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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的抗战故事说出来,金树松渴望了太久太久。兰溪东风水库库尾的小山村里,能记得93岁金树松抗战经历的,只有他肩膀、背上和大腿上的枪伤、弹片。这么多年,没人知道他是一个老兵,以至于记者、志愿者找到他家时,老人老泪纵横。

70年的时间太长,尘封的故事太久。金树松只能零碎记起他8年抗战里的片段:17岁被抽壮丁,四抓四逃仍难躲命运;初到40师,部队腐败,不到一年就全师溃散;无锡长兴一带守桥,苦战三天三夜大腿中弹,吃两粒止痛片继续战斗……

四抓四逃难躲抽壮丁

我叫金树松,兰溪市永昌街道童家坞人,今年93岁。从小长到大,我身上苦楚多了,因为条件不好,天灾人祸,一年家里就死了5个人。我10岁那年,先是5岁的弟弟生病去世,再是我怀孕的娘,伤心过度开始发热,烧退不掉,33岁就带着肚子里的孩子走了;之后,6岁的弟弟和7岁的妹妹也去世了,真是祸不单行。

之后,我父亲带着4个孩子过日子,我是老三,上面有哥哥和姐姐,下面还有个弟弟。我还出过天花,掉进过水塘,好在命大都活下来了。年纪大一点,我就和同样没娘的叔伯兄弟待在奶奶家。童家坞在东风水库这一头,村里没有学堂,大家都没得书读。我父亲买了一头牛,我们就放牛种田为生。

17岁那年,国民党来抓壮丁,我的年龄还没到,就安安心心在家里放牛。哪知,村里那些20多岁的人都逃出去了,他们就抓我们年纪小的充数。

家里舍不得我去当兵,就花了一些钱和两亩田去买丁,前前后后一共买了3次。买来的“丁”,还没到部队就又逃掉了。最后一次,我想偷偷溜出去,我父亲是老实人,看见来抓人的兵就紧张,一定要我躲进谷柜里。谷柜里只要动一下就会有“沙沙沙”的响声,结果,盖子一开,像抓鸡一样,我还是被抓去了。

抽去的壮丁都是走山路到兰溪会合,先是一起被带到盛氏祠堂关着,位置就在现在的兰溪火车站底下。到那里一看,竟然有4个我的名字。为啥?买来的壮丁逃了,再抓一次,逃了,又抓一次,到这次,就有了4个。

祠堂里人很多很多,先检查身体,看有没有毛病。我看到人群里有好些五六十岁的老头,这些人的儿子逃掉了,被抓来充数,有的已经站都站不稳了,还抓来打仗。体检时这些人是通不过的,就被集中到一个地方,过段日子会放回来。

说起来,我父亲在部队里有人认识,就托他们把我当成老弱病残留下来了。那年农历二月,家里农活多,我就回家帮忙,没想到又被抓走了。这一次,再没得关系可讲,我就同大家一起分派到部队去了。

到了部队里,也就不敢再逃了,逃兵要枪毙的呀!刚入伍,我就遇上三个逃兵,第一天是两个年纪大的,因为缺少兵源就被保下来了。哪晓得第二天,又有一个年轻的逃了,于是三个人都枪毙了。

40师部队腐败,不到一年全师溃散

那时候,我年纪轻身体好,部队里都喜欢挑我。部队先拉到金华训练,在东门的广场训练,大家就在杨柳树下练打枪,手榴弹不用练的,手劲大一点就行。实际上,我们也只是摸过枪,还不晓得怎么瞄准射击。

我们从金华徒步回到兰溪,再到寿昌、淳安、威平,最后到安徽广德扬子江。到广德以后,部队给我们发了枪、铺盖、铁碗、衣服、绑腿、鞋,每天三操两讲堂。

我年纪轻,枪法特别准,人家打不中的靶子,我不会超过三颗子弹。所以,我也经常拿到部队奖励,铅笔信纸就是奖品,可惜寄不回家。

那时候,我不会写字,但也经常叫人帮我代写信,一般都找永昌太平祝村的祝小土(音),他大我七八岁,会写几个字。每次信里就几句话:“爸爸,家里好吗?身体好吗?我们在打日本佬。”实际上,信寄不寄得出,收不收得到,我们都不知道,只是想让家里人知道我们还活着。可惜,后来到大后方时信就寄不出去了。

不久,我就被补充到队伍里,一开始,被分派到国民党40师重机枪连,这是1938年前后。我们连打仗都不知道是什么,就上战场了。一年不到,40师就溃败得一塌糊涂,全部被打散了。

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这么快?问题在于长官。这个部队很腐败,师长胆小怕事,没人指挥,都是下面的兵自己胡乱打仗,怎么可能赢。

大多数时候,我们很少跟日本佬正面交火,打不过就撤退,打赢了也不敢追,为啥?日本佬的补充部队速度很快,即便一队败了,后面的部队一小时不到马上赶来。

不过,晚上日本佬也不敢进攻,地形不熟。我们打掉一个炮台,隔壁炮台也不敢来增援。老百姓也很好,就像中国部队的隐形哨兵,随时帮我们留意日本佬行踪。有一次,我们差点走进鬼子阵地,一个老头偷偷告诉我们,日本佬部队刚过去,你们别去!

