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中争论最大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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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历史中争论最大的朝代

太史公司马迁在著《史记》,曾提出过“不虚美,不隐恶”的观点,这也是中国史学界一直在强调和追求的准则。但是,人总是有自己的观点、认识和感情的,所谓真正的“中肯”可以说难以实现。太史公自己也难以避免对汉武帝颇多微词,以至于后来有人提出《史记》是“谤书”的观点。由此可见公正治史之难。

中国历史中争论最大的朝代,莫过于元朝,虽然近年来秦朝、清朝的争论似有超越之势。但最能够让人提起争论兴趣的,还是那个建立起空前疆域,综合了民族、经济、文化以及世界格局的所有可以挑动人神经的话题的元朝。要么说其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年代,是中国走向没落的起点;要么说其是民族空前融合的时代,是中国真正对世界有所影响的开始。反对前者的,说其是民族歧视,对于少数民族政权功绩的抹煞;反对后者说其是蒙古余孽,为老祖宗贴金,甚至可以上升到指责其是为了迎合现在政府的某些政策而去做“走狗”。

就如中东问题或是克什米尔问题一样,双方有着太多的感情因素糅合在争论当中,因此,所谓争论,也都是互相在对牛弹琴的怪圈中打转,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义务都是说,不是去听。而如果历史或是现实都是如人们所认为得那么黑白分明,也许也就没有什么争论的必要了,之所以在对手不去听的条件下还是要说,就是因为,黑和白并没有清晰的分界,断然、明了、一针见血的论断往往都有着这样那样死角和误区。

元朝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外来政权,这是不是事实?为了把事情说清楚,必须承认,是。因为自古以来,可以说宋朝以前,中国的概念就是汉人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无论女真、契丹、突厥还是蒙古,都是外国。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时期,是两个民族大融合时期,但都是外民族融入汉族,中原地带的人种虽然已经距秦汉有了极大的变化,但民族认同感、语言、文字、习俗上,仍然是“汉本位”,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并没有产生。辽、金、蒙古对于宋的入侵,如果理解成是“同室操戈”就完全站不住脚,狄青、杨业、岳飞、文天祥等人就是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这也是不应该也不会动摇的(至少在民心上如此)。

蒙古对于宋的入侵,是不是造成了极大破坏?要说明问题,也必须承认,是。别的且不谈,就是5000万人口的消失,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虽然这不能都算在屠杀上,但战争导致的饥荒、瘟疫造成的这个惊人的人口损失数字,有据可查,不容抵赖。元朝在统治期间的“圈地”、“人分四等”、“废除科举”等制度,是不是野蛮而落后的?只要不是自欺欺人,也应该承认,是。

那么,元朝统治中国时期,是不是就应该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从而导致中国积弱的开始?

应该说,不是。

历史上,无论中外,各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战争都是极为频繁和残酷的,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屠杀、破坏都不可避免,在这个方面,并不存在文明和不文明的实质差距。罗马帝国对于高卢而言,是文明的,但在高卢战绩中也没有什么文明;阿拉伯帝国对于北非、中亚诸国而言,是文明的,但可兰经加弯刀的扩张仍然伴随着尸山血海;汉帝国对于西域和西南诸小国而言,是文明的,但在征服过程中的斑斑血泪仍可在史籍中看到……,至于一些“不文明”对于“文明”的征服就更是如此。

文明国家对于不文明地区的征服,会有先进文化的传入,从而促进当地闻名的发展,不文明国家对于文明国家的征服,在一定时期内,会出现一段时期的文明退化,但最终,仍然会在文明的碰撞中推进文明的发展。例如,希腊文明就有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的前后递进,在其中都有蛮族入侵的痕迹;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进入“黑暗时代”,但却促进了东欧文明的发展,罗马文明的传播反而取得了以往在罗马帝国存在是都难以取得的传播成果,再加上日后的文艺复兴,产生了既具有罗马艺术、法制精髓,又具有日耳曼原始民主遗风的欧洲文明;在蒙古帝国之后兴起的铁木尔帝国的建立者“跛子铁木尔”被人们称作“毁灭王子”,从兴都库什山到地中海,从北印度到叙利亚,从天山南北到南俄草原,其兵锋所及,破坏之严重比成吉思汗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铁木尔帝国也产生了《诗颂集》作者哈菲兹、哲理诗人札米、把中国画法和波斯绘画完美结合的画家毕赫札德等等一大批学者、诗人、画家和音乐家,其首都撒马尔罕是14世纪重要的国际贸易中转地。铁木尔帝国时期被誉为“铁木尔文艺复兴”、“波斯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

因此,以文明高低来断定征服战争对历史的影响,站不住脚。

元朝对于中国的统治,总体来说,是比较失败的。这缘于开国皇帝忽必烈得很多错误,如蒙汉不通婚、汉人不得位居政府最高职位以及对于继承制度的草率。这是一种“前殖民时代”的统治方式,将自己和被统治民族严格划分开来,仅靠强大的军队来维持,这自然难以建立稳固的政权,再加上继承制度的不完善,在忽必烈死后,元朝宫廷便开始了无休止的内耗,终于不满百年而亡。但这些是否可说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代?

