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苏联红军的战俘营里

1945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曾被苏联红军于辽宁省沈阳市以北设置的战俘营囚禁了六个多月。由于那是我一生中一段特殊经历,所以,事隔五十多年,在那里的一切生活,至今记忆犹新。



被征入伍



1944年冬季,我在滨江省五常县(今黑龙江省五常市)安家村许窝堡小学当教员。12月,伪满军部队来五常征兵。我当时年满20岁,正是被征对象。我们一些青年,光着身子,站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经过一番全裸身体检查,一名络腮胡子的中尉军医用手拍了一下我的后背,又看着我笑了笑,我立时心里一惊,想到:坏了!大概是体检合格了!果然,第二年一月份,便由村公所通知我:3月1日国兵入营。我们乘火车从哈尔滨出发,进入车厢后,每人发给几个黑面包、两大块咸菜,好在还有凉水。经过一昼夜,又步行百余里,便到了军队驻地。



我所在的部队是伪满陆军第25团2营重机枪连,驻扎在热河省(今河北省)平泉县孤山子。经过一段艰苦的训练,部队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求立即北上,据说是调往黑龙江,与苏军作战。时值8月,行军途中,大雨连绵,日夜不停。我们正在泥泞中跋涉,部队前方传来十分令人振奋的消息: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了!



我们笑逐颜开,想到,这回可要放下武器,马上回家了。谁知,团长连夜秘密召集连以上的军官开会,决定率部南下,投向国民党军队。消息一经透露、传出,立刻激起了士兵们的愤怒与反抗,他们这一行动计划遭到失败。



缴械投降



这时,苏联红军在解放我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中,部队已经推进到平泉县境内。团里的伪军官们,见大势已去,只好派遣第五连一名会俄语的副连长,前去平泉县与苏军谈判:全团所有官兵,愿一律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苏军接纳后,全团一千二百多名官兵,将所有武器就地陈列排放,缴械投降。之后,由苏军押解,进入一个学校,官兵们住在教室里。当时,苏军只是一般地看守,并未严加警戒与监管。有些急于回家的人,就在夜里偷偷地溜出学校,第二天在街内购买了平民衣服更换后,徒步(当时火车停运)向家奔走。但大多数人都愿听从苏军指挥,渴望火车通车后,把我们集体送回家乡。



在学校住了大约一周,说是火车通车了,人们便欢呼雀跃,大喊大叫,以为这回苏军可要遣送回家了。其实不然。当我们登上火车后,苏军将每节车厢两侧的门,严严实实地封闭了一侧,只准由开通的车门出入,苏军士兵就在这一车门旁严守。



火车进入沈阳车站后,苏军命令我们全部下车,徒步行进,经过沈阳郊外二里多路程,将我们引入一座大院“北大营”,囚禁起来。这座“大院”方圆足有一里左右,沿着“大院”周围,架设两层铁蒺藜网,网与网间隔约有两米多距离。沿着铁丝网中间,约百米左右挖一个齐胸掩体(坑穴),每个掩体中,有一名苏军士兵,手持轮盘自动步枪,昼夜站岗放哨,如若有人胆敢越网逃跑,其后果将是不言而喻的。



高温灭菌室



我们来到这里时,早已有一些日军战俘和伪满军被囚禁起来。我所居住的是一栋楼房的一楼下铺(分上下两铺)。每天没有固定作息时间,起居随便。没有人告知我们什么纪律、注意事项等,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在院内一切活动自由,只要不逃跑,不受到意外伤害,生命则是绝对安全的。每日两餐,主食是高粱米和小米,副食为饨蕨菜干、窝瓜干和干白菜等。一般的饭量都可以吃饱。



进入战俘营不久,便看到院内修筑好几座小砖房,每座砖房,高有两米多,房顶上都伸出两个烟筒,看去既不像住房,也不像仓库,谁也看不出它有什么用场。不久,建成后的一天,苏军便通知各室战俘,先后列队进入红砖房内。原来,这是为战俘修建的高温灭菌室。战俘进入室内,便将全身衣服全部脱下,送至隔壁的高温室烘烤,灭虱、灭菌,以减少战俘疾病的发生。一旦有的战俘生病,苏军军医便给予及时治疗。我曾患了一次重感冒,高烧不退,浑身打颤。苏军军医给我及时打针、吃药,大约七八天,就恢复了健康。在我生病期间,我的常堡村老乡二年兵孙砚田走近我的床头,轻声地呼唤我:“徐维志,我得的不知是什么传染病,苏联军医官批准,允许我离开俘虏营(我们都称这里为俘虏营)回家治疗,把你的军用大衣借给我穿回去吧!”我当然同意。第二天,他就被释放回家。后来我得知,他归家后不久,大概因为换了环境以及认真治疗,不久痊愈。我想,这是苏军为防止他的疾病传染多数人,才允许他归乡吧。



