的高中毕业证前去考试,不想却考中了。“我的电信营长是我的老乡,他也很高兴我能考取黄埔军校,就催我赶快到招生办公室报到。”由于是借名报考,还差点闹出笑话,“我去的时候正赶上点名,当点到彭嘉衡的名字时,我没反应过来,大厅里寂静无声,一连点了三次,我才突然如梦初醒,赶紧回应了一声。”

就这样,彭淮清变成了彭嘉衡,开始了他在祖国大陆的军旅生涯。

与蒋经国女婿同窗

这些名门之后并没有得到特殊照顾,很多人死在战场上

彭嘉衡因为印尼华侨的身份,被编入了华侨总队。“全体队员是国家驻外使馆在全球各个国家的华侨中招募的,有1000多人,他们接受培训之后,一般是从事情报工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央航校招收留美飞行学员,彭嘉衡和阮文浩等10余名黄埔17期生考取。航校从全国各地的大学中招生,共招录了300多人,为第15期中央航校飞行学员。

“我们那期学员是空军招录最多一次,有300多人,他们都是大学生,我是混进去的。”彭老自嘲地说,“这一期牺牲的人也最多。南京有一个航空公墓,是纪念抗战牺牲的空军战士的。”彭在参加新中国的航空工作之后前往南京拜祭过航空公墓,“公墓有一块石碑,我的很多同学的名字都在上面”。

第15期飞行学员中有很多是名门之后。“但那时彼此并不知道每个人的背景,大家都一样,学校的要求非常严格。”彭嘉衡和俞扬和同在一个大队,两人还经常受到教官的表扬。“后来才知道俞扬和是俞大维的儿子。”俞大维曾留学哈佛,担任过军政部兵工署长,在抗战中,保障了中国军队的物资供应,可以说俞大维功勋卓著。“俞扬和后来成为了蒋经国的女婿。”之外,谭嗣同孙子谭振飞、伍廷芳之孙伍碧名等人也都与彭嘉衡为同窗。

“名门之后跟我们一样,是得不到一点照顾的,如果是犯了法规要一样处置。”彭老说,“他们中有很多人也战死在战场上,一个叫王光复的在空战中牺牲,他是王光英的弟弟,有些人直到战后才显露身份。”

从宜宾的初级飞行培训班结业之后,彭嘉衡获得了去美国进一步学习飞行的资格。“我们初级班原来有381人,有资格去美国的剩下了212人。”第15期航校分三批出国,彭嘉衡所在的第三批有64人,40多人学成归国参加了对日空战。

1942年秋天,彭嘉衡等人搭乘飞机飞抵印度,几个月之后,在孟买搭乘了一大型邮轮前往美国。到达美国时,已经是1943年3月12日了,漂泊了将近半年之久。

“我们先是被送到了亚利桑那州威廉空军机场接受训练,在那里每天是4个小时的军操,主要是锻炼体力。”彭老说,强壮的体力为以后的飞行打下了基础。威廉机场的训练结束后,他们又转到了雷鸟机场学习初级飞行,60个小时的飞行课后,他们又进行了80个小时的中级飞行,毕业时分成了轰炸和战斗两个班级。彭嘉衡等18名学员被分到了战斗机班,在洛克机场进行了100个小时的高级飞行,到1943年12月战斗机班毕业时,只剩下14个人了。

战友牺牲消息接连传来

盟军飞机轰炸武汉,死难者中有日本人,也有大量的中国平民

1944年初,彭嘉衡和俞扬和等16名中国飞行学员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此时,他已是一名准尉见习军官。他们乘货船经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最后抵达印度的加尔各答。西行东归,历时一年有余,刚好环球一周。

1944年秋天,彭嘉衡被分配到中美空军联队。联队的前身即“飞虎队”,太平洋战争后改为美国空军14航空队,下属一中美混合队,队长、大队长、队员由两国人员各一半组成。“严格来说,我们都不算是飞虎队员,因为这时已经从民间转变为正式部队,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飞虎队了。”彭老说,飞虎队后来变成了对中美空军的泛称。

