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第一个败笔是要刘邓到大别山,结果导致部队损失一半,重武器丢光,战斗力严重下降。本来由于国民党军主力去山东“重点进攻”,刘邓的鲁西南战役拣到不少便宜,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此时如果乘胜配合陈粟打一二个胜仗,南线战场的就可以发生逆转。当时华东解放军有60万,兵力本来就有优势,又刚消灭了敌人主力74师,此时解放军看上去似乎仍然很困难,但国军更虚弱,参加山东“重点进攻”的45万国军已经是老蒋所能调动部队的极限,如果此时刘邓、陈谢、陈粟三个方面能进行战役配合,打一二个胜仗,坚持一下战局就可能逆转,老蒋就要崩溃.

刘邓所部45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总数是28万,至47年5月,刘邓所部共42万,力量也不算小。在接到老毛南下的意见后,刘邓7月28日致电军委,强调因南渡连续作战,损耗甚大,伤亡约1.3万,炮弹消耗殆尽,新兵没有来源,俘虏至少需20天教育争取后方可补充,以补足伤亡;…当前敌人现有17个旅,除整编第四十师外,战斗力均不强,山东敌人又难西调,仍有内线歼敌机会,故积极作南进准备立即休整半个月,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其要旨是一当面之敌不强,内线仍有机会;二可以豫皖苏为基地,再跳跃发展。第二天,即7月29日,毛泽东电复同意刘邓休整半个月和依托豫皖苏的计划,两个月后看清楚,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虽然毛泽东在电报中告之“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并指出“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但并没有催促和命令刘邓立即出动,相反认同了刘邓在目前情况下休整并依托豫皖苏的计划,并且将跃进大别山的时间推迟至两个月后,这里反映出毛泽东等对于重大的战略决策的慎重。

毛泽东本来是要求刘邓推迟至两个月后跃进大别山的,并没有催促和命令刘邓立即出动,在此期间可以配合陈粟打几个胜仗再走,如果真的配合陈粟打了几个胜仗,战场形势就可能出现大的变化,就不用再去大别山了。可是刘邓拿着毛泽东的意见当命令执行,自己急吼吼往大别山跑,结果导致部队损失一半,重武器丢光,战斗力严重下降。

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评价一个战略或战役行动的标准只能是是否有达到了消灭敌人和保存或发展自己的目的。刘邓所部南下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导致刘邓、陈谢、陈粟三个方面不能进行战役配合,只能进行所谓“战略配合”。但这个战略配合很不成功,刘邓所部南下大别山和基本同时进行的陈粟“七月分兵”都是虽然调动了敌人,但是都没有消灭敌人或消灭的敌人还不够自己付出的伤亡和代价,同时根据地也遭到敌人的破坏,显然是个失败的战略行动。

造成这个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刘邓过于盲从,缺乏主见,但更主要的是才能不够,他们没有拿出比挺进大别山更好的战略计划。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第二个败笔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第二个败笔是要陈粟“七月分兵”。在“七月分兵”前陈粟打了孟良崮一仗,本来形势好的很,这个时候只要继续坚持这样打下去,再打一个类似的胜仗,就可以彻底打败敌人的重点进攻敌人。虽说孟良崮战役后敌人已经吸取了一定的教训,队伍相对密集,但敌人总共只有40多万,又分了几路,我华东解放军此时有60万人,其中野战部队12个纵队30万人,随便打哪一路敌人只要指挥得当都可取胜,算不上什么难事。

即使“分兵”也不意味着一定会打败仗。分兵使华东共军的兵力分散,形成战场局部优势要相对困难一些,但华东野战军共有12个纵队,留在内线的部队仍然有4个纵队,它们是二纵、六纵、七纵、九纵。3个纵队打一个整编师通常已经足够,如果粟裕觉得不够可以不打,可以继续运动寻找适当的的战机,寻找4-5个纵队打一个整编师或3个纵队打一个杂牌师的机会。既然他作出决定打,说明他觉得3个纵队打一个整编师是有把握的。最后失败了,只能说明是他对“有把握的仗”判断不准,把本来没有把握的仗误认为是有把握的,结果打了败仗。或者是战役战术指挥水平不够,把应该打胜的仗打败了。无论是什么原因,他都有责任。