意外收获



在我们这些战俘中的官兵里,有些人是文艺爱好者,一些善于演戏的人,便互相串连,组织了京剧演唱会。经过几次排练,便开锣演出。每十几天演出一次,演出场地就设在正楼的大厅里。用拣来的罐头筒做胡琴,军盔当钹,用实木薄板做成皮鼓。戏装则类似国画的大写意,只强调形似,点到为止。几块粗布连在一起便是肥大的官服,乌纱和玉带用纸壳做成,青衣和花旦的青丝发则以黑布代替……记得当时看过这个“戏班子”演出的全本《玉堂春》、《四郎探母》折子戏。在《玉堂春》这出戏里,扮演苏三和王金龙的青衣和小生,唱、念、做都好,唱腔韵味浓厚,可称得是字正腔圆,珠圆玉润了。博得阵阵掌声,满场喝彩。在演出时,有些苏军士兵,也自动地参加到观众的行列里,似懂非懂,但却看得津津有味,有时也不由得同大家一起鼓起掌来。



我从小就是个戏迷,几次演出后,知道我们连里的蒋纯老生戏的唱功很好,便请他教我学习京剧唱段。他便一字一板地教我唱名段《让徐州》:“未开言,不由人哪啊,珠泪滚滚哪啊……”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我还能有板有眼地唱出这出戏。



“代表”购物



苏军为了改善战俘生活,允许每周每个寝室里派出一名代表,由苏军士兵带领,乘坐大卡车,进入沈阳市内购物。这名代表可按照战俘所需的食物和日常生活用品任意采购。归来后,人们涌向汽车,“各取所需”。



在战俘营里,由于战俘可以派代表进入市内购物,便在院内逐渐自然地形成了一处自由市场。市场里摆着许多地摊。有卖吃的,卖衣物的,以物易物的。有那会做生意的,乘汽车进城之机,在市里买回豆油、肉类和白面等,炸成丸子叫卖。



在服役期间,有的士官和老兵,薅老百姓的骆驼毛;有的吃人家杏子不给钱;更有甚者骑农民的毛驴嫌走的慢,拔下军刺扎毛驴的屁股……。在战俘营里,说起这些,大家都持批判态度,那当事人红着脸,一言不发,满面愧疚。



苏联女军官



人们整天除吃饭、睡觉和期待十几天的一场京剧外,便无所事事。一些人开始赌博起来,主要是“推牌九”、“打天九”。我也不自主地加入了这一行列。对这类小打小闹,很大程度带有游艺性质的活动,苏军发现后,并不限制。记得有一次我们玩得热火朝天,连晚间也不放过。已经是夜里九、十点钟了,我们七八个人,乘着月光,在院内鏖战不散。这时,突然听到踏踏踏一阵清脆的马蹄声,我抬头望去,只见两名年轻的苏联女军官,各骑一匹高大漂亮的军马,在院内巡视。看到我们玩得有趣的样子,便勒马站在一旁凝视。我抬头望了望这二位女军官,肩上分别戴着校官和尉官的军衔。各个微笑着俯首看我们,并互相交谈。我猜想,她俩准是议论我们这几个贪玩儿的人了。对我们夜不归宿,并没加以干涉和催我们回去就寝,不一会儿,便催马执行任务去了。



哄抢皮鞋



环视这座“大院”,像日本关东军或伪满军遗弃的驻地。有的仓库里还堆积着一些军用物资。有的战俘发现有座仓库里放着许多崭新的军用高腰皮鞋,便撬开库门,进到里边哄抢。我同张德站在楼内向着仓库的方向望去,只见有的人往仓库里挤,有的抱着皮鞋往外跑。这时,一名苏军士兵高声喝喊制止,并厉声吆喝:“吆必佛什麻依!”(骂),那些抢红了眼的人,哪里肯听,仍然里出外进地哄抢。这时,那位苏军士兵猛然端起了自动步枪,我立时心中一颤:完了!准有人伤亡!但那个士兵并未开枪横扫,而是把枪口举向天空,啪啪啪地发了几下点射,这些人听到枪声响,才吓得撒腿跑散。张德对我说:“多悬!若是真的开枪,还不得死几个呀!”我说:“咱俩什么也不要,留着命回家吧!”



