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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耳短发、精明干练,6月1日,记者来到旧城仓巷昔日的新四军女战士李玲家时,这位92岁的老人特别开心。虽然耳朵不太好使,但老人内心深处对战争的记忆却历久弥新。那是1939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岁月,而马塘,注定成为李玲老人人生旅途上一个重要的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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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新四军女战士李玲

小乡村来了年轻女兵

南通女工集体投奔抗日根据地

1939年4月28日拂晓,一艘满载热血青年的船,在离开唐闸郊区经过一夜航程后,终于顺利抵达目的地马塘。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船慢慢靠岸了。呵!这就是!

上岸后,我跟着陆斌她们径直走向不远处的印心堂,这里是抗战支队政治处的驻地,我们和先期到达的同志们会合了。

第二天,政工队的同志要我们准备一个节目,参加五一劳动节演出。根据平日听到的故事,我编了一个话剧,剧情是一个纱厂女工,正在喂婴儿时,突然一个日本鬼子闯进来,女工和鬼子展开搏斗。这时,她的丈夫——一个勇敢的游击队员出现在门口,开枪打死了鬼子。我自己扮演女工,又找了两个女同志分别扮演游击队员和日本鬼子,在不到两天时间里,把台词和动作排练好,如期参加了镇上的公演。

1938年3月17日,南通城沦陷后,日寇烧掉我的家,15岁的我,心里燃烧着一股抗日的怒火。因此,听说陆斌她们一厂的女职工准备投奔抗日根据地的消息时,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她们的队伍。这次由地下党动员和组织前来马塘的女工,一共不到30人,我们成立了抗战支队独立妇女分队,不久又从南通、马塘来了一批女青年,分别编在三个班里,我是二班副班长。

记忆中的“军训”

白天操练,晚上上政治课

我们的驻地在离印心堂大约半里的观音堂,这是一个很大的尼姑庵,在空旷的大殿上,用砖头围成三个长方形地铺,三个班集中住宿,两人一个铺位,两条军毯正好一铺一盖。女同志们一律剪成齐耳短发,穿军装,打绑腿,背一支小马枪,腰系子弹带,还插上两枚手榴弹。如果长行军,还得把军毯、雨衣叠成长条交叉背在肩上。

每天凌晨,天际还挂着残月,我们便开始早操了。白天出操时,一般练习步法、队形、卧倒及枪上肩、持枪敬礼等动作,掌握子弹上膛、退子弹壳等技术,有时也演习打靶。各人的枪自己保管,按时擦枪。

除军事训练外,每天整队到政治处,听史白同志上政治课,他第一篇讲的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他还布置我们写控诉日寇罪行的文章。梁灵光等领导同志后来也来作过形势报告。

天暖了,洗澡可是个大问题。我们便在小屋里放两只木盆,三十几个人轮流进去洗,十分钟左右就赶紧出来让别人进去洗,困难也就克服过来了。

虽然物质生活贫乏,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除唱歌、演戏外,还可以读到《大众哲学》、《西行漫记》、《铁流》等进步书籍。队里有十多个同志不识字,我就编了以抗日为内容的识字课本教她们,利用午睡时间,我给每人订一个小本子,分别抄上课文,编一课,教一课,她们进步很快。

7月份我们军训基本结束,有更多的时间排戏了。除我们自力更生搞一些小节目,政工队的同志有时也和我们同台演出。有一次,史白、顾尔钥两位同志和我们排了一个独幕剧“游击队”,除在镇上公演外,又到王袁乡邱升中学给全校师生演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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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和爱人参观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

依依惜别马塘

红色的种子在这里播下

七、八月间,顾尔钥、顾尚劼、刘紫萍等政工队的同志和妇女分队的陆斌、陈玲、周平、吴志纯和我,进驻离马塘十几里路的三和乡,住在一家地主的大房子里。顾尔钥同志是我们的队长,他带我们到田头向老乡们宣传抗日的道理,教他们唱抗战歌曲,我曾写过一篇散文“波动在原野的歌声”,记述当时的动人情景。

午后,顾尔钥同志把我们集中在车篷里教歌,“流亡三部曲”、“拉犁歌”等便是在那时学会的。顾尔钥同志还作了一首“农夫苦”的曲谱,让我们填歌词,我写了三段,第一段是“日日辛苦日日忙,还是一身破衣裳。天灾人祸闹不了,一年更比一年荒。”晚上我们在月光下排戏,有时也和老乡们一块儿乘凉,讲革命故事,教孩子们唱救亡歌曲。大人小孩都很喜欢我们这些年轻人,还用大瓢盛着馒头干或炒蚕豆送给我们吃。

由于形势的变化,妇女分队在未能得到更多的锻炼、发挥更大的作用之前,于1939年10月初宣告解散,9月底陆斌即带着我、周平、邵民、吴志纯、陈玲和陈华等几个人提前撤离,重返唐闸郊区。

别了,马塘!别了,亲爱的首长和战友们!在这短短的令我终生难忘的五个月里,我学到了许多,也长大了许多,但我毕竟还是太小了。在队里我是最小的一个,陈伟达同志喊我小鬼,宋祖望同志喊我小兵,陆斌她们喊我小人儿(因我本姓倪),到支队部时,战士们听我一口南通话,总是笑着喊:“小蛮子来了!”

当年江北特委在江海平原这块土地上,播下了一大批革命的种子,我也是其中的一粒,由于过于稚嫩,没有能像别的种子那样很快发芽、开花结果,但,它毕竟是一粒红色的种子,在稍后的岁月里,终于还是发芽开花结果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离1939年已过去了76个年头,这可贵的一页,在我的人生的长河中犹如一朵闪亮的浪花,它始终在我的心潮上跳跃。

当年那些和我在一个锅里吃饭的战友,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如今差不多已在我的缅怀中一个一个地走了,但他们的教导常常在我的耳畔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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