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忆抗战:170人4天毙敌400仅幸存29人

23日上午,渝中区解放碑中天大酒店会议室,激越高亢的歌声、情真意切的诗朗诵,将渝台两地的感情融汇在一起。当天,由市台办主办的“寻找抗日足迹、共谋和平发展”参访交流活动在此举行,代表们讲述了不为人知的抗日故事,以及多年来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感想。据了解,在为期7天的活动中,他们将参观重庆的抗战遗迹、工业园区,从而搭建两岸可持续发展的交流平台,进一步增进两岸骨肉同胞的亲情。

看押俘虏故事

允许日军俘虏外出逛街

“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一说到抗日都热血沸腾,没想到我只赶上一个尾巴。”86岁的刘永庆老人讲起当年的抗日故事时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军人对日本俘虏的宽容。

刘永庆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无数爱国青年投笔从戎、保家卫国,1943年高中毕业后,他考入黄埔军校第十九期,立志参军报国。军校学制三年,因抗日前线吃紧,1945年,他上到二年级时便提前毕业开赴前线。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开一枪,日本鬼子就投降了。

“没能亲自上战场狠狠教训日军,是一个遗憾。”刘永庆说,他当时是一名少尉排长,带着30多人承担着看押日军俘虏的任务。一天,一名日军中佐跑来报告称,他想去逛街喝咖啡。“这件事非同小可,我立即去向领导作了报告。”刘永庆说,上级同意了这一要求,还称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日军俘虏都可以出去逛街、喝咖啡。刘庆永表示,当时中国军人的生活非常困难,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对日军俘虏却非常优待,不但没有打骂,各方面还尽量满足他们。

浴血抗战故事

“独目虎将”血拼日本兵

“我不要钱,也不要命,我只要日本鬼子的命。”父亲的这句豪言,一直铭刻在李大淮的脑中。昨日,李大淮再现了父亲——“独目虎将”李宗岱组织“敢死队”血拼日军的壮举。

李大淮的父亲李宗岱是电影《血战台儿庄》中英雄连长的原型,有“独目虎将”之称,系原国民革命军40军老兵。台儿庄一役与日方板垣师团拼死血战,击毁敌坦克1辆,缴获装甲车3辆,击毙敌片野大队长,并在肉搏中大刀手刃数名日寇。

“1938年那场战斗,父亲一辈也忘不了。”李大淮说, 40军补充团二连共170多人,上级命令他们从3月9日到12日死守阵地。战斗中,第一任连长战死,第二任连长腿被打断。

“鬼子先是大炮轰、飞机炸,再是骑兵往上冲,最后才是装甲车、坦克掩护步兵进攻。眼见敌人骑兵冲过来,父亲对准马头一枪,见鬼子摔在地上还没来得及翻身,他又冲上去连开两枪。那时没有炮,士兵只能用手榴弹和炸药包,有的来不及了,抱上炸药包就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李大淮说,父亲眼见敌人的坦克失灵,把手一挥,激动地大喊“兄弟们,有种的跟我冲”!

前三任连长或死或残,李宗岱被火线授命为第四任连长,他组织起了“敢死队”,170人死守阵地4天,用国产旧式步枪,打退敌人10次进攻,毙敌400余人,本方最后连同伙夫、文书只剩下29人。

那场阵地战结束后,李宗岱的加强连由一批临沂的学生补充成尖刀连。同年5月1日,在一场遭遇战中,李宗岱爬上城墙,被鬼子一枪击中左膝,另一枪从鼻梁右侧穿过脑部,从右耳射出,导致右眼失明。抗战后期,李宗岱还曾凭借独目,用步枪击落过敌机。

战地友谊故事

“曹翻译”陪史迪威踢球

曹越华之子曹庞沛说,他的父亲酷爱踢足球,还因此与史迪威将军成为了球友。

曹越华是精通英、俄、法三国语言的翻译工作者,由于日寇入侵上海,复旦大学辗转西迁“陪都”重庆。1938年,曹越华考入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成为该校内迁后招收的第一届学生。

1943年夏季,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厉兵秣马反攻滇缅,急需大量青年入伍,短短数月就有近10万爱国学生投笔从戎。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找曹越华谈话:“学校想推荐你和另外两名同学去部队,你看怎么样?”曹越华热血沸腾地回答:“No proble,sir!(没问题,先生)”

25岁的曹越华随即飞抵昆明,被分配到炮兵学校就职,为讲课的美国军官担任翻译。一年后,表现优异的曹越华被上级选中,乘飞机经“驼峰航线”到印度,参加驻印军反攻滇缅的战斗。在攻克缅甸重镇密支那的前夜,他躲在战壕中,瓢泼大雨彻夜未停,四周枪炮齐鸣,头顶子弹横飞。密支那之战后,曹越华任30师师部翻译室中校主任,与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美国史迪威将军接触机会增多。一次,史迪威在视察阵地时,感慨地对担任翻译的曹越华说:“人类有两大竞技角逐,一种是文明的体育,一种是野蛮的战争。我年轻时热爱足球,对文明的体育很有兴趣,没想到老了却参与野蛮的战争。”

曹越华自小喜爱足球,从中学到大学,一直是校队的主力中锋。当时就这一话题,还曾与史迪威将军聊天、讨论。曹庞沛告诉记者,在史迪威将军的倡导下,曹越华和几名足球爱好者组成了战地足球队,在战斗的空隙,他们和史迪威将军等人多次同场竞技。

战时平民故事

“台湾阿信”从重庆出发

“重庆有我童年的笑声和泪水,永不停息的滔滔嘉陵江水,是养育我生命的乳汁。”这是刘爱理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刘爱理,1932年出生,原籍重庆,1948年赴台湾。她早年丧父,10岁离家谋生,当过大户人家丫头;靠乞讨抚养弟弟;只身混迹在上海十里洋场,结识过不少达官显贵、千金小姐。

初见刘爱理,很难将她与来自中国台湾的知名社会活动家、作家联系起来,她行事果断,风风火火。这位80多岁的老人言谈自如。“我要将真实的平民故事呈献给所有中国人。”刘爱理说。几十年在中国台湾的生活,加上从事国文教育和两岸交流工作,刘爱理与记者聊天时,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只有在吃饭时,才流露出一两句地道的重庆方言。2006年,她的自传体文集《四川丫头,江苏媳妇,台湾奶奶》在大陆首次正式出版,她将自己1932年至今的成长经历,以及在各处亲历的爱国小故事,汇编后放入了书中。

“为了让台湾的老人知道大陆的发展,我经常会组织他们回来看看,甚至‘鼓动’他们回大陆定居。”说起这些,刘爱理颇为得意。然后,她开始细数近段时间又让多少位台湾老人叶落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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