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狂奔”,百万大军覆灭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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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场“狂奔”,百万大军覆灭的“闹剧”

公元383年,前秦皇帝符坚决定倾注全国之力,征服东晋王朝。这个消息对东晋政府来说,当然是个噩耗,但是对前秦的老百姓来说,也是个灾难性的消息。符坚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按照每十个男丁抽一个的比例的征发军队,而且要把全国的马匹,不管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一律征发供远征军使用。

从数字上看,征发的结果是喜人的。总共凑出了97万军队,其中骑兵有27万。此外,符坚还征募了富家子弟三万人,充当仪仗部队。

单看这些数字,远征前景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按照道理来说,差不多应该是有征无战。东晋全国人口估计也就是三四百万左右,打仗的士兵不过十来万人。东晋军队看到这100万人浩浩荡荡开来,应该集体吓破苦胆,束手投降才对。但是战争的结果完全不是这样。这说明在数字背后有很多隐蔽的事情,需要我们仔细分析。

符坚曾经统计过前秦帝国的人口,得出的数字大约是1600万。刨掉女人和老弱,男丁数量至多不过六七百万。如果十丁抽一,是抽不出97万军队来的。这一百万人里面应该还有不少的常备正规军。无论如何,可以料想,这个十分之一比例的征发,执行的一定是相当彻底的。

可是我们光知道征发了多少多少人,可到底征的是谁呢?要知道,这个可不是什么好差使,不象考公务员,大家挤破头竞争。比方本来你正在陕西老家,下了班正坐那儿抽烟打麻将,忽然有人跑来塞给你个大铁枪,说是要让你去江苏打仗。你也一定不会欢欣鼓舞,为王前驱。所以不难猜测,有点手段有点关系的人一定会尽量避免给算到那十分之一里去。

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进行举国征发以做大规模战争之用。200多年之后,隋炀帝为了讨伐高丽(即现在的朝鲜),曾经做过更大规模的征发。第一次远征高丽就征发了一百多万军队和更多的运夫。

秦始皇和汉武帝那时候,也大规模征过军,秦皇汉武征军都是优先考虑以下几种人:失足干部、流亡者、倒插门的女婿、做生意的小老板、转业的小老板、小老板的儿子、小老板的孙子,称为七科谪。(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很明显,这些都是社会的下层人士,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弱势群体。

当时是农业社会,被征发的人平时多半没有受过什么军事训练。他们一般都是捏惯锄头而不是枪柄的人。很多人可能一辈子没有参加过任何战争,忽然拿上大刀长矛,要去杀人,这自然带来了很多问题。孔子曾说:“以不教民而战,是谓弃之。”意思就是让没经过训练的民众去打仗,无疑是送死。但是中国千百年来,多是用这种民众来打仗。

没有经验的士兵,置身在战场上,往往就象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精神高度紧张,无法控制情绪。历史上有无数的军队莫名其妙的瓦解,多半就是这种新兵过于紧张造成的。当然,领导上一般会安排不少大刀队来督战,看哪个士兵想逃跑就上去给一刀。但是这种督战队也不是总有效,如果惊恐在军队中雪崩似的扩散,那是什么大刀队都挡不住的。那些士兵就象一帮炸了窝的野马,谁敢阻挡,统统踩死。历史上无数大将都死于自己士兵的脚下。

中国历史上,一说到打仗结局,往往都是说,某某方溃败。这个“溃”说明了很大问题。很多战争不是大家血拼到底,气力不支,才告败退,而是刚有吃紧,或者还没来得及吃紧,士兵就一哄而散。逃跑路上被人追上杀死的,往往大大多于作战身亡的。

战争总是非常血腥残酷的,不要说习惯交粮纳税的本分农民,就是普通军官,也很容易惊慌失措。东晋王朝的将军司马流,在参战之前就异常惊恐,以至于吃烤肉的时候找不到自己的嘴在哪儿。结果打仗的时候被杀身亡。普通士兵的内心惊恐更加可想而知。

对于古代将军,如果手下都是一些久经沙场的老兵,那么还好办些。如果不是,他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怎么策划计谋,怎么样巧妙打击敌人,而是怎么把手下士兵拢在一起,不发生混乱。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符坚征召的百万大军里面,就必定隐藏着很多这样惊恐万状的小兔子。他们中的不少人很可能一辈子都没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去过,也从来不知道怎么样瞄准射箭,现在却要跑到几千里外和一些陌生人生死相博。

