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歌舞伎町里的荒唐生活:为了钱我与人妖共舞

爱梅开始和我一起上学了。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是,我和妻子就读的那所日语学校是一所正规的学校。日本教师都非常温和耐心,文化素质也比较高。除了在课堂上的学习,他们还常常为我们在异国生活中碰到的难题出谋划策。可当时我已经二十八岁,绝大部分同学的年龄都比我小得多。随着功课的加深,我的学习渐渐显得很吃力,毕竟记忆力和精力都赶不上年轻人。虽然也一样地面对黑板,成绩就是那么平庸。但我和爱梅在最初的几个月当中,还是坚持每天到学校上学,当时我们的出勤率是学校里比较突出的。


在课余时间里,我们拼命地打工赚钱。在深圳的时候,爱梅和我住的是一栋花园洋房,我们的生活是比较优越的,跟初到日本的日子相比,可以说深圳的生活是在天堂里。但是,到了日本,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只能靠打工过活,仿佛一瞬间又落入了地狱。爱梅难免有些抱怨,不时数落我两句:“放着花园洋房不住,偏偏到这个岛国熬穷日子,就为了学你的服装设计。唉,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不过,爱梅并没有为此而冷落了我。当时我们都要打工,她给一家中国餐厅洗盘子,而我则继续在情人旅馆和饭馆间奔走。我打工的时间是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七点,中间会在饭馆那里得到一份免费午餐。爱梅没来之前,我常常是在早上饿着干活,那滋味是很难受的。但是,爱梅来了以后,她天天都会在家做了早餐便当,然后风尘仆仆地给我送来,吃着她做的饭菜,望着她渐行渐远的俏丽身影,那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公布了招收十万留学生规模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放开了鼓励个人赴海外留学的政策。我和爱梅,都是这批中国留学潮的成员。


在有利形势的推动下,日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建立起来,形成了新兴的热门产业。可是,这里面也有相当多的学校徒有虚名,他们的真正目的仅仅只是为了骗钱,捞到外国留学生的学费,连最基本的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都不具备。另一方面,以我们这些语言学校的学生为赚钱对象的机构和个人也纷纷涌现,在中国,这类机构或个人主要就是操办留学中介。80年代后期,日本正值泡沫经济时代,社会消费能力异常强劲,各行各业都一派繁荣,对劳动力也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在一些做着发财梦的中国人的眼里,日本简直就是可以大淘一笔的“黄金之国”。于是,为那些渴望来日本的中国人开办的中介机构和中间人泛滥成灾,专搞运送偷渡客的“蛇头”也大发横财。


面对金钱的诱惑,人性的抵御力因人而异。一些本来抱着求学目的来到日本的正规的留学生当中,也有人逐渐染上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开始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还远落后于日本,现实中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始终压得中国留学生喘不过气来。按照日本法律规定,留学生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打工,但涉及色情、赌博等行业是被禁止的,然而,实际上谁都知道,还是有一大批学生半明半暗地在那些地方打工。而一旦走上了那条路,再想回头或刹车就不那么容易,相反,他们只会越陷越深。在我的班级里,有的女生一下子穿起了高级时装,还化了妆来上课,谁都明白她从事的是什么工作。我最高的工资是搬家的每小时约一千二百日元,但那些女孩子只要陪客人聊天打情骂俏,可以很轻易地拿到每小时三千日元。还有一些胆子更大的,在日本非常流行的扒金库赌博机上做手脚,居然可以在一个月之内挣到几千万日元,这样的巨款的诱惑,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抵挡得了的。


有天晚上,我正好休息,范勇和陈海波说因为我妻子刚来,要为她接风。我本不愿让别人破费,但当时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已经相当好,他们的盛情难却,就和爱梅去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晚饭的地点是新宿的一家高级饭店。我曾在楼下仰望过,根本不敢奢望能到里面吃饭,因为楼下的菜单上仅一盘麻婆豆腐就要两千多日元,顶得上我两三个小时的工资。更令我震惊的是,范勇和陈海波对此似乎并不在意。他们点了一桌子的好菜,我估计至少需要花费五六万日元。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在学校虽然很平常的样子,但暗地里还是不同的。在爱梅去洗手间的空当,陈海波终于向我坦白,他们跟着一个叫小平哥的人在弹子赌场作弊,每天平均有二十来万的收入。


“我们是好朋友。你要是有兴趣,过来一起干吧。” 陈海波说,“别给人擦屁股了。”


我没多想就婉言谢绝了,毕竟,我还算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一会儿,爱梅回来了,他们也没再提起这件事。