南麻、临句都是乡村野外,敌人没有坚固的工事。南麻战役打了五天,整编十一师这个“硬核桃”没有啃下来,我军估计敌人伤亡9千多人,自己伤亡1万4千多人后撤出。几天之后,又包围了临朐城,打“顽八路”。这次打了七天,四面城关占了三面,还是解决不了战斗,援敌已到,又不得不撤围,又估计敌人伤亡9千多人,自己伤亡1万1千多人。部队连续受挫,干部战士情绪极坏。同时外线兵团也打了败仗。此次“7月分兵”总供损失5万余人。内线兵团在粟裕的直接指挥下,粟裕对失利要负完全责任。对外线兵团的损失陈粟也要负责。华野47年7月分兵后,深入鲁南的叶飞兵团连连失利,首先陷入困境,一、四纵队落入敌人重兵包围中,损失也是非常惨重。这时的敌人得意忘形,通话根本不用密码,直接称呼叶飞部为“面包”,陶勇部为“西瓜”,把两位将军气得半死:“老子打了半辈子仗,竟然成了别人嘴里的面包和西瓜了。”后来陈、粟来到西线兵团,立即成为众矢之的。陈士榘道:“两位运筹帷幄,大概不知道外线疲于奔命之苦吧?”,陈士榘转述战士编的顺口溜:“运动战、运动战,只运不战。我走圆圈,敌走直线。敌人走一,我们走三。昼夜不停,疲劳不堪。这样下去,只有拖死。与其拖死,不如打死”。叶飞的俏皮话也来了:“鲁西南水多,泥鳅成了龙。吴化文过去是我们的手下败将,现在竟然敢跟着我们的屁股追!我叶飞现在有了个外号,你们知道不?我叫面包!” 陶勇接过话来:“面包虽然稀松了点,却是干货。我陶勇英名全逝,被人家点着名叫西瓜!”王必成直来直去:“过去的手下败将,现在追得我们东奔西跑,到处躲藏。真他娘的丢人现眼!我觉得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在粟裕同志,陈毅同志也有责任!”

打败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三野部队的技战术水平和作风差也是打败仗的原因。比如事后揭露:三野60团炮兵因嫌炮弹太重,干脆在战斗中全部打光,浪费几百发炮弹也没有打到一个敌人。60团2营阵地上5挺机枪,一天打了4000多发子弹,也没有打死几个敌人。7纵60团占领一个山头750高地,不做工事,在敌人的炮火下伤亡惨重,一棵炮弹就打倒9个战士。三野几百发炮弹没有打倒一个敌人,敌人一棵炮弹就打倒三野9个人。这样的技战术水平,这样的素质和责任心,不打败仗才是怪事!

陈司令已经看到三野部队的战术问题了:"如我们打仗打三天三夜,消灭敌人二三个旅,打了三四百万发子弹,实际予敌杀伤只有四五千人,你想多少子弹才打倒一个敌人?平均要一千发子弹,太不合算了.一挺机枪平均打六、七千发子弹,一门炮打三百发炮弹,我们无产阶级军队怎样打得起呢?我们计算一个迫击炮弹等于二个中农生活费,一个山炮弹等于三个富农,我们不知打掉多少中农、富农了。我们每一个战役战斗都是以血肉和敌人拼,伤亡很大,这对老百姓是有罪的。解放区的老百姓把他们的子弟交给人民解放军,我们要对人民负责任。我们的干部不会指挥战士打仗,是以督战精神来指挥战士。一说就是"????妈,为什么不冲!,杀呀!冲呀".乱叫一阵,不知组织火力和使用兵力,只是猛打猛冲,蛮干,伤亡很大,这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我们有个神圣责任,就是要提高战术,减少伤亡,这样我们才是对人民负责任,不然为什么打了这样多的子弹、炮弹,自己伤亡这么多呢?! ”