不过,前秦的情况多少有些例外。这97万人里也不会都是这样的小兔子。当时是中国战乱很频繁的一个时代。几十年来,汉、前赵、后赵、冉魏、前燕,短命王朝前仆后继的倒下,中原和关中都曾是逐鹿天下的战场。当时的老百姓对战争,应该不象现代人这么陌生。前秦时代的中国北方,有很多外族人,鲜卑人、匈奴人、藏人等等,符坚征发的军队里,这些外族人占的比例相当大。按照我们的猜想,这些游牧民族出身的人上了战场,应该更勇敢些。而且这97万部队里面,一定还有很多各族自己原有的杂牌部队。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些家伙肯为前秦出多少力,也是相当可疑的事。

军营里的劳改犯

要想理解晋朝士兵的状况,还要从当时的兵制说起。从三国时代起,中国就开始实行军户制度。就是说,你要是个兵,你就要加入兵籍,一辈子也不可能转业了。不光你不能转业,你死了或者退休了,你儿子还得接班,不接都不行。不接犯法。

中国人的职业继承制度长盛不衰。这种制度,一般都要把一些比较特殊的人群划成另册,严加管理,好让他们世世代代干自己的本行,不能和其他群众混为一谈。比方当兵的,唱戏的,运粮的,往往都被划入另册。到了明朝,这种制度制定的就非常专业,比方有一种家庭,被称为“女户”。他们的功能就是给皇宫生女人。他们不用交税纳粮,只要上缴个闺女就行了。生的是小子?那不行。上外头买去!不然跟抗皇粮一个罪名。再有,你家里要是干木匠,那可能你就被统计到木匠户里去了,过了几代人了,皇上有木工活,可能还来找你家。你要说到自己这代已经改铁匠了,不会木工活了,那可不行。你照样得给皇上刨木板去,不然你自己去找一个顶你。

身份世袭的制度,现代中国人其实都不陌生。就在几十年前,大家填简历的时候还要写明成分,明明自己现在是个捡垃圾的,也要老老实实写上“地主”,就因为自己祖上使唤过长工。至于工厂接班制度,退出中国历史更不过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并非只有中国有此习惯。古代的许多帝国都曾经实行这种制度,比方说古埃及,职业也是世袭的,而且划分的精细程度不亚于中国。

大家可能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这样搞呢?对政府来说,这样自然是有它的道理的。首先,它能带来两个好处,一个是能保证有一直有相当数量的人干这个行当。再一个呢,这样管理起来很方便。比方说,领导上需要盖房子,就不用满大街现拉人了,拿着户籍一查,木匠瓦匠就都有了。还有一点呢,就是领导可能认为职业时代相承,技术水平应该能有保证。

就魏晋时期而言,军户制度度主要还是为了保证有足够多的军人。汉朝的军人都是普通老百姓,该服兵役了就到军营报到,服役完了就接着回家种地。但是到了三国乱世里头,军人是很宝贵的资源,尤其是那些久经沙场的老兵,决不能让他们轻易逃出政府的掌握。所以,政府没有允许他们打完仗就回家,而是给他们上了特殊户口。军人职业化猛一听好像是个好主意,职业军人的作战水平应该高于临时士兵,农户应该是打不过军户的。初期的时候似乎也的确如此,曹操手下军队的作战能力,就高于东汉的军队。但是事情到后来,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就需要考察一下军人的待遇问题。

魏晋伊始,军户的待遇还算凑合。但到了后来,军户的处境越来越坏。

这些军户说是军人,但他们可不是除了操练什么都不干,每天走走正步就领薪水。平时,他们要忙的活计可多啦。

如果你不幸属于军户,那么,首先,你要努力种地,种出来的粮食要给国家交很重的租子。比方说,在西晋时代,你如果用了公家的牛耕地,你要上缴8成粮食给公家,如果是的是自己的牛,也要上缴七成,剩下的三成才是你们全家的口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可能还要养猪,放羊。如果在南方,你可能要打鱼。要是你的领导比较负责,农闲的时候你会被叫去参加训练。如果你的领导是个坏种的话,你可就更惨了。你可能要给领导抬轿子、盖房子、看大门。更过分的领导甚至会让你跑码头做生意,赚的利润要上交。等到要打仗了,那么不消说,你要扛上你的枪去战场杀人,或者被杀。如果你光荣战死沙场,政府将接管你的老婆,把她随机许配给某一个光棍。

你就是这么一个苦人儿。

你这么着拼死拼活地干,能得到啥呢?得到的就是政府拨给你的一块地,是政府偶尔给你拨发的一点口粮,比如你要是去出征,政府是会给你提供期间的口粮的。此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政府可能给你分配一个媳妇。政府对军户的婚姻问题很关心,之所以要拿强制拿寡妇配人,也是为了保证军户都能娶到老婆,以便生出小军户来接班。

