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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上午,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广州作了一场名为《怎样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报告。他称,清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要比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平均素质高,而且提出创新可以分为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任天堂四种体系,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最需要的是任天堂和盖茨这类会赚钱的人才,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据3月15日《东南快报》)


实际上,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这样的论断,不仅杨振宁这么说,很多人也都这么说。2004年11月25日,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在外交学院演讲时表示,“中国要真正成为科学技术的强国,重要的不是得诺贝尔奖。中国当前的任务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把科学水平提高。”


徐匡迪院长认为诺贝尔奖并不重要的理由,是应当提高整体科学水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强国。而杨振宁教授则认为,比起诺贝尔奖,中国更急需像比尔·盖茨、任天堂之类会赚钱的创新人才。因此,最高速产生效益的创新才是“当下中国的第一要义”。


不难看出,虽然同样认为“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徐匡迪和杨振宁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根本不同的,一个是为了促进基础理论的创新,而另一个恰恰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摒弃基础理论的创新。显而易见,无论“盖茨式的创新”,还是“任天堂式的创新”,任何一项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新都离不开基础理论的创新作为基础。


1996年11月5日,牛津大学否决了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瓦菲支·塞义德向牛津捐款340万美元,让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的提议。校监们决定:“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教育”。 牛津大学校长柯林·卢卡斯认为:“大学应该促进经济发展,但这并不是大学真正的价值所在,大学更要推广一种价值观念,做一种知识的传播。”相比之下,国内许多名校日趋明显的世俗化、功利化倾向饱受诟病,这恐怕也是其之所以屡屡自诩学生素质比世界名校更加优秀,而学校自身却始终无法与世界名校比肩的根源所在。


诺贝尔奖重要与否确实“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说出这番话的态度和目的。大学作为高尚灵魂和独立自由精神荟萃的象牙塔,究竟应该继续与世俗保持距离致力于“基础理论式的创新”,还是彻底撕下一切神秘面纱全身心投入于“最高速产生效益的创新”?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比“诺贝尔奖并不重要”本身更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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