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谈儒家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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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对几个大人物的看法

两千五百前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对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作用,对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发展产生了其他学说无可替代的影响。对中华以及非中华版图的区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朝鲜、越南等国都是中华文化(主要是儒学文化)的输出地。尽管现在没有从正面上推广儒学,但它润物细无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它的影子,它仍然对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为人处世之道产生着影响,可以说它就是中国历史的擎天一柱!中国儒家文人是这些影响的产生者和积极推动者,儒家文人以其特有的人生哲学影响着那个时代。中国儒派文人极富有进取心,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无可回避的,他们要实现个人价值与整个社会价值的统一就必须进入统治阶层,但往往进入仕途以后,很多人似乎立马就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最大限度的谋取个人利益成为多数人人生目标,他们不可避免的要产生副作用:以狂妄为个性引得众人竟相仿效;为达到政治目的不择手段;一切依照本本框框行事,迂腐可笑;极尽所学吹牛拍马。但是政治是聪明人的游戏,文人只是作为道德形象出现的,不管他们如何投机钻营不择手段,他们心中残存的良善与正义总是不绝如缕,这就使他们注定不能成为真正的权谋家,所以多数文人是郁郁不得志的。我仅从人格层面谈一谈我对他们的几点看法。

第一:目中无人狂妄自大。自古文人相轻,主要就是觉得人不如己,或是他人成事方法不合常规,不管自己有无能力,自认为有义务去磨平这些不平事铲除这些不法人,结果

往往自己倒先被磨平了。典型人物就是东汉末的文化名人祢衡。除了能作出几段忠君爱国的文章来以外也没听说他有什么安邦定国的本事,那时需要力挽狂澜救民水火的人,他没大本事却又嫌恶别人,骂结束军阀割据、统一中国北方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大有与“曹贼”不共戴天之势。不过曹操并没有因此处死他,而是把他送给了黄祖,在黄祖那里他依旧我行我素,惹恼了黄祖,黄祖就处死了他。祢衡敢于与实权人物对抗,原因可能有好几个:第一可能真的是以天下为己任希图兼济天下,如果是这样就最好了,不过最好衡量好自己的能力;第二可能是为了体现一下自己的“魏晋风度”,显得自己卓尔不群与众不同,不过这样似有作秀之嫌,骂骂人也就完了,还要脱光衣服,边击鼓边骂;第三可能是想通过骂人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因为骂一个地位名望比自己高的人,可借以抬高自己的声誉,让老百姓知道哎还有这么一个人敢于骂这么有名的人,无形地增加了自己的社会知名度。第一点与第三点在后世得到广泛应用,他们通过进行文艺或者政治论战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达到使更多人认同他们观点的目的。通过论战,社会知名度稍逊的一方借助名气大的一方能吸引更多人的关注,进而更大范围的传播推广自己的思想观点促进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同时有意或无意的提高了自己的社会知名度。特别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受多种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理论的冲击,政坛文坛上盛行论战,经常是几个不知名的角色与大家进行论战,论战一结束,小角色不仅推出了自己的观点,更重要的是把自己推到了政治、文化的前台。狂妄也就是太过于张扬个性,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发挥个性,才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祢衡对当时局势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空有一腔报效国家的豪气与勇气,却没有一个能真正拨乱反正的策略,空有相怜意,却无相怜计,因意气用事而失败乃至死于非命应属必然。当然,我们也不得不佩服曹丞相,不管他是真的有大气度,还是沽名钓誉借刀杀人。祢衡敢于裸衣击鼓骂曹,勇气可嘉,忠诚可嘉,但用错了地方,应该把忠诚和勇气转化为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志气与智慧,用自己的智谋勇力上报君父、下拯黎民。当然,作为一个书生,他也想不出其它办法来解救皇帝、解救黎民百姓。痛哭或是痛骂都只是冒虚火,看上去豪情万丈激动人心,实际则是气球一只,上升到一定高度就得爆炸,真有急难,顶不了事。所以经常听见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骂人一千次,也是“万言不值一杯水”。所以做人还是实际一点的好。