这样的生活,比起一般老百姓来说,也是颇有不如。很快军户的社会地位直线下降。一般老百姓都看不起军户,把他们看做一群下三滥。官府自己也把军户看做贱民。当时对罪犯的处罚,经常就是全家罚为军户。如果某人作战勇敢,立了战功,政府有时候就会褒奖他,让他的子孙免除军户身份。政府此举,等于公开宣布军户等于劳改农场里的劳改犯,改造的好的话提前释放。

这样的军户,其实跟国家奴隶差不多。如果让军户自由选择,只怕军营里都会跑空。所以,政府只能靠严厉手段来确保他们不敢逃跑。曹魏的法令规定:军户逃亡,抓到杀头。他亲属不去组织抓捕,不报告官府,也一并杀头。如果报告,可以不杀头,但也不能轻饶,全家要罚做奴隶。这些军人的家属就是政府手里的人质,军人想要逃跑的时候,考虑到家里的妻小,就不能不掂量掂量。不光军人本人不能逃亡,他的孩子是未来的军户,皇上的宝贵财产。如果逃跑,军户全家也要受株连。

政府对军户的婚姻问题如此上心,一方面确实是考虑要保证军户的繁衍,一方面也是要给他添个人质,好栓住他。再说,他老婆孩子还能给公家干活呢。也是在曹魏时期,政府甚至一度在全国搜罗寡妇,把她们集中起来分配给军户当老婆。种株连是古代政府的一贯作风。尚书仆射(副总理)毛阶对这个法律不满,发了些牢骚,说天不下雨,就是因为这个法律太不人道了。皇上听了把他下了大牢,让司法部长钟鹞来审问他,钟鹞怒斥他说:“搞株连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美德。自古圣明皇帝,都搞株连。《尚书》里都说:‘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则孥戮女。’(翻译过来的话,大意就是说你不好好干,我杀你全家!)你为什么要诽谤这个良好制度?”

这种制度下,军户子弟的前景很不乐观。《晋书 赵至传》里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军户子弟的故事。

赵至出身军户,他的父母却送他读书,希望他能好好读书,摆脱军户身份。他在教室里读书的时候,听到自己父亲在外面牵牛上田的吆喝声,他就痛哭流涕,老师问他为什么,他就说:“自己年纪小,不能“荣养”父亲,老爸还得牵牛种地,所以我悲痛万分。”但是他是军户出身,到了岁数也得当兵,怎么“荣养”老爹?读书读的再好也没用。

拿破仑说“每个法国士兵的包裹里都有一个元帅的权杖”,意思就是说:每个士兵好好干,都有当上元帅的可能。但在当时中国,军户的包裹里可没什么元帅手杖,有的只是霉干粮。赵至要想出人头地,只能脱离军户,靠读书混出个名堂。但是他又不敢逃跑,如果逃跑,他的家庭就要按照当时良好制度受到严惩。按惯例,赵至到了16岁就得光荣参军。于是赵至在15岁的时候,决定装疯。等到大家都觉得他确实是个疯子了,他就逃亡到了辽东。一个未来的士兵逃亡,对皇上是个损失,但是一个现行的疯子逃跑,皇上没有蒙受任何损失,可能还减少了一个负担。所以也就没人追究。

赵至到辽东以后,开始踏上仕途。后来一直干到州部从事(相当于厅级干部)。虽然他也成了领导,但是如果他被发现出身军户,他的仕途会大成问题。这等于向组织隐瞒成分,躲避兵役,一旦被揭露很容易被清除出干部队伍。赵至当然可以说他的疯病到了辽东,因为水土好的缘故,不治而愈。但是领导又怎么会相信呢?所以他的父母依旧不敢和他相认。等他知道自己的母亲病死,而自己却没能尽到任何孝道,感到非常内疚,很快也吐血死掉了。

这些军户是政府的财产,按理说皇上应该优待他们,让他们保持一定的斗志,才是道理。但是自古以来,就有一条规律,越是被政府控制得牢的人,政府就越忍不住拼命欺负。看着一群能随便欺负的人,而忍住不欺负,这对领导们的道德要求实在有点过高。

不过他们毕竟是皇帝的财产,皇帝对此还是有所认识的。皇上确实颁发过一些旨意,说要对军户给予一定优待。但是皇帝天天坐皇宫里喝茶,真正管事的是那些军队领导。这些军户是皇帝的财产,不是这些领导的财产。国企领导对国家财产照顾的如何周到,大家有目共睹。这些晋代军头的思想觉悟,估计也不会比这些领导高,所以他们对手下军户的照顾,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也不是因为这些军头格外坏,而是一个很简单的利润折算问题:既然不是自己的东西,当然使劲用,变着花样用,用坏了拉倒。皇上即便有极大的决心,也很难拗的过如此众多的军队头目。何况天长日久,皇上本人也产生了懈怠。再加两晋时代,皇上对官员本来就不大管的了。各种积弊也就自然越来越严重。

