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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抗战中相约:不胜利不结婚”

杨应彬夫妇晚年。杨小斌提供

“父母抗战中相约:不胜利不结婚”

杨应彬夫妇结婚照。杨小斌提供

■人物档案

杨应彬(1921~ ),笔名杨石,广东大埔县百侯镇人。1935年10月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联,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奉党组织派遣进入国民党张发奎部从事战地宣传、军事、统战及地下工作,“潜伏”十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杨应彬历任广州军管会副秘书长,省政府办公厅主任,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常委、秘书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

旗帜

1934年夏,一个未满13岁的少年穿着一件背心、一条裤衩,带着一支钢笔和几十张过期的日历纸,从家乡梅州大埔打着赤脚启程前往上海。

他就是杨应彬,正是这次旅程引领他走上革命的道路。三年后,他以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进入国民党“潜伏”,前后达十年之久。

作为一名统战情报人员,杨应彬曾遇到怎样的抉择与考验?

因杨老身体抱恙,其长子杨小斌日前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独家专访,讲述了父亲从事抗战与地下工作的传奇经历。

“多年后回忆那段‘白皮红心’的峥嵘岁月,父亲曾写道:长相忆,抗战八年长。身在曹营心在汉,明珠资质夜生光,驰骋似疆场。”杨小斌说。

潜伏张发奎部参加淞沪、武汉会战

杨应彬生在广东梅州大埔百侯一个穷苦人家。童年所经历和目睹的苦难,在他心灵打上烙印。

1934年暑假,机缘巧合,不足13岁的杨应彬随陶行知派到家乡百侯中学任教的老师去了上海,沿途看到帝国主义者对同胞的压迫,对国家深重的苦难有了更深的体会,他将自己的愤慨和不满写在日记里。后来,日记在陶行知的提议下出版,取名为《小先生的游记》。

次年9月,杨应彬第二次去上海参加山海工学团,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左翼教联。1936年6月19日,经王洞若和王东方介绍,他正式宣誓入党,当时还不满15岁。

“父亲回忆起那一天,心情仍无比激动。当时为了防止意外,他们宣誓完毕就将画在红色香烟纸上的党旗烧掉了,但是党旗却永远在父亲的心头,支持他前行。”杨小斌说。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时任淞沪战场右翼军总指挥兼第八集团总司令张发奎邀请郭沫若帮助成立“战地服务队”,杨应彬等十位共产党员受党派遣进入战地服务队。

同年10月,根据周恩来指示,这10位党员在服务队内部成立“中共特别支部”,左洪涛任书记,刚年满16周岁的杨应彬是其中年龄最小的成员。

这一隐蔽就是十年。

“在随张发奎部参与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过程中,父亲和‘特支’成员经常在群众中演出反映抗战的话剧《放下你的鞭子》,创作了《大刀进行曲》,还教群众唱《救国军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杨小斌曾听父亲说,当时一个军人看了“特支”成员创作的话剧《铁蹄下的上海》,看到愤怒时竟要拿枪打台上作威作福的“日本军官”。

杨应彬等人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团结张发奎。于是,他们经常巧妙地把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政治主张写入张发奎的讲稿和文章中;他们还与国民党高中级将领和基层士兵广泛交往,激发民族正义感和爱国热情,使之逐渐成为共产党的朋友,有些人后来积极投身到民族解放战争中。

国民党曾下令:秘密枪毙杨应彬

杨应彬将十年的潜伏称之为“深入虎穴,随时准备掉脑袋”。

1940年5月,杨应彬进了中央军校四分校(贵州独山)第十七期学习。体质较弱的他学习十分刻苦,在升学时,术科综合考试在全总队1000多人中名列第一。

1940年12月的一天,杨应彬在结束当天训练后,突然被大队长喊去问话。大队长拿出三张分别摘写着“巴黎公社的穷孩子都是很英勇善战的”、“希望这次由柳州回韶关去,能拨开云雾重见青天”、“相信你播下的种子萌芽了吧”等敏感句子的纸条给杨应彬看,说是从王洞若、郭弼昌、郑体诗三人来信中摘出来的,问:“你认不认识他们?信中的话是什么意思?”