第二:追名逐利不择手段。宋之问即是其中之一。他是中唐时代极有名气的诗人、文学家,受儒学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有才则沽于帝王家思想的影响,片面理解儒家入世、求仕进的目的,以有官可当作为人生的唯一目的,为了当官不择手段、px">寡廉鲜耻,为人做事完全丧失了读书人的基本准则,尽管最后也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其实,儒学倡导贤者能者为国效力既造福于民又能实现自身价值扬名立万的初衷的确不错,可惜官本位思想严重的中国人片面的把它理解成人生来的唯一可行之道就是做官,并使之成为不懈奋斗的终极目标就有违孔老夫子的初衷了。很多封建文人最初怀抱的思想都是忧国忧民,但是一旦窃据高位,他所考虑的就变成忧身忧家了,最大程度上攫取声名权势富贵成为不二之选,所以文人蜕变不是本质的问题,而是大环境影响的缘故。当时的社会制度以及文化积淀创造的氛围,能把正直良善的人,改造成奸佞邪恶之徒,恶劣的社会环境就是一个大染缸,把白的染成黑的,宋之问就是千百万被染黑的人当中一个。最初他卖文投靠太平公主,次而张易之,再而武三思,这一点与“三姓家奴”吕布吕奉先如出一辙,谁得势就靠上谁,很会抱粗腿,而儒家从来就是要求后进者从一而终的,可见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却只学会了进身朝廷荣宗耀祖这一点皮毛。更为可恨的是他扼杀文坛后进、他的嫡亲外甥刘希夷。刘希夷二十八岁中进士,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少年得志神采飞扬啊,他作了一首诗——《代悲白头吟》。作舅舅的看中了其中的一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句诗后来传遍天下,想把它用到自己的诗里去。外甥也是个倔脾气,坚决不允,舅舅急了,竟命令仆人把外甥绑起来扔到床上,拿一个大沙袋压到他头上,把外甥活活给憋死了,宋之问也傻了,为了逃避罪责,将外甥碎尸后偷偷掩埋,这一点又有违儒家提倡一人做事一人当的为人准则。依靠当朝权臣的扶持宋之问风光了一段时间,但到了睿宗朝他就不吃香了。李隆基发动唐朝的第二次“玄武门之变”铲除了由武三思、中宗李显的老婆韦氏把持的李重俊傀儡政权,帮助父亲李旦夺得了皇位。睿宗很早就听到了他的文名,有心要封他作中书舍人,但他三次背主的事引起旧主太平公主不满,太平公主正得势,那时朝中七个宰相五个出自她的门下,权势熏天的太平公主很轻松地就让皇帝打消了起用他的念头,他只好无可奈何的弃职回家闲居。玄宗即位不久,即剪除了太平公主谋逆团伙,旧交故知尽皆受株连。算起他的旧帐,他还有附逆的“光荣经历”,就给了他一个“徙配柳州”的惩处,后来又觉得量刑过低,就在他去柳州途中令他“盍户充军岭南”,最后郁郁死于贬所。他有点像斯汤达的小说《红与黑》中的于连,踌躇满志地开始人生,充满悲剧地结束一生。宋之问一生告诉我们:尽管大环境影响人的思想意识,但我们却不能仅仅因此而忽视自身在此当中起到的作用,人类更应该学一学“出淤泥而不染”,屏弃不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第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古代文人的志向无非有三,《左传》上说得好:太上立德,其次者立功,再次者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之不朽。一生当中能实现三者之一,也就不枉活一生了。但总有人执着追求的东西得不到时,不能退而求其次,而是愤世嫉俗,对自己追求的东西又大加贬斥,说些表示对这些已经看透对这些表面上的事物无所谓的话,表现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似乎自己人格高尚,不能与鸡鸣狗盗、蝇营狗苟之徒为伍,自己达不到的目的,不是没能力,其实是一种跟他们划清界限的举措。其实,这样是很容易误导视听的。当某天机会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时,想到的不是怎样拒绝这些曾经令自己头疼的机会,而是趋之若骛赶紧抓住机会,完全不顾自己原来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与之激烈冲突。人本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形成强烈反差的言行时有出现,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也不过是名利心在作怪而已。至于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比比皆是,比较明显而且名彪史策的有李白。这个一千二百多年来为后人称颂的诗仙,在穷尽一生孜孜以求的名利得不到的时候就活脱脱的一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相。别人觉得你不够格儿不用你,他就来一句:“安能摧眉折腰向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句话骗了中国人一千二百多年,不知大家真是被迷惑了,还是从维护他的声誉出发,不捅破那层薄如蝉翼的纸。知道他经历的人都知道他二十四岁出四川江油游历天下,寓居湖北安陆的白兆山六年,受贺之章的推荐赴长安求取功名,临行前志得意满地对他媳妇——前朝宰相许圉师的孙女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文人特有的轻狂注定了他的不得意。此时的玄宗皇帝也已不是昔日那个“开元盛世”的领导人了,他失去了年轻时的进取心,二十六岁主演了“玄武门之变”,把父亲推向皇帝宝座,李旦不像父亲母亲和哥哥,他并不留恋皇位,所以他干了两年就不干了,就在宫中出家当了道士。玄宗二十八岁登基,开始了长达三十二年的“开元”纪年,他满足了;他身边的人也不是一代贤相姚崇宋王景,而是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搞家族集权的杨钊(玄宗赐名“国忠”,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阉人高力士。听惯《霓裳羽衣曲》的玄宗不过拿他作一个闲时娱乐的工具而已。不过他起初还是很尽心的,一首《清平调》很快就获得了一帝一后的欢心,但他不拘小节、轻狂做派得罪了当朝权贵,权贵在朝中排挤、在皇帝耳边撩拨很快就奏效了,玄宗赐钱十万,命他再去游历,将他变相地逐出了朝廷。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胡人安禄山发动叛乱,我们的大诗人的心又骚动了起来。永王李嶙下书招之即去,一时雄心勃勃,刹时就以恢复两都为己任了,诗兴大发,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抒发壮怀,似乎能“谈笑间樯橹灰飞湮灭”了。不可否认他为国为民、对权贵不记前嫌仍然参加平叛队伍的正确性,但他也是一个理想化的人,一个生活在梦幻中的人。永王溯江而上本来是要跟李亨争夺皇位的,实际上就是要分裂国家。他这个梦想家又投错了门。永王很快被击败,逆党当然要铲除了,诗人附逆的证据确凿,有十一首《永王东巡歌》捏在人家手里。流放夜郎的半途,恰逢肃宗李亨收复两京,大赦天下,他获释了。两京已复、赦令已下,按理他应该收手了,但他仍然在为谋得一个职位而积极奔走,一路奔波到了安徽当涂李阳冰他的族叔家里,一代文豪谢世了。生前不得意,诗文创作却不受影响,时人称之为“谪仙人”,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愧于“诗仙”这一称号,后人记得他的就是这么一点点。但是至死,我们伟大的诗人也没有把自己从名利场中解脱出来,他永远都不可能洗掉自己曾经那一段“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历史!对他来说,一有机会,不管是好是坏,总要拖着病体为功名再搏几把的。世界发展到今天,达不到目的的诸公,喜欢念叨的几句话就是“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如果真能给他们这个机会的话,估计他们应该是天天“开心颜”的。哎,他们永远也解脱不出来的名利心!