刘宋时代的大臣沈亮在奏章中说道:“我看到军府中士兵,快80岁的老人,还被领导叫去使唤,才7岁的孩子,就已经开始为官家干活。那些老人,气血已经衰耗,那些孩子,身体还没有发育。让这些老弱从早到晚的勤苦劳作,实在是有悖人理。而官家从中得到的好处,实在也是微不足道。按照规定,六十以上的老人,十五岁以下的孩子,都不应该服役。请陛下优容。”皇上的回答是:“嗯?我明明已经让人去改革了,怎么现在还是这样?好,我下文件再催催。”

这些被当成国家奴隶一样看待的士兵,到底能有多高的战斗力,当然是很值得怀疑的。

尽管政府拼命控制住这些军户,但是军户的数量还是在下降。晋朝政府为了补充军户,把劳改犯、私人奴隶、被检举出来的逃亡农户,都扫进了军户里头。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都变成军户,只会让军户的纪律更加涣散、战斗力更加低落。到了晋朝后期,军户在军事上已经派不上什么大用场了。军户越来越不象捍卫皇上的钢铁长城,而是一个变相的劳改农场。如果东晋指靠这些军户,只怕符坚的军队就会轻松拿下建康城。

民变出来的军队

东晋时代,南北对峙,经常有军事战争,这些军户既然指靠不上,东晋很快就另辟蹊径。

西晋覆亡后,北方很多流民进入南方。这些流民有的进入到长江以南居住。这些人大多成为士绅地主的附庸,给他们种地缴租,变成了普通老百姓。但还有很多流民,留居在长江以北。东晋政府在初期,对这些流民颇为防范,总觉得这些人不是安分良民,因此尽力把他们隔绝在长江之北。

这些流民和那些跑去给大户种地的流民有很大不同,主要是他们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武装。

逃难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流民就跟美国西进时代跟印第安人抢地盘的牛仔一样,处处面临危险。大家逃难的时候,总是把最好的衣裳穿到身上,最值钱的东西藏在包裹里,这就成了打劫的最好目标。乱世里又土匪横行,碰上土匪,给剥个精光,仍到路边,那是常事。

乱军也是所在即是,看见难民抢劫一把,那也是他们的本分。除了土匪和乱军,连晋朝政府官员都打他们的主意。比如当时东晋的西阳王司马羕就让手下冒充山贼,在湖北公然劫道,打劫这帮流民。干这个无本买卖的可不止一两个黑心王爷,几乎成了一个很有前途的朝阳行业。连大名鼎鼎的祖逖,那个北伐的将军,也干过这个。祖逖刚到江南的时候,没什么财物。一天,他请了很多高级官员到家里去做客,陈列了好多宝贝。祖逖自己介绍说:大家不要吃惊,我不过是昨天偶然到南塘(秦淮河南)干了一票。也就是说,祖将军到南塘抢了一把难民。这些高官听了都不言语,也没说“下不为例,要加强政治学习”什么的,好像祖逖干的只是很平常的三产似的。这里大家也不要过多责怪祖逖,祖逖后来率军北伐,死在河南,当地人给他立祠堂,很多人给他烧香敬拜。按理说他应该也不是什么坏人。干这个实在是因为诱惑太大。一群肥羊躺在外头,怎舍得白白放过?反正手里有刀有枪,抢了也白抢,白抢谁不抢?至于这些羊给抢了之后会不有生活困难,谁管得了那么多呢?

难民之间也会互相抢劫。每次北方政权崩溃,往往都会制造大量难民,这些难民有的往南,有的望西,道路交错,彼此杀掠。没有武装的难民很容易就成了同类的牺牲品。

再加上还有吃饭问题。没有组织,单身逃亡,极易沦为饿俘。

南下的路程也许只有几百里地,但这几百里很可能是个死亡之路。史书用华丽的文笔记载说:当时的动乱,使得白骨遮蔽了平原,千里之内看不到炊烟。这些白骨,往往就是那些被杀死被饿死冻死的难民留下的。

很多流民对危险的反应和美国西进车队差不多。他们在首领的指挥下,把自己组织了起来,管你是谁,谁敢跑来抢东西,我就跟你拼到底。这些首领就成为“流民帅”。这样,这些流民也就成了相对独立的武装力量。东晋政府为了收编整顿这些武装流民,花了很大的功夫。