等到夜里回到我们简陋的住处,爱梅有些不满地说:“同样来了日本,人家怎么混得那么好啊?”我没做声。我想,这是我选择的生活,即使再苦再难,我也绝不后悔。


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初为何满足于做着每小时只有数百日元的体力劳动,为何我最终还是躲过了那些诱惑?人的一生是由许许多多幸运或不幸的事情纵横交错在一起的,我没有陷入到旋涡中去,实在是一种福分——至少我现在还是这种心态。


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赚钱,要赚更多的钱。


于是,来日本半年以后,我又开始在歌舞伎町里一家名叫“梦组合”的人妖俱乐部打工,以每小时八百日元的工资做招待员。这家店坐落于樱花大街与剧院广场大街之间的一座大楼的二层,至今依然在营业。


当时正赶上日语学校放暑假,我每天都在歌舞伎町转悠着,想找份更顺心的工作。我对那些“夜晚的工作”始终感到好奇,而“梦组合”就属于其中之一。


我当了几天的招待之后,对那些来自泰国和菲律宾的人妖们不断重复表演的舞蹈更感兴趣。在火辣节奏和炫目灯光的交织中,穿着性感暴露的人妖们做出充满大胆挑逗意味的肢体动作。


不过,我觉得就舞蹈技艺而言,我绝不比这些靠跳大腿舞吃饭的人差,因为我从小就练习过舞蹈,而且几乎成为一名正规的专业芭蕾舞演员。在赴日之前,我在深圳待了六年的时间,是在一家服装贸易公司工作。深圳虽然比不上东京的繁华,但众所周知,作为最早的经济特区,又毗邻香港,深圳在中国已经是最具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夜生活也很充实。各大舞厅每晚都有演唱会,我的业余爱好也在那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我常常担任舞台上的伴舞,收益不菲。白天,我是贸易公司的一名工作认真的业务员,到了夜晚,换上华丽的服装,我在舞厅大展身姿,成为引起女孩们高声尖叫的舞蹈明星。


于是,我希望自己曾经的舞蹈天赋能在东京派上用场。


说干就干。我结结巴巴向老板叙述了自己在国内的工作经历,提出可否让我登台表演一下。留着小胡子的老板起初对我的话半信半疑,于是,我当场给他来了个芭蕾式亮相——踮起脚尖原地一连转了三圈。他的脸上立即露出了惊异的表情。


“下一场演出你上去试试,如果客人反响不错的话,工资给你涨到每小时一千日元。”


到了表演的时间了。


音乐轰然响起,一身黑色紧身西装的我与数名人妖开始表演“华丽”的舞蹈。这虽然是我在日本的第一次登台亮相,但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紧张,仿佛又回到了深圳的舞台上。我只是跟随着节奏,随着施展着自己擅长的芭蕾舞姿,店堂里立刻响起了轰然的喝彩声,随后便一浪高过一浪。“太好了!太棒了!”“我爱你!让我抱抱——”欢呼声、淫笑声此起彼伏,顷刻之间,我成了众所瞩目的中心。当一曲终了,我和伙伴们谢幕时,一些客人用筷子夹住一张张面额一万的日元,向我伸来。起初我并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拿这些钱,只是向客人们投去笑脸。身旁的一个人妖好心地俯耳告诉我:“快收下吧!这是给你的小费。”经他这么说,我才伸手接过几张递到我面前的纸币,要不然就会被别的人妖从旁将我应得的奖励抢走了。


我来日本之后,每日都为生活疲于奔命。在这当口,久违了的舞台令我非常愉快,加上还意外地得了这么多小费,心情简直好极了。看来舞台依旧是我的挚爱。那晚回到家里,爱梅还没有睡,我拿出我赚的小费给她看,还特意在她面前做了几个芭蕾动作。她有些冷漠地问我:“干吗今天这么高兴?”


我说:“我现在多了一份工作,小费也很多。我们以后的日子一定会更好的。”


“是吗?”她淡淡地笑了,“快睡吧。明天还上课打工呢。”那些天,她找了个在小作坊打包的工作,但是不久以后,随着作坊的一笔订货完成,临时雇来的人都被解聘了,她只好另找新的工作。


在“梦组合”打工的岁月里,我几乎成了那个二十坪(1坪约等于3.3平方米——编者注)左右的店里的明星。每晚只要有我上场表演,气氛总是异常热烈。为了使我们的舞蹈看起来更富于观赏性,我和人妖商量,加入了一些新颖的动作,来观赏的客人更多了。当时,日本客人中间相互传说着,梦组合来了一个外国人,而且,会跳很专业的舞蹈。老板看我能为他带来这么多客人,见了我,笑得都差点变形了。


这正是泡沫经济时代的尾声。那些口袋里有足够零花钱的日本人,一到夜晚就频繁出入于繁华热闹的娱乐场所,花起万元面额的钞票来,随意得就像是扔掉一张张擦过鼻涕的餐巾纸一般。


