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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就了中央红军的人:广东军阀陈济棠

陈济棠

在红军最艱难的历史上,红军的生存和两位大军阀的帮助息息相关。一位就是人所共知的张学良,而另一位则不太为人们所熟悉:他就是广东军阀陈济棠。

揭秘红军长征中军阀陈济棠“让道”之谜(图)2014年06月28日 10:19 来源:广州日报 参与互动(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的战况已非常险峻,国民党从四面(包括南面的陈济棠)挤压瑞金苏区,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被迫离开江西瑞金,开始了长征。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可见在长征之初,粤北是必经之路

当时,盘踞在广东的地方势力是陈济棠,而陈济棠又和南京政府有着很深的矛盾。红军如何巧妙地利用广东地方和南京政府之间的矛盾,兵不血刃打开一条西进的通道?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揭开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谁先主动打开谈判的大门?

众所周知,红军在经过粤北之前,与广东的陈济棠有过谈判,签订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红军可在陈济棠防区设后方,建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济棠方面让出一条40华里宽的通道。

而红军和陈济棠方面,到底谁先主动接触对方,打开谈判的大门呢?研究者王增勤在《陈济棠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让道”之谜》一文中写到,陈济棠主动和红军联系。陈济棠担心蒋介石借红军来削弱他的势力,或者借“围剿”红军的机会进入广东,而陈济棠的护兵中有人和当时红军第九军团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内弟此时正在广东做生意,也愿意代陈济棠方面到苏区传话。陈济棠还单独会见了罗炳辉的内弟,委托其带信给苏区。1934年10月,双方在江西省寻乌县罗塘镇谈判,红军方面的谈判代表是潘汉年和何长工,双方达成五项协议,为红军通过粤北打下了基础。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肖自力对本报记者说,在其著作《陈济棠》里,写到了陈济棠方面联系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情况,但陈济棠过于主动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陈济棠虽然将红军视为牵制蒋介石的一股力量,但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说没有红军缓冲,他陈济棠就立即有灭顶之灾。而且,他联系红军的举动一旦暴露,也将陷于极端不利的境地,因为当时充当陈济棠政治资源及后台的,主要是胡汉民、萧佛成、邹鲁等顽固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元老。如果是被动或不得已而与红军联系,至少稍微说得过去。

红军方面呢,黄道炫在《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近代史研究》 2011年01期)一文中则提到,中国共产党其实早就对陈济棠的尴尬处境有认识,甚至洞悉蒋介石与陈济棠之间的微妙关系,毛泽东早在1931年就指出,不能使蒋粤妥协一起反共。长征前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就指出,如果陈济棠与红军作战,“将会在军事方面丧失作战能力和被大大削弱”。由此可做出判断,“他们的基本任务是自己不和红军作战,至少在最初不和红军交手”。

虽然不能判断谁先谁后,但苏区方面肯定是有充分准备的。

朱德去信提出五项条件

其实早在1933年11月,红军和广东方面一直有断断续续的停战谈判,而大约在1934年8月前,双方就已经达成停战协议,并且设立了联络电台。由此可见,双方的接触在陈济棠派罗炳辉内弟前往苏区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红军方面其实早就对陈济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1934年9月,朱德就给陈济棠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首先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对其进行开导:“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可见红军与陈济棠接触,乃基于民族大义。

朱德又指出了陈狼狈而危险的处境:“惟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广播法西斯组织,借款购机,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外有日寇侵略,内有蒋介石进逼,两广这么一个小格局,不能自保,连亡国都有可能,算是对陈济棠等人做一番提醒。

朱德的信还提到,如果陈还保持犹豫状态,则“福建之役可为殷鉴”。所谓福建之役,是指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对蒋介石,同年12月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向福建进攻,次年1月,人民革命政府即告失败。朱德用最切实的例子来提醒陈济棠。

最后,朱德的信件提出五项条件: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请代购军火

后来双方的谈判结果,也是以此信提出的五项协议为基础的。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五个主力军团以及中央、军委纵队踏上长征之路。

陈济棠一方面要做样子给蒋介石看,于是表面上缓慢地修建军事设施;一方面又不能真的开打,于是规定不得与红军交战。肖自力教授在《陈济棠》一书中也提到,红军突围时,粤陈部队曾向红军赠送子弹1200箱

红军走出粤北以后,蒋介石很生气,发电报说:“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对红军的蔑称)西窜,不予截击。”国民党方面则比喻为“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但蒋介石的态度又是矛盾的,他又替陈济棠开脱说:“南路防广兵单,自是实情,中亦深为谅解。”南面战场防线太广,兵力薄弱,确是实情,他觉得可“谅解”。

南京政府在江西北面的兵力部署强于在南面的部署,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是因为南面是陈济棠的势力范围,怎么部署兵力,当然由他决定;其次,蒋介石在前面四次“围剿”红军期间,屡屡吃败仗,他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的地位并不巩固,因此曾有一段时间心灰意冷,想将兵力撤至赣东一带。黄道炫所作文章中有这样一则资料:蒋介石曾经电令江西方面的熊式辉放弃江西,“不惟兵心动摇,且恐兵渐化匪,故拟主力撤至赣东者”,看来蒋介石被红军打怕了,觉得在苏区打下去没什么前途,不仅军心不稳,而且国民党官兵也可能变成红军。虽然蒋介石的想法被熊式辉否定,但他为此做出的第五次围剿兵力部署,影响到了后来的局面。南面兵力的薄弱有历史因素,也不能全赖陈济棠。

当然,导致国民党兵力北强南弱局面的原因也在于红军的英勇善战,能顺利通过粤北也是红军打出来的局面。之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为日后的战略转移、突破“围剿”走上长征路,打下了基础。(记者 刘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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