如此“劳役”



在这座战俘营里,苏军不搜腰包,不动战俘的任何钱物,不设刑讯室、禁闭室,也不架设探照灯,更没有凶恶的军犬,也绝不服苦役。若说苏军安排劳动,只有一项,那就是去给苏军军官家属锯木头、劈柴,可大家都十分高兴去干这类活。一是走出战俘营,像鸟儿出笼,看看“外面世界”,换换环境,散散心;二是干活不多,吃的很好。有一次我有幸列队由苏军士兵带领,走出战俘营。不到30分钟,便在一座红砖平房前停下。我们锯了一会儿木头,便有一位苏军军官家属(女),端着满满一大盘切好的面包,还有些熟牛肉,示意叫我们放下手里的活儿吃东西。就这样,可仍有战俘耍滑头,见看守我们的苏军士兵稍不注意,便偷偷地嘻笑着将锯齿朝上,锯背朝下,假装锯木的样子,还戏谑着说:“这叫胡弄‘老毛子!’”有的战俘说:“她用好食儿喂你,你还这么耍奸滑,真混蛋!”



思家心切



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青年,各个思乡心切,十分想家,恨不得插翅飞出,马上与家人团聚。由于这种心态时刻在头脑中盘旋,便要随时排遣。我在读书期间,非常喜欢读清代韵文作家韩小窗写的子弟段,诸如《忆真妃》《宁武关》《青楼遗恨》等,于是便试着写起来。我们想,终究有一日,苏军会放我们回家。



释放回家



1946年3月初,战俘营里伙食突然大有改善。连续发放牛肉、牛头、大白菜和大米等。这时,已由原来的集体伙食,自动形成了分散的、小组形式的起伙单位,人们三三五五地自行组合。那时,像是整天里都在做饭、吃饭,有时,夜里楼内楼外,仍是闪闪火光,吱吱啦啦。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这种改善,简直像吃上了御宴一般,个个都吃得津津有味。一些敏感的人预言:大概要放我们回家了!不出所料,这样的伙食吃到第五天,晚间,苏军通知:明早八点全部释放,要做好一切准备。得知这一喜讯后,大家意识到,这是苏军为了使我们这些战俘恢复健康,在归家途中,不因身体原因出事故,才这样安排伙食的。



次日早饭后,各连队都列队集中到一栋大楼前,等待释放。这时,突然一辆浅绿色轿车停在了大楼前面。我们想这一定是苏军大官儿来了。这时,一名苏军士兵拉开车门,一位五十多岁的苏军军官走出车门外,站在楼前台阶上,只见他把大手一挥,高声说道:“达歪!(走)”这时,人们便蜂涌般地奔向大门,苏军见这些人十分拥挤,惟恐挤出事故,便挥手叫停,大约两三分钟后,人们稳定了情绪,待略加疏散后,才再行敞开大门,让大家走去。



门外,早已聚集着战俘家属、亲朋、商贩以及众多看热闹的。战俘与家属相会,自然是高兴得拥抱甚至蹦高,有的听说亲人在意外事故中丧生,便嚎啕大哭起来。



战俘中也有有心计的人,把营内闲搁置的双轮木辕军用马车,装上衣物等,将车推出门外。一些商贩听说有人卖车,急速围聚过来,立刻被抢购去,当即卖了许多钱。我的老乡岳恒在伪军队里是军需中士,他送给我一条军用毛毯,我的临铺张中恒班副,送给我一副裹腿,这两件东西我卖了六十多元钱,足够我与张德归家路费。我同他买了从沈阳到哈尔滨的火车票后,在街里的食品摊上饱餐了一顿馅饼,便登上了开往家乡的列车。



如今,我已是80岁的年迈人了,当我在影视里看到二战时的德寇战俘营中的无数战俘在法西斯的皮鞭下服苦役,残遭酷刑与杀害,成千上万的战俘被毒死,与苏军对待战俘的人道主义,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与鲜明对比,使我心潮起伏,感慨万千,备觉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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