像我们重机枪连,连长都不晓得逃到哪里,胆小怕事,都在后面的基地里躲着,让当兵的自己上。一挺重机枪三个人才抬得起,一个人怎么移,根本不知道怎么打。部队溃散后,幸存的士兵逃的逃,重编的重编。

部队吃败仗,不仅是当兵的吃苦,老百姓更惨。广德一带的老百姓都逃光了,我们也连带着没得吃,没得喝。

无锡长兴守桥苦战三天三夜

不久,我们连被重新编入忠义救国军。这时候,大家的日子才好过些,一天两顿,能吃饱了。

大家聚在广德一个叫小园岭(音)的山间村庄训练两个多月,我被分在第三营第九连第一排九班,因为身强力壮年纪轻,我还是做重机枪手,从副手做起,再做正手。

训练结束,部队转移到鬼子后方的无锡长兴一带。因为是在后方战场,我们大多穿便衣和鬼子打游击战,保存实力,避免正面交火。

在救国民革命军上,有一件趣事。祝小土(音)同一个兰溪同乡晚上想逃,不敢发出声音,就在床下拉我裤腿,要我同他们一起。我没反应,拉了第三次,我反应过来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跑远了。没想到,第二天他们又被抓了回来,这是要枪毙的大罪,他怕得要死。

结果,那时候国民党也缺少兵,年纪轻的舍不得杀,就说“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要我们同乡人用扁担打板子。前一晚,我去看他,给他带了一点酒,他还在里面哭。我说:“哭啥?又不用死。”第二天,我负责打他,实际上,都是兄弟,怎么可能用力打,一点都不痛的,就意思下。国民党军官的意思,就是想要杀鸡儆猴,让我们不敢逃。

1942年,我22岁,碰上了一次最危险的大仗。那一次,我们整整打了三天三夜。我们部队在长兴太湖沿岸,我是重机枪手,我们是一个被打死,下面的人立刻顶上。

当时,无锡长兴附近的火车还是通的,但是已经被日本佬占领。在山坳里,我们日夜都能听到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这是日本佬在不断调兵,兵力源源不断补充过来,我们后不能退,前有扬子江,根本没有地方撤。

我们基本已经被日本佬从外面包围了。因为江河很多,日军又修筑了很多战壕,我们被围困在山坳里,只好补充换防,休整狙击。第一天夜里,我所在的团要撤下来换另一个团,一开始,他们不许我们下来,还想要缴我们的枪。他们的团长还气势汹汹质问:“你们这么怕死!一个个怕死鬼!”实际上,谁都不想上,情况太危险了。

结果,我们刚换防下来,日本佬一顿炮火炸进去,那个团就完了。

还有一次,我们负责守开阔地的一座桥,左边是日本兵,右边就是我们部队。我们不能让日本佬过桥,用机枪设防。我们的武器没日本佬的先进,一般以夜战为主,晚上也不敢抽烟,怕暴露。我们同当地老百姓一起挖了一条20多公里长的战壕。白天,大家就趴在战壕里,不敢站起来。

我们的营长姓毛,有一天看战事不重,他就想站起来去吃碗鸡蛋饭,军官是有特殊待遇的。结果,他刚站起来,就被日本佬用狙击步枪打死了。还有一个伙头兵,白天负责烧饭,夜里也要和我们一起去打仗。

在这次战斗里,我也负了伤。那天,我们同日本佬激战,前头的机枪手被打死了,我要顶上。在战场上,人可以死,武器不能丢。我连忙上去抢回机枪,结果,刚拿到枪,还没站直,就被鬼子一枪击中大腿根。我从口袋里掏出两粒止痛片,吃了后继续战斗。到现在,腿上还能看到枪痕,伤口当时没有处理好,一直烂到今天。

退下来后,我才看到自己背上一片血肉模糊,喝水的水袋、吃饭的铁碗全部被打穿了。

农户家养伤

亲见轰炸惨状

受伤后,我背着机枪走了两公里路,才找到部队医务员包扎。当时也没有什么战地医院和医生,包扎一下就把你送到农户家养伤,由村里的土郎中土方医治。

事实上,也没有农民敢收留我们,因为日本佬时常到村里查人头数,多出一个人就晓得,发现一个伤兵就诛杀全家。最可恶的还是伪军,也帮着鬼子到村里来找伤兵,出卖同胞。

保长只能把所有伤兵放在田地里,下雨时到祠堂里避避。那4个月,日子过得很苦,因为背上和腿上有枪伤,不能坐,只能卧地休养。白天在稻田里没得吃,一直饿肚子。只有到晚上,日本佬走了,农民才能来给我们送点吃的。

村里的土郎中人特别好,医术也好。他家特别有钱,有几百亩田地,还有很多机器,但他没有一点架子,积极救死扶伤。那时候没有药,他就把牡蛎壳烧成灰,涂在我伤口上消炎。每天再烧些猪肝,来给我补血气。碰上日本佬来扫荡,他大我两岁的弟弟背进背出,把我藏到祠堂的香火台后面,就是这样,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在村里的那些日子,日本飞机经常来炸,很多无辜百姓死的死伤的伤。有一回轰炸,大家一起逃,一对夫妻发现铺盖袋子没拿,回去取,一颗子弹直接打穿老婆膝盖。

祝小土也受了伤,在村里祠堂养伤,祠堂中央拿木板搭起一个台子,所有伤兵都睡在上面。一天夜里,鬼子直接到祠堂抓伤兵,看见人就用刺刀刺。祝小土运气好,睡在边上,滚下去躲到木板下面,捡回一条命。后来,他被一个寡妇招了上门夫婿。抗战胜利后,他就没回兰溪,留在安徽过日子。

伤好以后,我就在医生家里帮忙做工报答,一直到抗战胜利。26岁那年(1946年)中秋前后,我不愿意自己人打自己人,部队给了我4个大洋让我回去,我没回。后来,家里哥哥通过一起抽丁去的人晓得我的地址,传话说爸爸重病,我就回了家。从此一直在兰溪童家坞村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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