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来衡量,元朝在政治上,不能说成功,但绝不是没有可取之处。例如再行政管理体制上,就设置有中书省,此外还有枢密院、御史台、司农司、宣政院、将作院、通政院及五卫亲军等。其中,中书省总领政务及百官,枢密院负责全国军事防务与作战,御史台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检察院,专门监察官吏腐败与渎职事宜。同时,仿效阿拉伯及罗马帝国的行政体制,首次在中国设立行省,即今天的省级区划制度,计有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征东等11个行省(河北与山东西部由中书省直接管辖)。行省制度是自秦以来郡县制的一大发展,对后来政治制度影响深远。(行)省从此成为我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保留至今。

在经济上,元朝统治者蒙古人对于农耕不在行,也不甚重视,但仍产生了王祯、黄道婆等农学家。

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著作。全书约有13多万字与300多幅图画,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农桑通诀》包括对农、林、牧、副、渔及水利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论述,提出“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这一重要的农耕思想。《百谷谱》对各种农作物的品种、特性、栽培、种植、收获、贮藏和利用等知识加以介绍,尤其是王祯将农作物分为谷、蔬、果、杂等6大类,堪称中国农作物分类学的奠基人;此外作者对于植物性状的描述,也是此前书籍不曾有过的。而《农器图谱》则是《农书》的重点部分,该部分就田制、仓廪、舟车、灌溉、蚕桑、织纤、麻芒等20门类,详细介绍了257种农业机械,而且配绘图谱306幅并加以文字说明,以往所有农业机械书籍无有超越王祯者。

至于黄道婆对于改进与发明棉纺织技术所做出得巨大贡献,更是妇孺皆知。

对农业不十分重视,但元朝对于商业却很有兴趣并大力发展。这应该是源于蒙古人与畏兀尔人接触较早,很早的接受了商业创造财富的观点。早在成吉思汗刚刚建立蒙古汗国之时,就派遣了500人的商队到西方通商,虽然这次通商被花剌子模所破坏,导致了第一次西征。但重视商业的发展,却是元朝统治者一直坚持的。

全国统一后,元朝政府调动了大批人力、物力,从江淮地区开凿了一条运河,与旧漕渠在临清相接,从而使江南及中原各地的物资,都可以通过水路运送到首都大都。同时又从大都城西北开凿了一条新运河(即通惠河),直达城东面的通州,与旧漕渠相接,使江南来的商船,可以驶入城里的海子之中,使交通运输更加便利。因为政府从江南运往大都的物资数量极为巨大,渠运的能力有限,于是,元朝政府又从江南开辟了另一条水路运输线。系从平江刘家港起航,沿海岸线北行,抵直沽(今天津)之后,再沿河道到达大都。此后,经过多年的海运实践,船工们找到了一条便捷的航运路线,“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大大提高了海运的运输能力,遂成为大都连接江南地区的一条重要经济命脉。

在修整运河的同时,元朝政府又大力发展海运。试行从长江口北上至直沽(今天津市)的海上运输路线,经过多次比较,1293确定了最佳航线。当时的刺桐港(今福建泉州)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航船进出的灯塔遗迹。当时的刺桐港港口里船舶相连无边无尽,巨宗货物堆积如山。诗人宗泐在《清源洞图》中对泉州有这样的描写:“厘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

著名的外国旅行家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都盛赞泉州的繁荣。

马可.波罗说:“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说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1346年(至正六年)来中国游历,考察中国风土民情。先后访问过泉州、广州、杭州以及元大都。返回摩洛哥后,白图泰将他的游历笔录成书——《伊本.白图泰游记》。这部旅行家笔录记录了在泉州看到大船百数,小船千余。

元朝首都大都城不仅是全国的商业中心,而且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商业都会。元朝政府以大都为中心,设立了庞大的交通运输网络,时称驿站(又称站赤)。仅在大都地区,就设置有大都东西二驿及顺州驿、檀州驿、昌平驿、良乡驿等驿站数十处,专门负责来往的政府信使及官吏等食宿供应,还承担着物资运输任务。在城里,商市遍布于主要的交通要道两旁和居民密集的中心,有买卖食品的米市、面市、鹅鸭市、鱼市、果市、菜市,买卖牲畜的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还有买卖日常用品的帽子市、靴市、家具市、柴炭市,以及经营珍宝的珠子市、珊瑚市等等。全国各地的优质产品,皆汇集于此。仅以居民日常所用瓷器为例,就有景德镇的影青瓷笔山、磁州窑的龙凤大罐、钧窑的连座瓶、龙泉窑的整套瓷器等等,皆为当时瓷器中的上乘之作。不但国内商品丰富,各国商品也荟萃于此。李洧孙在《大都赋》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东隅浮巨海而贡筐,西旅越葱岭而献贽,南陬逾炎荒而奉珍,朔部历沙漠而勤事……”许多国外商贾往来于大都与世界各大都会之间,“盖凡外国商贩来其处贸易者,辄留所带金银宝石于其国,而携归其地所产调味香料、丝、绸、缎、金衣等物。”