第四:擅长落井下石。为满足个人私欲,搞些纵横捭阖拉拉扯扯是家常便饭,落井下石也是司空见惯。往往告发政敌或是对手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被人告密或遭井石之灾,使昨日万里长城变成今日的一缕忠魂的人比比皆是。比较出名的落井下石式的人物有东晋的谢眺、北宋的沈括。李白在《宣州谢眺楼别校书叔云》中曾提到过他,“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谢眺空穴来风诬告他的岳父谋反,结果使他岳父被囚禁。这样也就罢了,岳父被擒,他又去揭发丈人的阴私,大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架势,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皇帝平定了未遂的“反叛”,他因为告发有功被封候,但落井下石的也不见得能过得多幸福,皇帝一直不信任他:一个连自己的老丈人都出卖的人,谁敢心安理得地把他放在身边?所以他一直受人猜忌,不受重用。他因此落落寡欢抑郁而终,就活到三十六岁。本来他是要拿他岳父当跳板、一展宏图的,没想到最后什么也没得到,大概也是活活气死的。沈括是北宋非常有名的地质学家,他创造的很多地质名词到现在还在沿用,像“石油”一词就是他首发的,他的科学笔记《梦溪笔谈》也有很高的科技含量。专攻科学也就够了,他也喜欢做诗,文学创作不是科技文,需要用一点虚构或者夸张的,他用科学的态度来搞文艺创作,并且要求别人也要像他一样“科学作诗”。所以他的诗作显得僵硬苍白是可想而知的。大文豪苏轼和他是好朋友,诗作和他的就不能相提并论了。他还很不服气,大概还有些嫉妒。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诬为“讽刺新法”下了大狱,作为同僚又是老朋友,关键时刻他不但没有施以援手反而加踩一脚,把他俩私下里的谈话给捅了出去,东坡居士的罪名更明确了,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接着又被流放到海南岛这个蛮荒之地,吃尽了苦头。这帐或多或少要算一笔到沈括的头上。有些文人为了满足个人私欲,或是出卖亲朋,或是作践好友,不知他们学了几十年说了几十年的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他们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人数更为庞大的凡夫俗子了,凡夫俗子中奸邪之流的能耐应该更大,他们的手段方法也相对更高效更全面,最起码人数不少的学过几年礼义廉耻的夫子们还知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旦有私愤或是利益存在,天王老子都有人出卖!