东晋早期,由于处理不当,激化了矛盾。公元327年,一个叫苏峻的流民帅曾经起兵造反,甚至拿下了建康城。这些流民对政府似乎有很强的仇恨心理,在建康大行劫掠,欺辱官员。一年后,这次动乱才被镇压。

南下流民,多是经过动乱,练就了一些本领的人,用文言文来说,是“人多劲悍”。他们比那些一辈子在家种地缴租子的人,确实更能打。如果不用他们作战,实在是大为可惜。另一方面,如果不好好吸纳这些流民,处置那些流民帅,苏峻之乱就是一个榜样。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收编他们。

公元377年,谢玄在京口收容大量北方流民,建立新军。因为京口又称北府,故这支新军就被称为北府兵。史书上有关北府军的记载非常简略,导致现大家对北府军的说法往往有很大分歧。但总的来说,北府军主要是收编的流民武装。那些流民帅在谢玄的领导下,继续指挥这些这些流民。

北府军士卒是募兵而非军户。既然是募兵,他们的待遇必然高于那些军户。而且他们应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理论上来讲,募兵在约定的时间结束后,可以离开军队。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应该象现代的劳资关系。但我之所以说“应该”,是因为实际情况很可能并非如此。政策事情执行下来,总是不象理论中那么冠冕堂皇。现代老百姓也常说:中央的一本真经,全叫下面的歪嘴和尚给念歪了。晋朝的歪嘴和尚肯定不少。

北府军创建十年之后,北府将领毛遽(王字边)为了补充自己的兵员,就去围攻一个难民营。这个难民营处于湖泽草地之间,不好进剿。当时恰好大旱,毛遽认为是个放火的好天气,就把难民营四面围住,放火烧野草。难民们没有办法,只能钻出来投降。毛遽就把这些人收编到自己麾下。这些难民从此光荣的成为北府军的成员。你要说围起来放火烧相当于开露天招聘会,是大行“赏募”,总是有些勉强。

不管怎么说,这些北府军的待遇确实好于一般军户,而且他们的激励机制也更合理一些。这些“人多劲悍”的流民,本身又是比较好的士兵坯子。因此,北府军的组成,大大提高了晋朝的军事实力。

政府维持一支募兵队伍,肯定比维持普通军队花费更大一些。但是这么干是值得的。由军户组成的军队就象一个劳改队,需要的是严厉的劳改干部。由募兵组成的军队则多少更象一个企业,需要的是一个称职的CEO。谢玄就是一个称职的CEO。在他的整顿下,北府兵很快成为晋朝中最精锐的部队,很可能也是当时整个中国最精锐的部队。

就在谢玄组建北府军之后的第六年,淝水之战开始了。

有大的难处

平心而论,符坚在十个男丁里征发一个,这个比例在当时并不算过高。比这更高的比例也不罕见。但是符坚是在整个前秦帝国的范围内搞征发。从河北到四川,从山东到甘肃,都要按此比例征发。这就会产生巨大的问题。

如果只看数字,一个100万人的小国征发出10万军队,和一个1000万人的大国,征发出100万军队,它们的力量会有10倍的差距。但其实远不是这样。这里有一个组织成本和后勤补给的问题。

? 当时没有铁路和卡车,也没有那么多马车给这些士兵坐。这些士兵赶路只能靠两条腿。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拿,空着手走路,一天走8个小时,公路又修的特别好,那么他也许能走40公里。但是作为士兵,他总要带些随身物品,路也未必那么平坦。按照历史资料的说法,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一天能走25公里左右。罗马帝国的军队一般也能走出25公里,特别快的时候,甚至能走30公里以上。但是前秦的军队不是古希腊经过长期训练的职业军人,他们能走出20公里已经相当难得了。而且当时正逢乱世,估计道路也不会被维护的很好。要是碰上过河,就更傻眼了。没有桥的话,就只能等渡船。好,我们把这些困难都忽略不计,一个西北士兵要赶到淮河流域,也要花上俩月的时间。

符坚进行的战争准备相当仓促。七月份,他下达了征发令。按照常理,这个法令要花一定时间才能下达到全国各地,然后当地的官员又要花相当的时间去执行,那么,总也要将近一个月的光景各军才能整装待发。

但是符坚觉得时不我待。8月份的时候,前锋部队已经开拔。紧接着,符坚从长安出发前往战场。主力部队随之陆续开拔。9月份,前锋部队到达淮河流域的颖口,符坚中军达到项城(河南沈丘)。战争已经正式开场。

这个时候,是否各地军队也都达到指定战场了呢?我们算一算时间就知道当然来不及。甘肃的军队8月份能够集结完毕就不错了,如果要进军到项城,没有两个月时间是很难办到的。九月份的时候,他们肯定是到达不了项城。果不其然,按照历史记载,符坚到达河南项城的时候,甘肃的军队才刚刚到达咸阳。8月份随符坚出发的部队应该主要就来自于陕西附近,远一点地方的人根本赶不来。

