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这对总统兄弟之死为何震惊蒋介石?

[编者按]1963年11月3号,越南西贡,一阵行刑式乱枪扫射,结束了越南总统吴庭艳、吴庭儒兄弟的性命。当那一张张血肉模糊、蜷曲倒卧在血泊中的吴庭艳尸首照片,成为全世界报纸头条新闻主画面时,蒋介石父子为之猛烈震撼。

探究:这对总统兄弟之死为何震惊蒋介石?

令蒋介石父子最为震惊的是,吴庭艳兄弟在出事前一年间的遭遇,和蒋氏父子兵败大陆、退居台湾,美国的威逼利诱、阴狠毒辣、过河拆桥的情境,几乎如出一辙。而且,吴庭艳、吴庭儒兄弟的通力合作一个主政,一个主持特务的搭配模式,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横向分工上也是几乎如出一辙的。

吴庭艳兄弟不听使唤,不听美国白宫的遥控,不听美国大使的就近指挥,华盛顿当局非常恼火。美越矛盾诱发点是关于美国军援问题。吴庭艳在华盛顿对他积怨日深之际,仍不断要求肯尼迪政府再增兵10万美军来越,协助越南当局对抗越共。肯尼迪断然回绝了吴庭艳的出兵要求。

肯尼迪信誓旦旦地发动了越战,但在旷日持久大量耗损美国人命与战争经费的情况下,觉得打这场仗实在不划算。有心降低战争止损点,急欲从损兵折将与无止境烧钱的困境中挣脱出来。

吴庭艳兄弟对美国这种消极态度十分不满,尤其吴庭儒对美国更是牢骚满腹,吴庭儒在半公开场合中,大骂美国驻越南大使亨利•洛奇(Henry Cabot Lodge, Jr.)是一个“道德沦丧的小人”,吴庭儒在不知轻重、情绪失控下,甚至多次扬言,假如美国再不给予吴氏兄弟有力的支持,那么他们将被迫与越共谈判。吴庭儒说到激动处,口不择言地说:“难道美国人要把我们推向越共怀抱吗?”

吴庭艳吴庭儒兄弟放言无忌,谈话内容全部被美国大使亨利•洛奇一五一十汇报到华盛顿去了。别说亨利•洛奇对吴氏兄弟甚为反感,就连美国副总统约翰逊造访了一趟越南,与吴氏兄弟本尊一席谈话以后也是印象不佳,回美国又向肯尼迪参了一本。吴氏兄弟生前从来不知道,那位曾经当面夸奖吴庭艳是“东方丘吉尔”的美国副总统,回到美国之后,向肯尼迪汇报他越南之行的心得是:

“当前美国对越南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更大程度地介入越南战场,一条是继续让吴氏兄弟恶搞下去,美国索性承认越南战争失败算了。”

越南战争是肯尼迪当选之初的政治承诺,他为了一己的政治前程,当然不会服输,但他也不会再投入更多的美国子弟的宝贵生命,让美国子弟白白送死。那么上上之策,便只有对不起吴氏兄弟、让他们哥儿俩滚蛋,换一个比较能干、比较听美国话的越南傀儡一个选项了。

1963年10月 29日下午4时20分,肯尼迪总统召集了一场包括国家安全与外交顾问共15人核心干部的秘密会议,亦具有十分重要的关键意义。这场会议日后被认为是让中情局与国务院假越南军官之手,借刀杀人、杀害吴庭艳兄弟有理有据的合法性象征。

吴庭艳兄弟虽然嚣张跋扈,但他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晓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如何防止美国对他们的暗害呢?吴氏兄弟找到了他们的难兄难弟蒋介石父子。

环视外围国家地区,根本无人可伸援手,唯有台湾的蒋氏父子。吴庭艳之所以会想起蒋介石父子,也是有渊源的。源于1959年9~10月,越南军方派了一批中级军官到台湾,原来的目的是考察国民党军的军中康乐制度与心理作战业务,给越南军方留下不错的印象。1960年,吴庭艳再度亲自走访台湾,与蒋介石会谈时,曾经向蒋介石提出想邀请国民党军将级军官,到越南协助越方建立军队的安全制度。

因此,政变爆发后,吴庭艳首先便急电蒋介石,请求协助。

越南发生这场流产政变后,蒋介石在台湾高雄西子湾招待所,密会了蒋经国的得力干部王升,命令这名蒋经国在台湾大搞军队政工制度的总政战部干部,紧急秘密前往越南,尽速为越南成立一支政工组织,防止越南军队里反对吴庭艳的势力,以及外国势力再有所蠢动。王升在蒋介石命令下,秘密前往越南。