第五:最善同时也是最喜捧热拍马。为了获得更多机遇更多好处,很多踏入仕途的儒家文人极喜拍马,丑态百出,完全丧失了自己作为人所应有的人格与自尊。绝大多数时候,出发点决定行为是否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从维护个人私利出发,搞些跑跑送送的事、说些甜甜蜜蜜的话,当然会与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相背。捧热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虽然为人所不耻,但一旦到自己身上就不是那回事了。为什么很多捧热的人有市场,归根到底,是因为有喜听谄媚之言的人存在。用比较形象的一种说法,捧热特别像吃烤红薯时的动作:出神入化地运用捧、拍、吹舔。刚出炉的热红薯到手上,比较烫手就得两手换着捧,而且得不住的拍打,可以把手的温度降低一些,同时也能拍掉灰尘,把红薯皮剥去,热气腾腾,一边吹一边又忍不住它散发出的香味,禁不住小口小口地舔起来,简直就是一种享受。所以他们对上级就像吃烧熟红薯,极尽捧拍吹舔之功,希望得到某些好处。王詹是北宋神宗朝的一个中级官员,一次当朝宰相王安石病了,已经好几天没有入朝办公,王安石是朝廷柱石,皇帝亲自前往探视,朝下百官自然也要去的。一次王詹单独去了,他见宰相气色好转,就想如何拍好一马。奉承话、名贵药材王安石见得多了,所以此时如果继续走别人走过的路字,就没有新意,落入俗套了。王詹做的就极有创意,他见王宰倚卧床栏,床边置一痰盂,其中有不少黄白之物,于是俯身取而噬之,而后对尊敬的宰相大人说“万民幸甚,大人贵恙不日即愈”。妙否?不过他拍马太过了,我们的王先生是有相当清醒的头脑的,当即就把他撵了出去。王詹希望模仿越王勾践吃吴王夫差大便的旧事,借以获得荆国公的赏识,便于获得升迁。不过画虎不成反类犬,这位先生在王安石当政期间从未得到重用。勾践忍辱偷生、不惜丧尽人格的目的在于反攻复国,这是战略需要,无可推脱也义不容辞;他的目的太单纯,单纯得让人难以接受,一个连自己的人格都能出卖都敢出卖的人,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把他当成一个健全的人来看待呢?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重用他呢?我们现在的社会虽然不曾出现这样的现象,但在花样与品种上有极大的创新,如今拍马屁的人都拍到死人身上去了:替别人修缮祖坟。从丢弃人格与自尊层面上来讲,替人修祖坟跟吃大便也没有多大的区别,仅仅是一个卫生与否的问题而已。总之一句话:有利益存在的地点就有适合马屁精生长的土壤。