全国各地的军队正往集结地进军,而战争已经开始。而还没等他们达到,战争已经结束。他们的全部作用就是在中国北部奔走,消耗了大量粮食,堵塞了各处道路。

为什么符坚这么着急呢?为什么他不等大军都集中到一地,然后统一出发,发动雷霆一击呢?不是他不想这么做,而是他根本办不到。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的或法:100万军队发挥的作用并不简单的就是10万军队的10倍。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把97万军队集中在一地会是什么概念。97万军队如果走在一条大路上,即便这条大路十分宽阔,能容纳20人并排行走,队列又排的密密实实,那么整个队伍也要拖出50公里以上。走在后头的部队根本就不知道前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无法操控的可怕状态。

而且这97万人一起行进,补给也根本不可能供应的上。晋代中国人口非常稀少,整个山西省的人口,也远远不到97万。大家可以想像:如果现在整个山西省的男女老少全部出发,排成一个队列,向江苏挺进,那会给沿途造成多大的压力。沿途需要多少个饭馆和酒店,队列本身又需要携带多少辆运输车,才能让这些人几个月内都有饭吃?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分兵而进。古代战争中,经常说是兵分几路,这可不光是为了实施某种军事计谋,主要原因往往倒是因为集结在一起实在太困难了。

如果这97万军队分兵而进,然后集结在同一战场,又当如何?答案是:那也是做不到的。首先牵涉到后勤问题,同时向聚集在一起的97万人输送粮草,这个要求大大超出了当时的运输能力。关于后勤问题我们在后面在讨论。我们先看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战场上怎么调度这97万人?97万人摆成阵形,总要绵延出相当距离。当时没有无线电,作战之际,指挥官如何向这97万人下达命令?一个低级军官又如何得到作战指示?如果这个庞大队列某一部分发生骚动,指挥官又该如何制止这个骚动,不让它蔓延开来?

世界古代历史上,从没有将百万人投入同一战役的例子。没有那个指挥官敢担当这样的任务。这不是军事资源的问题。哪怕你能动员1000万的兵员,你也不可能把100万人遍成一个阵形,投入战斗。

5万人的部队和1万人的部队对垒,当然可以占有极大优势。如果指挥官比较能干的话,10万人的部队和5万人的部队对垒,仍旧可以占有很大优势。但我们不能如此再简单推演下去。随着军队规模的增长,它的组织管理成本会陡然增高,到了某个拐点之后,再增加士兵,就不再给军队添加任何战斗力,反而是个累赘。这个拐点在不同时时代,或者碰上不同素质的指挥官,都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古代,97万这个数字肯定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个拐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但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一点,就不大能明白古代史上的大规模战争的性质。

那么符坚使用这些部队的办法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分成各路独立的军团,沿国境线多处攻击。一个就是把大军分成几个梯队,第一梯队倒下了,第二个梯队接着上。这样的使用,就使兵力上的优势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最后结果证明,符坚的这次战争,这两种方法都没派上用场。主战场的胜负决定了一切。这97万人的部队大部分根本没有派上任何用场。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考虑一下后勤问题,就更会发现,符坚的这次征发面临何等的困难。

一个庞大帝国能产生出很多粮食。但是如何把这些粮食运输到指定地点,是个很棘手的问题。皇上如果要在某地集结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他从哪里搞到粮食呢?皇上的地盘可能很大,但是远一点的粮食,就很难运到指定地点来。他能利用的也就是周围那一块地盘的物资。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用人赶牛车从北京运输一车粮食到上海,这个成本会有多大。3000里的路程至少要走两三个月。这两三个月里光是赶车的人就要吃差不上百斤的粮食。而牛还要吃大量的草或者饲料。把这些成本折算进去,这些粮食能支付掉来回路费就很不错了。要是再加上住宿费,那就一定要折本。如果没有牛,靠人拉,那么情形就会更加尴尬。可以料想,哪个具备健全思维的人会这么胡来呢?