为了配合商业的发展,元朝政府发行纸钞,主管诸路宝钞都提举司,负责纸币的流通之务,与之并行的,又有银锭及铜钱。每当政府滥印纸钞造成币制混乱,“物重钞轻”之时,民间又以银锭和铜钱来进行交易。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中记载,中国商人在交(越南北部)、罗斛(泰国南部)、乌茶(印度奥里萨邦北部)等地用纸币与当地货币折价使用,“甚便民”。

同时,元朝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来保障商人的权益。为了禁止官员经商与民争利,出台了《市舶则法》,规定各衙门不得“差占”舶商船只,“永为定例”;船商进港,不许“权豪势要人等诡名请买”并免除舶商、艄水之家的一切杂役。从而使得“富民往诸蕃商贩者,率获厚利,商者益众”。这使得1314年因出口量过大,超过了海外市场承受能力,导致“中国务轻,蕃货反重”,于是元朝又采取干预措施,规定“发舟十纲,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没其货”,限制出海船只数量,以减少贸易逆差。等到1323问题得到解决后,又很快废除了这项规定。

元朝中国的重商政策,国家对于世界的影响是提高还是降低,不言自明。

政治、经济的发展,自然带来文化的繁荣。元朝在文学、天文、数学各方面都有不亚于前代也不亚于后代的成就。就文学来说,关汉卿这位东方“莎士比亚”就诞生在元大都,马致远、马九皋、贯云石等散曲小令名家的散曲,也是与唐诗、宋词并列的文化精品。在天文学方面,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翻译及带来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1260年,元朝廷承金人旧制,设立司天台;1271正式设立回回司天台,1312设立回回司天监。后来还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马剌丁(又译作扎马鲁丁、扎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管理此类工作,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札马剌丁自己制作的天文仪器有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七种。除外来科学家外,中国本土的天文学家、水利学家和数学家郭守敬设计、制造了简仪、仰仪和圭表等天文仪器,同時,他主张以实际观测为依据,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天文监测网。另外,郭守敬还设计、制造了大型计时仪器——七灯漏(大明殿灯漏)。

天文学的发展,必须有数学的的相辅相成。在元朝,中国人首次使用阿拉伯数字。1280年,数学家及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最为称奇。1303年,数学家朱世杰的《四元玉鉴》问世,此书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则在1775年由法国人别朱提出同样解法。朱世杰的另一项成就是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的研究,而且在此基础上得到高次差的内插公式;在欧洲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1676~1678年牛顿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

另外,中医药学在元朝也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频繁的交往,使得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医药学典籍被带来中国并翻译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剂、滴鼻剂、露酒剂、油剂与糖浆剂等已经普遍得到推广应用。在元朝的秘书监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关于医药学方面的著作。中国传统医药学此时已经深受这些外来医药学的影响,特别是中药学扩大了“中药”的内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传来的“海药”。综合了中医和阿拉伯医学的《回回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医药学典籍,共有36卷,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

元政府在太医院下面专门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公元1291年先后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药物院”。在民间,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经开始设立比较正规的医院为国人治病。

列举这些史料,并不是为了证明元朝是多么的辉煌,以此来证明蒙古对于宋朝的征服的合理性。而是要说明,在征服战争频繁的古代,蒙古对于宋朝的征服是历史的事实,这无法改变。但蒙古对于宋的征服,就如所有的征服战争一样,在破坏之后都是有建设的,而且建设的水平与前朝相比并不逊色,甚至可以说对于中国文化有着相当大的推动,若说元朝使中华文化断档或是遭受毁灭性打击,只可以说是对于历史的不了解或是以民族情感来忽略历史真实。

评论历史,不可有着非黑即白的观点,历史就是已经发生而且并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的事实,用情感来左右对历史的看法,只能得出错误的判断。清朝有血腥的征服战争,有文字狱,但也有稳固的版图、《四库全书》、康乾学派和《红楼梦》,两者都不可忽视,元朝也是如此。当然,“历史是任人打扮小姑娘”,如果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而故意强调其中一点无视另外一点,也是评史人的自由。

只是,那是政治,而不再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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