但是陈司令不知道怎样解决这些战术问题,这是他与林彪的差距。但粟大将似乎连战术上存在的问题都没有看到,按理主管军事指挥的粟应该看到并知道战术的重要性,可惜,粟似乎没有时间和精力考虑战术问题,如果不把它上升到陈司令的“对人民负责任”的政治高度来认识的话,至少可以说粟大将大概确实是才能不够。

七月分兵之败,开始粟裕代表华野给中央写个汇报总结,说主要是“战略上过于乐观”。谭震林不同意,说战略上问题不大,主要是组织指挥和战术上的问题。陈毅当时也认同谭的意见。谭还特地给粟裕写了一封信,很直率的指出粟裕同志“军事上常常粗心大意,缺乏远见”“常常只看到一两步”“不能简单的以乐观来检讨,这样不能把问题搞清楚”。

三野的“分兵”也并不是配合刘邓之必须。配合刘邓的关键是打胜仗,消灭自己面前的敌人,而不是分兵,更不是打败仗。配合二野的最好办法是尽可能消灭华东的敌人,不让它们西调去大别山。可是由于陈粟的打了败仗,不仅没有起到配合刘邓的作用,反而使敌人有能力从华东战场抽出大量主力国军去围剿二野,加大了二野的负担,使二野蒙受重大损失。七月分兵后三野在华东战场被动的扭转并不是靠三野自己打出来的,而是愚蠢的敌人在战胜了三野后没有继续穷追,觉得无事可做,同时二野在大别山吸引蒋介石的注意,于是把屡挫三野的敌整编11师,25师,桂系第7军等王牌军都调离开了华东战场,才使陈粟有了喘息的时机。所以,三野要感谢二野,二野的损失要算在三野头上。

总的说来,如果毛泽东不要华东分兵,同时派刘邓或陈谢兵团在敌人后面骚扰配合陈粟作战,将会大大提高华东战场我军的兵力优势,取得胜利的把握将很大,战争进程将明显加快。但即使华东分兵,刘邓去大别山,由于华东我军的军力本来就很强大,有根据地支持,只要组织指挥得当,也不一定打败仗,也可以取得比较好的结果。不过,毛泽东虽然有“分兵”的建议但并不是命令,如果有不妥,陈毅粟裕完全可以不分兵。遗憾的是当时陈粟对分兵均持赞成的态度。粟裕其实早就想分兵,鲁南战役前就一直不想与山东解放军合并,蒙凉崮战役前又想过分兵,孟凉谷战役后敌人队伍密集,仗不太好打,毛泽东又有建议,粟裕正好有了分兵的理由。因此,造成“七月分兵”失败的原因主要是陈粟才能不够,没有能力提出比“分兵”更好的战略计划,同时陈粟的战役指挥水平和部队战术水平不够也是打败仗的重要原因。

毛大帅在解放战争中的第三个败笔

毛大帅在解放战争中的第三个败笔是在1948年春天要林彪南下,在还没有消灭东北敌人去情况下去打华北的傅作义集团,这是陷东野于远离后方的情况下与国民党两大战略集团两面作战的臭棋,结果不会比刘邓“挺进大别山”和陈粟“7月分兵”好。这个败笔由于林彪没有执行而不被人们注意。

说它是着臭棋首先是时机不大对,在1948年春天南下是打不出后来秋天南下所能打出的结果的。这半年表面看似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战场双方的力量和心态都在发生裂变,鸡蛋在平静中逐渐孵化成了小鸡。半年前,东野新组建和正在组建中的部队战斗力还不强,主力还没有从冬季攻势中恢复元气,各种战略物质还没有开始准备,那时东野也还没有具备快速攻下十几万人把守的大城市的攻坚能力。同时敌方力量还比较强,至少那时长春的敌人还很嚣张,不可能会象秋天那样不用打就投降。