隋炀帝征伐高丽的时候就发过神经。他在全国征发了60万“鹿车夫”来运粮食。俩个车夫推一个架子车,车上能装3石粮食。路途太远,这俩车夫路上忍不住要吃东西。结果等他们把车拉到地方,这3石粮食往往被吃个精光。把一个空架子车拉给官家,成什么话?所以这俩人只能逃跑。没有史料描述符坚从那里搞粮食,但我们可以大致推测,运输成本肯定非常巨大。大量的粮食被白白的消耗,没有派上任何用场。在古代,任何一个庞大帝国要征发全国力量,都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尽量走水路。如果走水路,运输成本可以大大降低。几个人划一条船,就能运输上万斤粮食,速度比牛车还可以快很多,再说船又不用吃草。

历代中国皇帝都非常重视漕运,因为这确实是他的命根子。隋炀帝费了那么大力气打通京杭大运河,并不是为了在上头划龙舟,而是为了减少运输成本。但是那些通不了水路的地方,就无法享用这种方便。

问题不仅如此。即便皇上把粮食都运到了指定仓库,也还有麻烦。军队是要行进的,不能守着仓库干靠。所以行进中还要保证粮食随时供应的上。

恩格尔教授(D W Engel)曾经对亚历山大军队的后勤作过详细分析。这种分析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值得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恩格尔教授的结论是: 如果沿途没有补给,只靠军人自己携带粮草,那么他们最多可以维持九天。当然,军队可以带上牛车马车,但是拉车的牛和马也要吃东西。按照他的计算,你带上再多的牛车马车拉粮食,也只能走出12天。

中国军队和亚历山大的军队不大一样。亚历山大的士兵携带的盔甲装备就有44斤重。中国士兵没那么矫情,装备重量至少可以打个对折。考虑到这一点,他们可以走的更远一点。但是再远也终究有限。

恩格尔教授的模型当然是个简化了的模型。哪怕你是在敌国行进,一路上也不会什么粮草都找不到。但你要是把这个模型告诉符坚,他听了多半也不会很吃惊。做些修正以后,我想符坚是会赞同恩格尔教授的结论的。

符坚在部署军事计划的时候,脑子里可能也会浮现出和恩格尔类似的想法,所以他的让主力部队尽量不远离黄河、颖水、淮河等河流。离开了水路,几十万军队的补给马上就会变成让人头疼的事情。

符坚掌握了一个很庞大的帝国。从数字上来,他可以动员大量的人力物力。可是由于上面说的这些限制,这些人力物力大部分都无法真正发挥作用。他可以发动97万人参军,也可以让各地的粮食都往战区拉。但是几十万人白白地在路上奔走,数以万吨计的粮食白白地在路上消耗,或者干脆堆在后方。整个帝国骚动起来,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可是这些努力里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发挥作用。这就应了王熙凤的话:大有大的难处啊。

走向终点

从史料上来看,符坚是一个优秀的君主。晋朝的任何一个皇帝都远远不能和他相比。他在357年杀死了自己的堂兄符生,登上了皇位。符坚的前任符生,被史书描述成一个坏的出奇的人。据说他随身携带刀斧铁锤之类的凶器,见谁不顺眼就上去给一家伙。而他看不顺眼的又非常多,倔强的人他杀,拍马屁的他也不饶。他的妻子、舅舅都被他杀掉。朝廷高官更是几乎被杀光。他杀官员虽然没有斯大林杀的那么彻底,但也已经是相当可观。

这个人还是个虐待狂。他和东吴的孙皓一样,喜欢剥人的脸皮。但他更近一步,还要让这些剥掉脸皮的人表演歌舞给他看。想想那个场景就让人毛骨悚然。他还让宫女和羊性交,看看会不会生出怪物来。符生坏的程度,已经大大超出一个正常人的想像。所以有人对相关史书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说“秦人不死,足以证符生之诬。”

符坚杀死了这个臭名昭著的暴君,开始了他二十多年的统治生涯。符坚执政后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他上台的时候,前秦还只是一个陕西的地方政权。而等到本章故事开场的时候,前秦已经征服了整个北中国。

符坚是氐族人。这个种族带有现在的藏族血统,在当时是个小种族,占据关中也不过是最近的事。符坚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人,没有种族间的偏见,所以也才能把一个小种族成为整个北中国的统治者。他排除了族人的反对,任用汉族的大臣王猛做他的宰相,把极大的权力交托给他。而王猛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他在前秦搞了一系列改革,迅速地把这个小?前秦军队进攻前燕。前燕占据中原,是当时的头号强国。前秦本打算进行一次边境战争,却一下子彻底消灭了前燕的主力,意外地灭亡了前燕。3年后,前秦又进攻东晋,占领了四川,控制了长江上游。又过了3年之后,前秦灭亡了占据甘肃的凉国。自此,北方宣告统一。只有东晋和前秦隔着淮河对峙。当时的中国,前秦已经占据了十之七八。

符坚对于那些被他俘虏的帝王将相,从不诛杀,都给了很高的待遇。这也许是出自他宽厚的性格,但更可能是基于政策考虑。氐族在北方各族,是个小不点民族,如何控制住其他各族,这是个很大的难题。面对这个形势,符坚不愿诛杀外族首领而激起动荡,宁愿用些手腕控制住他们。符坚甚至还赋予那些首领相当的兵权。