王升事后表示,吴庭艳非常欣赏并赞同我们所提出的方案与做法,但又恐遭到美国方面的阻挠,所以王升等台湾方面的政工人员在越南必须掩蔽身份,而且不能穿军服,而是着便服。

最令人觉得意外的是,台湾方面似乎早在1963年10月,就从某种渠道得知情况有异,美国可能正在进行一桩非常凶狠的计划,吴庭艳恐怕凶多吉少。台湾方面即使知道某种不足为外人道的情况,也不敢向吴庭艳透露。但一个非常敏感的动作是,王升派驻越南一名非常重要的助手刘戈仑上校,在1962年8月派驻越南,到1963年10月忽然被调回台湾,次月越南便发生流血政变,吴庭艳被杀身亡。刘戈伦在政变前一个月忽然被调回台湾,这的确是十分奇特的一个安排。

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刘戈伦进入越南的六七年里,正是台湾方面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最密切的蜜月期,他对美国中情局在越南搞颠覆渗透的勾当,应该是知之甚详的。

甚至可以这么大胆地假定,美国当局搞政变颠覆掉吴庭艳,基于美蒋之间的“深厚友谊”,台湾方面是不是也扮演了某种“微妙”的角色呢?这种“微妙”的角色,是一种共谋关系,还是仅止于一种知情状态?在政变之前,刘戈伦被阵前换将,调回台湾,这还不打紧,隔了不到3个月,当时职务为“总政治作战部第四处处长”的他,忽而又在1964年元月1日“荣升少将”,从政变前的上校,不过3个月时间便“荣升少将”了,试想一个军人身份的特工,如果不是有功绩,上级岂可能率尔就让他升官又晋阶呢?

从这里也可以印证,美蒋关系是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而吴庭艳固然在之前一度向蒋介石求援,而蒋介石基于“中越友谊”伸出了援手,但毕竟许多方面受制于美国,所以明明要去越南帮吴庭艳预防美国人整吴庭艳的,到头来反而不得不撤走主帅刘戈伦。吴庭艳在政变爆发后,一度逃往西贡华人区,又曾向台湾驻西贡的“大使馆”求助,自然,吴庭艳也必然到处找刘戈伦上校这位被他视为救星的台湾政工军官,但遍寻之下,刘戈伦早已事前知情而脚底抹油,跑回台湾,置吴庭艳于不顾了。

这事蒋经国必然也会向父亲蒋介石汇报,基于“革命大业”的大目标,蒋氏父子也就管不着这事不关己的越南政变的插曲了。

美国方面的消息指出,反对吴庭艳的越南叛军发动政变当天,吴庭艳打电话给美国大使亨利•洛奇,吴庭艳面临兵临城下的危局,仍力持镇定地以试探性语气问亨利•洛奇:

“最近西贡有一些军队不愿服从政府的统治,我非常希望了解美国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如何?”

让吴庭艳大感意外的是,亨利•洛奇竟然装腔作势地回答:“抱歉,我从头到尾也没听说一点关于造反的消息。”吴庭艳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略带恐慌地追问是否能代为了解,亨利•洛奇回说: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凌晨4点30分,华盛顿不能现在就给您答复。”吴庭艳以几近哀求的口气说:“但您至少应该有个大概的看法吧!我现在唯一的要求是依照你们的要求,尽我所能去做。我总是把美国交给我的任务当作至高无上的使命……”

当发动政变的关键人物杨文明打电话到吴庭艳办公的嘉隆宫总统府时,吴庭艳却对杨文明这通电话置之不理。

这也激怒了杨文明,逼迫政变军官采取更激进的手段。

11月2日大清早4点钟,杨文明的部队攻进嘉隆宫总统府,在一阵小规模的枪战之后,总统府内的少数亲吴侍卫队失去了抵抗能力。政变部队搜遍了总统府内外,没有发现吴庭艳兄弟的踪迹。事后政变军人才晓得,吴氏兄弟在向美国大使求援绝望之后,只好逃离总统府,跑到西贡唐人街找寻可能的生路。在向美国大使亨利•洛奇打完电话后,吴庭艳立刻打电话给“台湾驻西贡大使”袁子健,希望能到台湾“大使馆”紧急避难,袁子健这时却支吾其词,表示他要向台北请示,其后便没有了下文。吴庭艳迫于政变军人正试图逼近总统府,只好往唐人街走避。

最后,政变军人在西贡一处天主教堂里逮捕了吴庭艳。杨文明最后终结了吴庭艳兄弟的肉体与政治生命!

关于执行越南军事政变的整体计划的真正成熟,则是在1963年的9~10月。亨利•洛奇还向杨文明再三保证,美国绝对不会反悔,不会临时叫美军反制杨文明发动的军事政变,或者对吴庭艳兄弟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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