其次,这样的打法所引起的战争后果会超过了大帅所要达到的战争目的,超越东野当时的战争能力。毛大帅在1948年春天提出南下锦州,只是出于抑留敌人的考虑,他并没有考虑此时立即与敌人展开决战(实际上半年以后老毛也没有决战的打算)。但如果在48年春天南下打锦州,就很可能演变成东北决战。敌人可在长春,沈阳,锦州和葫芦岛等方向同时与东野决战,最后胜利是谁很难说,对东野是不利的,就这一点来说,毛大帅开始考虑是不如林彪周密的。 但在1948年春天包围长春,同样可以达到抑留敌人在东北的目的,但却不会爆发决战,最多只可能与长春和沈阳来援之敌同时进行战斗,这样的规模战役以东野当时的力量,是可以承受的,对东野是有利的。好在毛大帅同意了林彪的意见,承认“先打长春比打其他地方有利”,说明他还是能接受正确意见的统帅。林彪与刘邓和陈粟不同,很有主见,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就是不去。林彪在解释“四快一慢”时曾经特别阐述了“慢”:“在这一问题上要沉住气,上级催骂,派通讯员左催右催,这就要沉着,反正我要准备好了才打。”林彪当时就是这样对付他的上级毛大帅的。

林彪熬到了1948年秋天才南下,但南下后也没有采取毛大帅的打法。按照《毛泽东选集》 1948 九月七日的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电报:

“我们准备在五年左右时间(从一九**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只要我们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个旅左右,五年歼敌五百个旅左右,就能达到此项目的。过去两年我军共歼敌正规军一百九十一个旅,平均每年九十五个半旅,每月八个旅弱。今后三年要求我军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以上。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们希望歼敌正规军一百五十个旅左右。此数分配于个野战军和各兵团。要求华东野战军担负歼灭敌四十个旅左右(他们七月歼灭的七个旅在内)。并攻占济南和苏北,豫东,皖北若干啊中小城市。要求中原野战军担负歼灭十四个旅长左右(七月已歼2个旅在内),并攻占鄂豫皖三省若干城市。要求西北野战军担负歼灭十二个旅左右(八月已歼1个半旅在内)。要求华北徐向前,周士第兵团歼灭阎锡山十四个旅左右(七月已歼8个旅在内),并攻占太原。要求你们配合罗瑞卿,杨成武两兵团担负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军三十五个旅左右(七月杨成武已歼1个旅在内)。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个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欲达此目的,战役部署指挥的适当,作战休息调节的适当,是决定性的关键,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些时间内歼灭锦州至 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机器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你们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一方面,长,沈之敌可能不出来,另一方面锦,榆,唐诸点及其附近之敌(18个旅)则因你们去的兵力过小,可能收缩于锦,唐2点,变为不甚好打而又不得不打,费时费力,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不如置长,沈之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否则,今年九月至明年六月的十个月内,你们要准备打3次大战役,每次准备费去2个月左右时间,共费去6个月时间左右,余4个月作为休息时间。如果在你们锦,榆,唐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不离开锦,榆,唐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1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2确立你们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卫立煌在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3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和处理俘虏事宜。以上意见望考虑复

如果林彪真按照中央军委的策划和指挥遂行,就没有辽沈战役了。

首先,党中央毛主席此时根本没有在东北进行战略决战的设想,计划更谈不上。电报中给出了今后一年各个战区野战军的作战任务:“要求华东野战军一年担负歼灭四十个旅左右,要求中原野战军一年担负歼灭十四个旅左右”,两者相加是55个旅,比北线“要求东北野战军配合罗瑞卿、杨成武两兵团担负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军三十五个旅左右(七月杨成武已歼一个旅在内)”还要多20个旅,这与周恩来代总参谋长制定并经中央通过的军事计划所说的“全国的重点在南线”是相吻合的,说明党中央毛主席此时根本没有在东北进行战略决战的计划。现在的党史军史(包括电影大决战)说中央“首先把战略决战的目光投向了东北”完全是一种篡改历史的说法,电报中明确提出的全年全军的计划也不过是消灭敌人110个旅,与前2年的歼敌数量相比基本没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当时毛大帅和中央根本没有战略决战的企图。事实求实的说,1948年秋天在东北首先进行的战略决战是出乎大家预料的。

