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工种和职业的不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也算是“中国特色”。“文革”时期把老师叫着“臭老九”,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记得当时有一个排名,先后次序是“工、农、商、学、兵”,照此推断,在国有企业租、转、并、卖和“工人老大哥”下、停、待、跳的今天,无论是看农村人口占的比重,还是说农村人做的贡献,农民当依次递进,由“老二”荣升“老大”。可惜,这不过是笔者的空想和臆断。在现实生活中,在好些人的心目中,别说是给农民“老二”、“老大”的至尊地位,哪怕是从三六九等中分给农民一个最末的席位,哪怕是对农民多一些起码的礼貌和尊重,都是极其难得。在这些人的眼里,农民根本就是上不了厅堂、融不进主流、成不了大气的下里巴人,因此不屑与农民为伍,连“农民”这两个字都惟恐避之不及

先讲陈年老话。去年夏天,国内某大城市,一辆300路公交车上。时值下班高峰,车内拥挤不堪、酷热难耐,摇摇晃晃中,一个穿衬衣的中年人和一个着短衫的中年人,摩擦生热,高温起火,前者刚刚咕哝一句“农民”,后者立马回应,“你才是农民。”继而发生争执打斗……用“农民”骂人,这是个例,但不新鲜。在街道,在单位,在商场,在餐厅,在地铁,在电影院,有谁衣着简陋了一点、说话迟钝了一点、表现迂腐了一点、观念传统了一点,必然招骂——“农民”——尽管这骂声很多时候是在心里。


再说新鲜事例。21世纪首届全国农民歌手大赛,近日落下帷幕,几十名有天赋的农民歌手从田野中脱颖而出。而背后的艰难,却令大赛的组织者难以启齿:赞助四处碰壁,只能举债;评委、工作人员、记者从存折和工资卡挤出的60万元,加上向某企业家借的30万元“高利贷”,资金还是短缺,以至某礼堂对正在彩排的工作人员和满台农民歌手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再不交钱,就拉闸断电;就在4月15日的颁奖晚会上,撰稿人打电话催逼余款,某评委大发脾气,要拿到说好的劳务费……挂着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电视台这么大的名头,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找几个乐善好施的赞助者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怎会如此艰难?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大赛沾上了“农民”两个字。


不妨让我们先来听听这些拒绝的声音:一个从农村崛起的大型乡镇企业直率地说:“我们很怕跟农民这两个字沾上,这样会影响城市人对我们企业的感觉,影响我们的销路。”另一位企业家说:“我们每年要拿出上千万元的广告费,赞助你们不足百万元的‘小活动’是小菜一碟。但我们对农民不感兴趣……农民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还要什么精神食粮?”承办人只得去找银行贷款。某与农业有关的银行的一位负责人干脆地拒绝:“不要用我们的名字压我们,我们就是愿意离农民远远的。”


从“怕沾上‘农民’这两个字”,到“对农民不感兴趣”,再到“就是愿意离农民远远的”,酸溜溜的语气中,冷冰冰的腔调中,硬生生的字眼中,夹杂着不可思议的鄙夷、厌恶、歧视甚至仇恨,令笔者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不喜欢、不关注、不理解、不支持也就罢了,出口为何如此恶毒?农民既没招谁也没惹谁,为什么总与他们过不去?


如若有人问,汝等祖辈或者以上有否农民,回答是肯定的,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即便是不知农民疾苦,不解乡村风情,也不应该同农民生分、见外、格格不入。接着往下说,吃农民种的瓜果蔬菜粮食生存成长,当尊农民为衣食父母,即便是不见“锄禾日当午”,无睹“汗滴荷下土”,“一日三餐”下肚总得问问出处,这浅显的道理,连小孩子都知道。不说农民做的其他巨大贡献,仅此两点,就足以说明:农民与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息息相关、不可分离。只不过,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民相对于其他从业者,在经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处于弱势。而正是这种弱势,使得他们成为被嘲弄、被歧视、被侮辱的对象。


这是极不公平的。因为这种弱势,是先天的,是祖辈留下的、千百年来的历史沉淀。应该同情。而这种弱势,给了他们艰苦的生活环境、艰难的事业起点、艰辛的发展历程,也铸造了他们以苦为乐、坚忍不拔、朴实厚道的精神品质,并将这种精神品质与毕生精力贯穿在一起,努力改变这种弱势,一步一步减少差距,为子孙后代造福。值得歌颂。可现实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害怕沾上“农”字令自己“掉价”,有人羞于同农民相提并论,有人拒不与农民做伴为伍——其间,不乏刚从“农门”跳出来的“城里人”、不乏捧着刚从农民那儿赚来的钞票的“企业家”、不乏对广阔天地知之甚少的“无端蔑视者”……


这种穿刺心灵的伤害,旁人都觉得寒心,农民的心里是什么感觉,可想而知。至此,笔者总算弄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的农民,寒窗苦读书只为出“农门”,花钱买户口也要吃皇粮;为什么那么多的农民,要荒芜庄稼、舍弃田园、远离故土,往城市里走——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发展缓慢、文化教育落后、生活条件艰苦,更多是为了谋取平等,寻找尊严。


将农民视为另类、看作异己、与农民对立的人,是可耻的;而无处不在的鄙夷和歧视,逼迫农民刻意回避现实,不惜遗弃土地,则是可怕的:没有了根基,人类靠什么生存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