符坚对外族行了大规模强制性迁移。他把大量的羌人、鲜卑人、乌桓人都迁到陕西,以便就近控制,同时又把氐人分散到全国各地,以控制各个要冲。

前秦政权一下子得到如此大的战利品,要消化这个成果却是很不容易。种族之间的同化、融合都需要时间。小小的氐族征服北中国,就象一条蛇吞下了一头大象。按理说,这条蛇当务之急是努力分泌胃酸,消化这头大象。没消化干净的时候,再跑去吞一头犀牛,明显不是好主意。王猛就为这条蛇的消化能力担心。他在死去前留了政治遗嘱:家里的事情还没归置好,不要去攻打东晋。要严防羌人鲜卑人。

符坚的统治是一个不断成功的历史,这使他有了强烈的自信心。他不相信自己的好运会终止。他高兴地认为:再吞下一个犀牛没啥问题。天下一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符坚实在抗拒不了这种诱惑。

公元378年开始,前秦就加紧了对东晋的攻势。当年,前秦动用17万军队,分成四路进攻东晋。襄阳城苦守一年之后沦陷,东晋的雍州(湖北襄樊)刺史朱序被俘。按照符坚重用俘虏的惯例,朱序被吸收成了前秦官员。这个朱序却没有死心归顺,反而充当了一个高级间谍的脚色,在后来的淝水之战中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次年,前秦和东晋继续进行战争。谢玄的北府军开始登场,一出场就取得了巨大胜利。前秦军队被击败,退出了淮南。这次战争对东晋来说,也是一场生死之战。依靠北府军的力量,局势才转危为安。

其后,双方沿着边境线不断地进行战争,但一直没有太大的进展。。

383年,符坚决定结束这种恼人局面,一举消灭东晋。于是就开始了本章开始描述的大征发。

此时的东晋又是另一番光景。

东晋的历代皇上多半都没有真实权力。实际执政的多是士族领袖。此时东晋的一号人物是谢安。但是东晋的政局一向是多元化管理,谢安的权力也是颇受限制,对全国做不到如臂使指,随心所欲。谢安委托侄子谢玄组建北府军,此举可说是他对晋朝最大的贡献。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谢安没有表现出任何调度能力。

符坚将要大举南下的消息传到健康,全体官员都大惊失色。好家伙,一下子来了97万人!这怎么消受得了?当时东晋的主要军事力量分成两大块,一个是驻守荆州(长江中游)的恒冲集团,一个是驻守淮南的北府军集团,由谢石(谢安之弟)和谢玄统领。从符坚的进攻方向来看,淮南集团将负担起主要战斗任务。

谢玄非常焦急,向谢安请示命令。谢安不过是个斯文宰相,哪里有什么好主意?他只能含糊其词地说:会有命令,一定会有命令的。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命令。谢玄只能依靠自己。

建康官员眼看要集体当俘虏,急不可耐,都去找谢安拿主意。谢安没有办法面对这些人,干脆一走了之。他跑出去游山玩水,白天不在建康露面。按照史书上的说法,他是故意显示自己的镇静,好稳定局面。但我们如果设身处地的为谢安想想,就知道他实在是无奈之极。他被97万这个纸面上的数字吓倒,根本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看到一大屋子人眼巴巴的盼着他拿主意,他又偏偏没有什么主意可拿,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出去。谢安此时的表现就象一个典型的中国文人。而他这种无奈的消极躲避,也颇让历代文人动容。他们很容易被这种姿态打动,就硬是把谢安的行为附会成一种风雅,一种深沉。有人吹嘘谢安,说他“高卧东山四十年,一堂丝竹败苻坚”,弹弹琴就把符坚打败了。其实这完全是文人的大言炎炎,跟事实相去何啻万里。

谢安内心深处,也许已经跳河一闭眼,听天由命了。好在即便做了俘虏也不会有性命之虞。符坚优待俘虏是个传统,出征之前,符坚已经放出风去,说灭亡东晋之后,会给谢安一个侍中(副总理级别)干干,在长安城,还给谢安提前盖了个宅子。实在不行,谢安就把家搬到长安好了。

荆州的恒冲也非常焦虑,派了3000士兵入援建康。谢安庄严地告诉他:“我们已经有了周密部署,兵员和装备都不缺,这些兵,你留着自己用吧。”恒冲听了以后,私下叹气说:“我们完蛋了!”

谢安只会装深沉,提供不了什么帮助。谢石、谢玄就只能集结自己手上所有可动用的兵力,前往和符坚的大军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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