其次,电报中要林彪在当前战役(第一阶段)就去打华北的敌人,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打法。“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些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毛大帅要求“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而林彪实际是只占领了锦州,根本没有去占领榆、唐。打榆、唐就是打华北的傅作义集团,更荒唐的是下面还要去“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个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北宁,平绥,平承,平保个线”都是华北傅作义集团的防区,这意味着在还没有消灭东北敌人去情况下去打华北的傅作义集团,结果恐怕就不仅是老毛说的“卫立煌全军来援”的问题了,而是傅作义集团也全军来援了,都打到别人家里了他还不与你拼命?东野将陷入在远离后方的情况下与国民党两大战略集团两面作战的境地,下场么不会比刘邓“挺进大别山”和陈粟“7月分兵”好。幸亏林彪不是刘邓和陈粟,根本不听老毛的,采取了先消灭东北卫立煌集团,然后再消灭华北傅作义集团的战略方针,才打了大胜仗!

再看对东北敌人的具体打法,老毛的设想也是很搞笑的。电报中毛大帅生怕在东野打“锦、榆、唐”的时候东北敌人不来救援,要林彪在战役指挥上“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置长,沈之敌于不顾”,以便卫立隍全军30-40万一起“倾巢援锦”出来打东野,简直荒唐。长春敌人本来就急吼着逃,东野如果把它“置于不顾”它还不撒着欢的跑出来?围困长春岂不是前功尽弃?毛大帅还提到要“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说明老毛还确实有先让长春敌人逃出来的设想,这是让敌人把死棋弄活的蠢法,与后来长春敌人不战而降的结果相比可谓天壤之别。沈阳敌人在实际战争中因顾及林彪围点打援而不敢出来,东野如果真按毛大帅的意思置它于不顾,它还不放胆来攻? 幸亏林彪没有听毛大帅“置长,沈敌人于不顾”教导,采取继续围困长春的策略,使长春敌人出不来,同时派三个纵队在沈阳与锦州之间两侧活动,摆出一附随时可以关门打狗的架势,使沈阳敌人不敢“倾巢援锦”,出来的廖兵团也是在离锦州远远的地方徘徊不前。

在1948年的秋季攻势(当时就是怎么叫的)中,林彪一面用高超的战略技巧麻痹傅作义集团,一面用高超的战役指挥技巧使长春沈阳的敌人在东野打锦州时在原地焦躁不安却动弹不得,成功的避免了两面做战,很舒服的吃掉了东北的敌人,最后又吃掉了还处在麻痹状态的傅作义集团,这才有了大家所熟悉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结果。这看似平淡无奇、似乎“理所应当”的结果却并不是谁都能指挥出来的,换个人来指挥,比如同样是军事天才的毛大帅来指挥,可能打的昏天黑地后共产党还不能立即拿下东北华北呢!

林彪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连打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二大战役,消灭国民党军约一百多个旅,大大超过了中共中央和毛大帅的预料,由此也大大的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让毛大帅在9月刚做的战略预测11月就不得不改了口:"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算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1948年11月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够实现了。”东北决战的胜利也促发了"南线决战"。 粟裕同志说:“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决战的第二个重要条件是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没有辽沈战役的胜利,我们也不敢下那样的决心。”