“我被分到了第17中队,驻地就在芷江机场。”抵达驻地报到时,彭嘉衡闻听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一分队长林耀牺牲了,“他是我在宜宾初级班学习飞行时另一个组的教官。”战友牺牲的消息接连传来,“几天后,分队长卢易彪牺牲了,他是越南华侨。”又过了几天,在美国同班毕业的14人中的陈置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了,那一天是1945年的元旦。就在这天,彭嘉衡等人接到了轰炸武汉的命令。

武汉空战是8年抗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空战。“我们出动了两百多架飞机,从重庆、昆明、芷江等机场起飞,对日军在武汉的军用机场、军火库、各种轰炸机等目标进行轰炸。”武汉空战是彭老记忆尤为深刻的一次战斗,“我们接到情报日军刚刚运到了一批物资,我们就是要毁掉这批物资”。

这次空战是在中国战场盟军出动战机最多的一次,“日军根本没有还手之力,我是飞战斗机的,在上面保护下面的轰炸机兄弟,有一阵,日机上来了9架攻击我们的轰炸机,我们的战斗机包围日机,不一会儿就把他们打下去了。”彭嘉衡和战友不但对付了飞上来的日机,还对日军在地面的防空炮火进行了清除。这次空战之后,盟军彻底掌握了在中国战场的制空权。

50年代,有次彭老出差到武汉,曾经在马路上问过一位老人是否记得当年武汉空战,那位老人说,记得,当然记得,几万人葬身在炮火之中,死难者中有日本人,也有大量的中国平民。老人的回答让彭嘉衡唏嘘不已。

战斗随时都会有牺牲,同队飞行员遭难的消息逐渐让彭嘉衡习以为常。就在武汉空战后不久,俞扬和驾驶的飞机被日军的炮火击中,没有见到返航归来的影子,下落不明,另一战友朱杰的飞机也受到了重创。彭嘉衡和一同留美的马宗骏住在一起,两人见此情此景,牺牲随时都可能扑面而来,不定哪天都会在战斗中不能平安降落,于是,他们互相交代了后事。

1996年,彭嘉衡前往美国休斯顿探亲,碰巧马宗骏也在此定居,二人时常碰面聊起当年,每每让二位老人感叹许久。

日本投降前一天获勋章

一枚为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和老布什胸前的一模一样

1944年冬的一天,彭嘉衡执行任务去长江流域侦察,并伺机轰炸日军战舰。“从空中望下去,能看到日军军舰上的太阳旗,我当时心中怒火陡然升起。”彭嘉衡说,这次冲动差点让他丢掉性命,“我驾驶着飞机低空向军舰俯冲过去,心想还不如把飞机与日军军舰同归于尽。”就这样想着,他快要挨着军舰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己一个人牺牲了是小事,可是部队却少了一架能与日军作战的战机,便又把飞机拉了起来。

这次,彭嘉衡是贴着日军的炮火冲出来的,在枪林弹雨中,飞机中弹有些抖动,但他还是驾机脱离险境回到了驻地。彭嘉衡驾驶的是当时最先进的P-51野马战斗机,即便油箱被击中还可以自动封闭,而日军的战机与之相比性能相差甚远。

但也有战友未能像彭嘉衡那么幸运,在战机受伤的情况下安全返航。有一天,芷江机场突然降落了一架摇摇晃晃的B-25中型轰炸机,飞机还没能进入跑道便一头栽地,机身立刻起火燃烧了起来。“飞机里还有一位飞行员,被夹住了出不来,大火烧身,飞行员的叫声异常惨烈,一旁的救护人员也束手无策。”彭老回忆起那一幕仍感心惊肉跳,“这时,一位美国飞行大队长跑了过来,他拔出手枪向大火中的飞行员连开了两枪,看着飞行员死去,大队长把手枪扔进了燃烧着的飞机,低着头慢慢走开了。”这位大队长边走边哭,满脸的泪水,他内心的痛苦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看到了,亲手打死自己的战友,那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后来,军事法庭判这位大队长无罪。”

