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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卓然在奉天读书时,加入基督教青年会,结识了少年的张学良。“五四”运动时期,王卓然、梅佛光、吴竹村、阎宝航等积极倡导新文化,成为东北地区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驱。

王卓然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读书时期的张学良:

如用近代心理学的智慧测验来测验他,他的智慧系数一定很高,因为了解迅速,记忆坚强,常识异常丰富,是非善恶之心,特别清楚,人生观更非常豁达。但是不拘小节,青年时代很多风流趣事,与浪漫生活,所以未被富贵环境毁坏者,他承认得利于基督教青年会。当时沈阳青年会总干事名普赖德,是个美国朋友教徒,乃一极端和平主义者,诚笃动人。张时方十五六岁,与之交善,受其感化颇深。我与张之认识,即始于青年会的乒乓球台上。他承认吃了聪明的亏,所以他自撰一联以自嘲曰:“两字听人呼不肖,一生误我是聪明”……

1920年,王卓然考入北京高等师范教育研究科,1922年8月赴美留学,1928年7月回国。

回到阔别五年的沈阳,他看到东北的情形已经日趋危险。张作霖被日军炸死,日本政府向张学良索要权利——东北的森林、矿产、铁路皆为对象,说张作霖三次入关问政,都有日本饷械或道德的援助,大帅曾有酬谢许诺,并劝张学良东北独立,不要与国民党合作。张学良回答:“我张学良只是中国的一个守土的官吏,当初我父亲有什么诺言,我不知道,这些关系国权的大事,我没权答应,请向中央政府交涉。至于三民主义与挂旗统一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要看民意的向背,我也无法回答。”日本人对张学良的威逼利诱夜以继日,张学良不为所动,一面力抗强权,一面延揽人才,励精图治。

恰在此时,张学良得知王卓然这位“学识优长、操行高洁、办事亦在魄力”的旧友学成归来,马上约见,说出抵抗日本侵逼的决心,要王卓然帮他做事,聘请王卓然为东北大学教授、东北三省保安司长官公署咨议。不久,张学良又聘请王卓然作自己子女的家庭英文教师。从此,王卓然追随张学良左右,成为张学良的亲信和得力助手。

王卓然向张学良倡议发起国际联盟协会,作为反日救亡的阵地,公开发表反日演讲。王卓然还联络14县公民代表,上书省议会,请愿挂旗统一,抵抗侵略,以此为张学良的声援。

张学良在易帜前,杀掉了杨宇霆和常荫槐。王卓然回忆,12月里一个冬天的早晨,王卓然按照排定的功课表到“大帅府”教书,刚一进院,见像戒严的样子,情形紧张。入里边,才知道昨晚发生了一幕惊人的事变……张学良兴奋过度,一夜未眠,听我来了,立刻请我谈话,问对于杀死杨、常二人有何意见。我当时答:这不是法律问题,因为论法律,这未经合法审讯即加以处决是违法的。这实质是个政治问题,论政治,就要看你以后的作风如何,要把通电上持的杨、常的罪状,一反其道而为之。特别是这个兵工厂虚耗民财民力,在日本驻屯军的炮火射程之内,只能供内战,不能供国防。今既以这个兵工厂为杨、常应死的罪证,那么最好把兵工厂不可改造部分移到辽西,缩小规模,做成一国防性的修械厂。把现有的兵工厂改为制造农具与装修汽车的厂子。张立时接受了我的建议……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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