毛大帅指挥战争有个特点,就是在指挥战争时很少下命令,一般只发表意见不发布命令,由前线的指挥官下战役决心和作出决策,他希望前方指挥者知道他的意图但又不机械的执行命令,这是毛大帅英明的地方,也是毛大帅与李德博古和蒋介石在指挥战争时的最大区别。但这对战区指挥主官的要求比较高。首先战区指挥官必须要自己动脑子,拿出切实有效的办法,同时还必须有主见,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敢对上说“不”。如果前方指挥官都是拿着毛大帅的意见当命令执行,打了败仗就拿出这些电报来与老毛算帐,毛大帅不被累死也会被气死。刘邓和陈粟执行毛大帅命令坚决,但是却“欲速则不达”,反而打了败仗,拖了后退。林彪没有坚决执行毛大帅命令,结果却是出乎大家预料的提前进行了战略决战,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对此毛大帅深有体会:“下级对上级不择不扣地执行命令,是对革命工作最好的怠工。”按照毛大帅的意思,在战争年代,林彪工作是最积极的,因为他从来没有不择不扣地执行毛大帅的命令,一直在创造性的工作。战争年代林彪被毛大帅委以重任,就是因为他特别有才能也特别有主见,老毛放心也省心。

1948年10月23日,林彪致电各纵及东北局、军委:“各级干部,每次攻击之前均须走在部队的前面,迅速侦察地形。指挥员勇敢积极的标志,是肯自动走在部队的前面,亲自侦察地形和布置攻击准备,但不是指随便暴露目标,或在部队冲锋时也跑在前面,这仅是个人勇敢,对战斗指挥无大益处。”林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要求下级做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了。林彪这种“肯自动走在部队的前面”的举动有记录的就有多次:如长征时在打青石嘴敌人的骑兵前,林彪行军在所有部队包括前卫团之前,紧跟在军团侦察队后,身为军团长却走在师长、团长、营长、连长之前面,结果把敌人的骑兵消灭在浑然不知中;在陕北东征前,当时上有毛泽东,彭德怀,下有参谋长左权、红一师长陈庚、红二师长陈光,还有平级的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等,可是只有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亲自先到黄河边侦察,为东渡黄河选择渡河点,此时中央甚至还没有决定东征。在平行关大战前,林彪比部队后出发,但却急速追赶部队,结果在部队到达平行关前已经叁次化装侦察了地形。在这些重要的关头,林彪都表现出这样的超前意识。这种举动在高级指挥员中不说元帅,就是大将中也并不多见,这是林彪常打胜仗的重要原因之一。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条,它可使“遭遇战”的结果完全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在**战争初期,同样是遭遇战,115师是袭击敌人,129师(771团)却是被敌人袭击。林彪当115师师长时,115师总是主动去打击敌人,林彪负伤离开后,115师就被动挨打(陆房战斗)的重要原因。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前,如果彭德怀也有林彪那样的超前意识,能在部队出国前去实地勘测地形(而不是去与金日成会谈),为美军选择一个好的坟场,精心组织战役,那么第一次战役很就很可能由“遭遇战”变成“伏击战”,“击溃战”变成“歼灭战”,整个朝鲜战争的结果都可能改写!

因此,如果林彪到朝鲜,他不会轻易的把开始敌我双方的“遭遇战”打成击溃战,而是把它打成歼灭战。林彪1934年在黄陂,1937年在平行关和广阳都把“遭遇战”都打成了歼灭战! 林彪是个经常创造奇迹的人,在别人看来应该是无准备的遭遇战, 到了林彪那里往往成了精心组织的歼灭战, 差别在于战前的思考和准备,在于指挥员的超前意识。在朝鲜战争1-3次战役,特别是第一次战役,美军根本不知道我军已经参战,骄傲自大,盲目冒进,疏于戒备,与抗战初期的日军非常相似,当时遭到打击后也是惊慌失措,一泻不止,比日军表现差远了。可惜彭德怀没有很好的认真筹划,利用这个时机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打成了击溃战。几个回合下来反被敌人摸索出我军的规律和弱点,在第3,4,5次战役中,敌人是有组织的撤退,这时的仗就不好打了。如果彭德怀也能象林彪在抗战初期打日军那样,初战时就进行认真细致的组织和筹划,完全可以在敌人还没有了解我军特点的情况下彻底打败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