芷江机场的航空条件设施比较差,碎石子筑起的跑道很短又很窄小,在跑道的两头是两个小山,三面环水,作为机场并不是理想之地,但对战事吃紧的中国战场,芷江机场所起到的作用在战争后期非常显著,压制了日军在华南、中南、西南的空中炮火。

条件奇差的机场时常让对日军作战无损的飞行员却在降落时不能走出机舱。就在大队长开枪打死飞行员不久,一位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也是在迫降后起火。“我们未能看到他活着走出来,火熄灭后,我和战友赶去查看时,看到他的身体被烧得剩下了很小的一团,但他坐着的姿势仍然是双手紧紧握着驾驶盘的样子,让我们肃然起敬。”

凡是在中国战场的美国飞行员,只要执行过50次任务,就可以得到回国休假的机会,而且还可以获得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彭嘉衡的飞行超过了50次之后,他得到了到后方重庆休假一个月的机会,在那里,他结识了现在的妻子。1945年8月14日“空军节”,也就是日本宣布战败投降的前一天,彭嘉衡获得了美国政府颁发的两枚勋章,其中一枚为优异飞行十字勋章,和悬挂在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胸前的一模一样。

弟弟,你在哪里?

他一直没放弃寻找失踪的弟弟,碰到经历过战争的人就会打听

1947年“空军节”,在南京欢庆之后,彭嘉衡得到了回印尼探亲的许可,他经广州、香港、曼谷、新加坡,搭船回到坤甸昔加罗。

父母亲和弟妹早已在坤甸的码头等候了多日,等待着欢迎他这位在抗战中胜利归来的游子,但即将靠岸的彭嘉衡悲喜交加,他想着一面要向父母弟妹诉说离别多年的思念之情;而另一面,他在考虑着如何将弟弟失踪的消息告诉他们。

上岸后,母亲与彭嘉衡同乘一车,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淮汉怎么没有一块儿回来?”他顿时泪如泉涌,无言以对,母亲见此情景知道不会有好消息,也抱着他哭了起来。痛哭之中,他断断续续向母亲讲述了与弟弟淮汉分别后的事情:“1943年冬天,我还在美国学习飞行的时候,突然收到了淮汉辗转寄来的一封信,他说从南洋的钱已经收不到,只好去当兵了。”

这是最后一次收到弟弟淮汉的信件。“这之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我回国后,曾登报寻人到处打听他的下落,但没有一点回音。”直到今天,回想起与弟弟在一起的情景,彭嘉衡还依稀记得,“如果他真的当兵去了,就有可能战死在战场上,或者是被日军掳走做了劳工。那个年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彭老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弟弟,只要碰到经历过当年战争的老人,他都会去打听,“或许他去了国外,现在哪里生活着?或许他已经死了,但儿女又在哪里呢?”战争给这位老人留下的创伤不仅仅是连天烽火造成的身体伤痕,心头的丢失同胞血肉的疼痛让他终身难愈。

1986年,彭嘉衡从民航北京管理局退休后,有次,碰到民航的一位后勤人员,“台湾的空军潘承佑中将来过北京,你认识吗?”这位后勤人员问他。“以前是我的队长。”他回答道,他感到很可惜,错过了见面的机会。

1950年8月,彭嘉衡在报纸上看到香港“两航”起义的消息,有12架飞机“北飞”,其中有自己的同学何其忱,他便与同学取得了联系,于8月底登上北上的轮船,9月到达广州军委民航局,开始投身到新中国的民航事业。

“我余生有一个心愿,就是想请当年留美的同学回来看看,能够在大陆团聚,这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彭嘉衡说,许多同学和战友牺牲了,适逢抗战胜利60周年,“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应该去祭奠一下”。

彭老说,目前健在的当年留美的同学,定居在美国的还有10多个,台湾有6人,大陆也还有五六人。“能在有生之年与当年同学在大陆相会,将是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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