少年时,我曾有一个梦想,就是到北京去从事艺术。我十三岁那年报考当时的“中国五七艺术大学”(“五七艺大”是“文革”中江青把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央戏剧


学院、中央舞蹈学院等艺术类院校合并起来,成立的所谓“综合性的艺术大学”,江青自任校长)、总政、海政、广州战士歌舞团,因为政审不合格而被淘汰。


我身穿金光闪闪的制服,从舞台上注视着疯狂的观众席。


一位看上去非常温和的中年绅士,突然将领带缠到头上,站到了椅子上,高叫着:“干!干了!”然后仰脖将手里杯中的酒一气灌了下去。


“再来一杯!快!再来一杯!”他叫道,有侍者立即将他的酒杯斟满。


店里的女演员们——不,是人妖们,在一旁齐声拍手烘托着气氛。这位客人像喝水一样一杯杯灌下肚的,那可是一瓶价值高达三万日元的法国红酒。我被日本人的这种花钱如流水般的疯狂劲儿惊呆了,也奇怪他们从哪儿能挣到这么多的钱。要知道在当时,仅仅是这位客人在我们店里一晚所花费的金钱,足以在我中国的家乡湖南盖起一座小楼了。


在休息的间歇,我有时也和人妖聊天,彼此的日语都不算好,但连比带划的,大致能明白各自的意思。在国内的时候,我也在一些杂志上看过人妖的报道,心里难免对他们有种偏见。不过,经过和他们的近距离接触,发现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他们来到异国表演,出卖劳动,其实也不过是为了赚钱。我和几个来自泰国的人妖聊天,说起将来的理想,一个说他要攒够了钱去做变性手术,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说因为喜欢吃海鲜,将来希望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海鲜餐厅。他们问起我的理想。我的答案是:“赚钱。”是的,赚钱!但是赚钱之后又怎么样呢?我发现自己还没想好。当然了,我和爱梅第二年的学费还没着落呢。


让我觉得意外的是,一个菲律宾人妖还会说几句发音不标准的中文,比如“你好”、“再见”。据他说,他在菲律宾读中学的时候有过华人同学。对于中国人,他似乎颇有好感,原因是在菲律宾的不少华人都是当地的客户。他说,当年这些中国人初到菲律宾也曾被当地人瞧不起,特别是一些又脏又累的工作,当地人大多嫌弃不愿去做,而中国人任劳任怨,渐渐就有了些积蓄,然后转做小生意。时间长了,中国人变成了老板,而笑话他们的菲律宾当地人依旧两手空空。我听了这话,心里也不免暗自鼓劲:其实,现在的我,何尝不是跟那些初到菲律宾的华人一样呢?只要肯吃苦耐劳,总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的。


一般来说,虽然 “梦组合”的性质是有点色情意味,但并不涉及真正的色情交易,客人们大多也是很规矩的,可是偶尔也会发生些意外。有一天,一个客人喝多了酒,突然抓住了身旁的一位泰国人妖,嘴里发狂般地叫着,大力撕扯着那个人妖身上的短裙,把短裙撕破了还不罢手。我听不大懂他含混的言语,但还是和其他侍者上前把他按住。据说后来这家伙被罚了一笔钱,几乎被送交警局,其实他是想要看看那个人妖的乳房是不是假的,有没有男性生殖器等等。我回到后台,看到那个被羞辱的人妖坐在梳妆台前哭泣。有几个人妖在安慰他,但很快音乐就要播放了,他们都不得不继续上台,强颜欢笑。我心里多少有点为他们难过,我走到哭泣的人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说了句:“没事吧?”


他还在哭,用男人的声音。我掏出刚才赚的一万日元小费,塞到他的手里。他抬起头看着我,目光中充满感激,但又把钱还给我。我再次塞给他:“收下吧。买点你喜欢的化妆品。”我又加重了语气:“忘掉。忘掉。OK?”


他点点头,破涕为笑。


其实我和这些人妖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密切,由于语言障碍和职业的性质,彼此间很难成为真正的朋友。但是,我常常觉得,在那种环境里,我们都是些为了生存而拼搏的同路人,不能说相濡以沫,至少也应该相互关照吧。


后来,我辞掉这份工作,和这些人妖最后告别的时候,他们过来逐一和我拥抱,气氛弥漫着淡淡的伤感。那位被我劝慰过的人妖在一张纸上写下了他的电话,甚至还有他在泰国老家的电话。他叫我将来如果去泰国的话,一定和他联系。我答应了。


那天我走出大楼,回头看了看“梦组合”闪烁的霓虹,知道自己这一段生活经历结束了。我忽然觉得很充实,经过一段这样的生活,自己增长了见识,认识了一些萍水相逢的人,也在生命中体验到了一丝丝感动。


文章摘自《歌舞伎町案内人》中国友谊出版社 出版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