第六:不考虑现实,一直生活在理想中。文人就是一个起道德模范作用的群体,他们都以理想化模式化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所以经常闹笑话,更有人因此丢掉脑袋。尤以清初的吕留良曾静为最。雍正皇帝派遣大将军年羹尧清剿叛匪罗布藏丹增,叛乱平定后,年羹尧居功自傲,甚至暗中与蒙古王公勾结帮助蒙古独立。雍正察觉后果断命令他安置在年军中的耳目年羹尧的副将岳钟琪擒拿了年羹尧。岳钟琪也因此夺得大将军一职。岳钟琪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代,当时有很多反清复明组织在积极活动,暗中联络地方和朝中反清义士。且说吕留良曾静听说了岳钟琪,联想到我们的民族英雄岳飞,一查他的族谱,还真发现他是岳飞的后代。于是就跑到西北边地,讲了一大堆大道理,希望拿岳家祖上的功绩、民族大义来说服他加入反清组织,共同驱除鞑虏反清复明完成千秋万代之业,似乎复明大业指日可就。岳钟琪当然不会接受他的邀请加入这么一个反叛组织。大概也只有傻子才会信他们的那一套,放着大将军的位子不好好干,偏要去参加什么反清复明组织!岳钟琪赶紧在表面上同意了他们的邀请,暗地里一边稳住吕曾二人一边派人向皇帝报告。皇帝果断命他把此二人押往京城审理。这两个老儒、饱学之士也是硬骨头,恁是什么都没说。最后皇帝下令斩了他们全家。凭自己主观想象去办事,一切想法都理想化,怎能不贻笑千年?那个时代这样的儒家知识分子还很多,他们把一切人事都看得很理想,认为世上的事都和书中说的一样,天下人都会以天下以己任。这种思想本身就很主观,不涉及民族大义问题时,人们信奉的就是一句很明白的话“有奶就是娘”,“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是大多数人的思想。谁能让他过上安定、饱暖的日子,他才不管皇帝姓什么呢,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改朝换代频繁、而没有哪个朝代实现复辟的一个原因。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为什么会失败?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文士们太过理想化,把一切想得过于简单。光绪皇帝预感到朝中将要生变,就让谭嗣同想办法保护他。谭嗣同不听劝告用书生的想法把皇帝乃至整个变法维新大业这个巨大的赌注押到了袁世凯身上,结果葬送了整个时代,自己也输得只剩下一具无头尸首。其实,袁世凯用的方法也是借鉴岳钟琪的,一面稳住,一面暗中告密。不要怨他们无信义,他们是政客,本不需要讲什么信义的,只怪空想家看不清人的本质,不会审时度势。文人最重要的作用不是操纵国家大事或是驰骋疆场,而是用道德来影响感化整个社会的灵魂。以文人的思想观点及行事方法盲目地去夺政治家、军事家的饭碗,怎么会不失败?

文人之所以经常与失利挂钩,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环境是造成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文人极难掌握自己的命运,微弱的政治势力就能左右他们的去从,陶渊明也很想有一翻作为,但文人固有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向政治低头,所以他只能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印而去。他还是文人当中能保持自由个性的少数人之一,在封建时代文人没有独立的经济人格,为了填饱肚子、穿暖身子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的才学甚至是人格自尊,陶渊明能归隐田园还是萌的祖荫,如果没有祖辈置下的产业,他会不会为五斗米折腰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推究。学而优则仕是对我国几千年来价值观的最好诠释,一代一代的文人学士把自己的才识出卖给统治阶级,并从统治者手中得到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所以他们不可能完完全全的拥有人身支配权,无论他们具有多么美好的治世思想,到底还是要听统治阶级的话,换句话,他们说到底不过是统治者的工具。

我也明白,像我这样以几个人来谈论整个古今文化名人有以偏概全之嫌,毕竟儒家文人也有很多非常正面的人物,但是,文化应该有其多样性、包容性,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清朝中后期,统治者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自高自大,时刻以“天朝上国”自居,拒绝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结果科技落后、文化发展停滞不前,使我们至今仍然受其祸害。这种误国误民之举能够长期生存下去,缺少足够的批评声音也是一个不小的原因。我国的文化创作的结尾一直比较喜欢完美、大团圆,但要明白悲剧才是真正的美这一创作之本,真正有思想有感情的作品往往是悲剧,悲剧对社会对人性更具有批判性,更具有震撼力,具有批判性的创作更有利于文学创作的发展。我们对人亦是如此,批评前辈确是不恭之举,但是如果没有批评反对的声音,他们又怎能知道自己身上有那么一回事呢?无批评则极易患“妄想症”,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眼睛放不开、耳朵听不进、肚子容不下,免不了落后于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忌讳批评的思想产生在一个几个人身上只是小问题,如果发展到千万亿万人身上就成了大麻烦,所以我们有异常惨痛的教训,而且到如今我们还承受着这种思想带来的创伤。最近又兴起了研究儒学的浪潮,2004年在山东曲阜孔子故里第一次由政府人士以官方名义参加了祭孔仪式;接着又有多家孔子学院落户国外,成为一个个传播中华文化的窗口,这些或许是儒学复兴的信号吧。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期打倒“孔家店”到如今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我们对儒家思想的利弊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怎样扬其长避其短,使它能对我们的社会起到推动作用,而不是把那些投机钻营之术推及到整个社会。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索好一阵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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