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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安近照。李文景摄
人物小传:方国安,1913年1月生,湖南平江县人。1930年6月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115师686团组织干事、二营教导员,鲁西军区独立一旅一团政治处主任、10团政治委员。解放后,任广西军区政委、广东省军区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8年离休。

6月11日,适逢端午佳节,记者慕名来到长沙163医院拜访93岁的方国安将军。在病房里,方老操着他特有的平江话,嘱咐记者:“那场抗战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民族危亡,匹夫有责!这是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应该做的!倒是那些在打击日本鬼子时牺牲的战友们,更值得我们纪念!”

随着方老的讲述,时光退回到了68年前。方老深邃的目光、坚毅的神情、铿锵的语气,又一次把我们带回到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

平型关大捷:不少八路军战士没有死在与敌人的战斗中,却倒在了日本伤兵的冷枪暗刀下!

1936年底,我从“抗大”二期毕业分配到115师686团任二营教导员。当时团长是李天佑,政委是杨勇。1937年9月23日,115师到达距平型关还有几十里的上寨镇,准备伏击经过此地的日军板垣师团。

平型关俗称瓶形关,顾名思义,是一个状如瓶子的大山谷。瓶口是老爷庙,瓶底是平型关,中间是一个大肚子山谷,谷底叫乔沟,有一条长5公里的公路。按照战斗部署,685团在东侧,686团在西侧,在老爷庙缺口处的高地上,架设了10挺机枪的强大火力,形成左右夹击、关门打狗之势。9月24日晚12点,师指挥所下达了出发命令。

那天夜里,天空阴云密布,下着倾盆大雨。我们二营冒着大雨,急行军到达了指定的位置。在紧张焦急的等待中,我们额头上的汗水和雨水交汇在一起。那一晚似乎特别漫长,平型关上除了雨声外,什么也听不到。趴在我身边的一个刚参军的小战士,在草丛中直发抖。我拍拍他的背,轻声说:“别怕!”小战士说:“我不怕,就是有点冷。”

早上8点钟,从山沟里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的车队终于出现了。为首的日本鬼子高举着太阳旗,与太阳旗一起的还有20几个扛刺刀的日本步兵。后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军车,车上满载着军用物资和日本兵,接着是骑兵。汽车和马匹连成一线,挤满了整个谷底。马上和车上的日本鬼子斜背着枪,昂着头,一副盛气凌人、狂傲自大的样子。

看到师指攻击信号弹升起,团长李天佑举起手枪,大喊一声:“攻击开始,狠狠地打!”刹那间,我们的机枪、步枪、迫击炮等一齐发射,把拥挤在公路上的鬼子打得人仰马翻。被这一突如其来的猛烈进攻打得蒙头转向的鬼子清醒过来后,就依托汽车、山丘、尸体等做掩护进行反击。随即,我们团和685团向谷底发起猛烈的冲锋。战士们一个个如猛虎下山,迅速冲入敌群,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白刃战。排长常海车子弹打光了,就端着刺刀与敌人拼杀,一连刺死了6个鬼子,最后被鬼子用刺刀挑死。那一仗打得异常激烈,战斗结束后,只见半山坡上,鬼子的骑兵连人带马横尸遍地,公路旁和山沟里鬼子的尸体一个挨着一个,河滩上积着一摊摊的血迹,山沟里到处都倾翻着鬼子的汽车,汽车上面和车轮下面也有不少鬼子的尸体。

我们不少八路军战士没有死在与敌人的战斗中,却倒在了日本伤兵的冷枪暗刀下!由于长期受武士道精神的毒害,日军至死也不愿交出武器。有的受伤之后开枪自杀,有的剖腹自杀。三营的刘营长背起一个半死不活的日本伤兵,没想到伤兵挣扎着一口咬掉了他的耳朵,然后自杀。我在打扫战场时,也被一个垂死的日本鬼子,在手上狠狠地咬了一口。跟着我一起冲锋的那个小战士,发现汽车底下躺着一个日本伤兵,想把他拉出来治伤,谁知那伤兵却拿军刀残忍地刺进了他的腹部,小战士再也没有站起来。一些日本伤兵跑到山上的草丛中躲了起来,看见我们过去搜查就放冷枪。我们营有十几个战士都是这么牺牲的。