杨应彬分析,自己未完全暴露,便沉着回答:“三个人我都认识,王洞若是我老师,郭弼昌是战地服务队队员,郑体诗是韶关游击干部班的学员,郭弼昌和郑体诗现都在四战区长官部。”眼见过多解释已无法脱嫌,父亲冷静地道:“我是张发奎长官保送过来的,希望学校向张长官调查,还我清白。”大队长终于缓下语气:“你先回队里学习。”

恰好在军校短训学习的战地服务队成员彭朗毕业回去,杨应彬即用拉丁语写了密信,请彭朗带回给郑黎亚转左洪涛设法营救。

左洪涛对张发奎说,杨应彬在军校全总队考了第一名,为四战区争了光,希望张发奎能去函嘉奖。张发奎立即让左洪涛以他的名义给校长韩汉英写信,杨应彬终于化险为夷,躲过此劫。

“上世纪90年代,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台湾学者专程来拜访我父亲,为我们揭开了一个隐藏了近半个世纪的秘密——在我父亲身陷险境时,国民党奉行的是‘宁可错杀千人,不可漏掉一个’方针,这位学者的父亲、军校区队长王应锻很快收到了上级下达的‘秘密枪毙杨应彬’的命令。好在王应锻对我父亲印象不错,实在不忍心对这位成绩优秀的热血青年狠下毒手,于是有意拖延上级的命令,等待转机,这才让我父亲免于一死。”杨小斌感慨道。

抗日为媒日寇投降次日订婚

杨应彬与妻子郑黎亚是革命伉俪。1938年,杨应彬与郑黎亚相识于浙江金华前线。第二年,郑黎亚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共同的地下工作中,与杨应彬结下了深厚情谊。

“母亲前年冬去世了。她生前常说,是日本鬼子的炮火和革命理想把他们拉在一起的。他们是革命为媒,抗日为媒。”杨小斌说,父母恋爱多年,但他们相约抗战不胜利不结婚。因此直到1945年9月3日,即日本在密苏里舰正式签字投降的次日,父母才在报上刊登订婚启事。

为了进一步消除国民党的怀疑,当时,左洪涛和杨应彬、郑黎亚商量,希望把婚礼举行得隆重些,并请张发奎做证婚人。

当杨、郑去邀请张发奎时,张突然问:“你们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如果两个都不是可以结婚,两个都是也可以结婚;最怕一个是,一个不是,将来一个要做鳏夫或一个要做寡妇。”

如此直接的提问让两人感到有些意外,但他们沉着地回答:“张长官,我们跟了你八年抗战,你还不了解吗?我们都不是。”

张发奎说:“不是就好,不是就好,那你们就结婚吧。”

1945年12月3日,张发奎出席了杨应彬、郑黎亚在行营(即现在的广东迎宾馆)举办的婚礼,还讲了一番很动情的话,说两人跟着他抗日多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有作为,有成绩,现在胜利了,也该成家了,鼓励他们继续努力。

“这个婚礼打消了一些人对杨应彬和郑黎亚身份的怀疑,为他们继续留在张部‘潜伏’工作营造了一个较好的环境。”杨小斌说。

直到1947年夏天,党组织通知杨应彬和郑黎亚撤退,这“特支”的最后两位成员才成功撤离张发奎部,结束了十年“潜伏”生涯。

记者手记

打捞这段传奇不容易

与杨小斌先生的对话在南方日报289大院咖啡店进行。我们在茶香中轻松畅谈,他如数家珍,讲着父辈的故事。

聊了才知道,“打捞”杨应彬的这段传奇经历可不容易。

“我问父亲十句,他才说一句!”杨小斌笑着说,这是杨应彬的原则——情报工作人员要严守党的纪律。“他还觉得这就是工作嘛,没什么值得炫耀,好不容易说了些。”

杨应彬还常教导子女,要做大事,不争大官。杨小斌说了这么一件事:当年省委按级别给杨应彬分了房子,家里人口众多,本来就住得紧凑,可他就是不搬,觉得够住就行了。因此,谦虚大度、淡泊名利的杨应彬,到哪儿都有好人缘,受尊敬。

从上世纪60年代起,杨应彬夫妇就坚持拿工资资助贫困山区的教育和建设,不仅捐资筹建了家乡的梅潭河水电站,还隔三差五捐大批书给母校百侯中学。耳濡目染,如今杨小斌几兄弟也投身慈善事业。

“自幼早将身许党,丹心一片向阳红。”这是杨应彬纪念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同志牺牲40周年的一句诗,也正是他本人几十年革命生涯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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