冀鲁豫反“扫荡”:新婚刚4个月、年仅34岁的团长肖明,迎着鬼子冲了上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1939年,686团扩编为教导4旅,我被任命为10团政委,肖明任团长,部队到达微山湖以西地区活动。1940年到1942年之间是微山湖地区最艰苦的时期,自百团大战以后,日军疯狂地开始向这个地区进行“大扫荡”。

1940年12月,日军在微山湖以西发起了“12月大扫荡”,采取“铁壁合围”,“囚笼政策”、“三光”政策,先后投入了4万多兵力,慢慢收缩包围圈。针对日军的策略,我们按上级指示,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成5个小队,我和团长肖明带200多人行动。

21日,我们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那天晚上,四周到处是枪炮声。团长一看形势危急,把我一推:“快走!我来引开鬼子。”他带着警卫连十几个战士迎着鬼子冲了上去。我强忍着悲恸,带着战士们顺利地突出了包围圈。

当我们回过头来,远远看见村子里火光冲天。一个突围的战士报告说,团长和警卫连全部牺牲了。很多战士要冲回去为团长报仇,我含着眼泪拦住了他们。其实,我何尝不想杀回去呢?想到团长肖明和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我不禁失声痛哭。

那时的肖明才34岁,新婚不到4个月。不久前,他和我的谈心话似乎还在耳边响起:“老方,我们肖家兄弟三个就剩下我一个了,哥哥和弟弟一个在长征中牺牲,一个在打平型关时给小鬼子刺死,我再不找老婆,我们肖家都绝后了。”

那晚,我们突围的100多人面对着团长牺牲的方向,跪下一起发誓:“一定要把鬼子赶出中国,为牺牲的团长和战友报仇。”

回延安:冲破5道封锁线,躲过两次“大扫荡”,足足走了5个月

1943年,党中央为了保留干部,让我们这些多年在前线作战的同志回延安休整学习。

3月,我和11团团长王根培、师部敌工科长等七八个人一起起程回延安。这一走就是5个月,走走停停,一路上又是化装、又是绕行,在党组织的接应下,几次死里逃生,先后冲破了五道鬼子的封锁线,躲过两次鬼子的“大扫荡”。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虚惊。6月份,我们走到了129师驻地太岳地区,刘伯承师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时太岳地区的抗日形势依然很紧张,日军到处修建据点,而且每隔几天就来一次“扫荡”,战士们随时随地都处在紧张的状态下,随时都准备投入战斗。

一天晚上,我们刚睡下不久,就听到队伍中有人喊了一声“敌人来了”。没等我清醒过来,就被一个战士拉着没命地往山上跑。等天亮时才发现一个鬼子都没有,原来是哨兵太紧张而误报。我们聚在一起看着互相的狼狈样,齐声哈哈大笑。笑声里既有劫后余生的欣慰,更有我们必胜的坚定信念。那笑声至今仍常常回响在我的耳边,是那么畅快,是那么高亢。在后来的工作、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为难的事情,我常想,还有什么比那时更困难、更危险的呢?这是我多年来始终能保持乐观、豁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4年,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还没有毕业,就接受任务赶赴抗日前线。当时,我带着200名干部。从延安一直往部队的驻地山东西南走。到河北霸县,我们碰到1纵队1师。我被任命为1师政治部主任,随1纵打进了东北,直到日本投降。

这么多年过去了,抗战中的一个个场景在我的脑海中依然清晰鲜明,特别是经常想起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就牺牲的战友。我不仅用他们的事迹激励自己,还用他们的事迹教育自己的子女:“干工作、做事情,要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绝不能图名图利。”方国安近照。李文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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