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张茂宜:让日军“止步”的战斗员和见证者

在株洲云龙区云田镇虾塘村一幢颇有点现代气派的农家院子里,笔者见到了2015年9月3日天安门受阅抗战老兵张茂宜。 深冬的太阳下,屋后茂密的树木仍然苍翠,屋前坪里的橘树上挂着红色的果实,院子里一片生机。 这里距云龙新区的核心区域不过10余公里,有水泥公路直通院子里,既避开了市区的喧闹,又与现代社会没有任何阻碍。 徜徉院内,笔者隐约感到,这氛围似乎与张茂宜的人生有相通之处。不是么,这个14岁投身抗日战场的人,1946年回到故乡后默默地过着农民的日子,似乎几十年都游离于政治气氛之外。2013年,当社会上发起“寻找抗战老兵”的活动后,外孙在互联网上发的一个帖子,让他当年的抗战经历展现在大众面前。2015年受邀参加“九三阅兵”,成就了他人生的辉煌。在云龙区,在株洲市,乃至湖南省,都知道虾塘这个平常的小山村里住着一位抗日老英雄。 8岁起生活在军营 张茂宜所在的云田镇虾塘村,当年曾属湘潭县管辖。 张茂宜的父亲张乃辉是黄埔军校四期的学员。张茂宜虽然1929年出生在虾塘村,可在8岁时他就和母亲易菊莲、姐姐张白群随军了,南京、上海的军营都曾是他的人生驿站。 抗战第3个年头的1939年春天,他父亲接到指令,到重庆防空司令部担任防护大队大队长。这在当时是个很危险的工作,就是在日本飞机轰炸时,组织人员疏散、躲避;轰炸后,要指挥部队抢险、灭火、救助伤员、处理死亡人员的遗体,等等。就是说,当百姓都往防空洞跑的时候,他的父亲得告诉大家如何跑,指挥大家有序地跑,弄完这一切后自己才能进洞,随时有被日机作为第一个打击目标的可能。当时,重庆因为是陪都,连续不断地挨炸,人心惶惶,许多人都往乡下躲。张茂宜的母亲说,哪里都不安全,一家人死也要在一起,义无反顾牵着10岁的张茂宜来到了重庆。 张茂宜来到重庆时已是下午。他的第一印象是:街上的气氛很平静,城墙边有人在放牛,还有做生意的靠着墙角吆喝。他父亲指着一处高楼的楼台告诉他,去年(1938年),国民政府在那里安了防空警报器,警报一响,大家都要往防空洞里跑。张茂宜说,“跑警报”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老一辈的重庆人都熟悉,甚至后来日本人败了,还有人听到这个词就想跑。 张茂宜记得,父亲的军营——防护大队队部在通运门七星岗莲花池后街。这个地方也就成了张茂宜的新家。他说,那个时候吃了早饭就准备“跑警报”,没间断过几天,有时甚至1天要躲3次。“跑警报”成为人们的主要生活。由于没地方读书,10岁的张茂宜就跟在父亲身边帮着做些事,如队部内勤的活儿。 亲历重庆大轰炸 张茂宜绘声绘色地告诉笔者防空警报的叫法:“嘟、嘟、嘟……,这是告诉人们日机就要来了;嘟(高)、嘟(低)……,这是告诉人们日机已经到了;嘟(平)嘟(平)……,这是告诉人们日机走了,可以出防空洞了。” 他还记得1939年5月3日那天中午,他父亲不在家,空袭警报突然响了起来。母亲怀里兜着两个饼子,拉着他就往外跑。原来听说空袭警报过后,要隔一阵子才是紧急警报,紧急警报过后飞机才会到。但那天空袭警报和紧急警报是连着响的,他们跑出屋时,街上站满了人。 当时重庆开凿的防空洞还很少,他们挤不进去,母亲带着他和两个邻居躲在靠近城边的一个山洞里。那个洞也是临时开凿的,里面挂了一盏煤油灯。当时洞里好像挤了30多个人,都是贴着站的。 谁也不晓得飞机会炸哪里,躲不躲得过。 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张茂宜站在靠近洞口的位置,可以看到一排飞机从他们头顶飞过。然后,城中央掉下一个个黑点,黑点落地瞬间,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了起来,黑烟和火光冒了出来。后来听说,这种飞机是日军的96式重型轰炸机,那次的轰炸目标是重庆市的市中心和商业区,轰炸中20多万老百姓的房子被炸平或烧毁。 他们在洞里熬了两天警报才解除,母亲拉着张茂宜出了山洞往城里走。一路上,天都灰了,满是浓厚的烟雾,空气里的硫磺味呛得人眼红咳嗽,到处都是倒塌的木房子,房子下压着很多没地方躲的居民,他们有的断手断脚,有的早已断了气。有的人挣扎着想爬起来,一动身上的肉就往地上掉。 张茂宜和母亲不知道张乃辉在哪,只能往家的方向走,还是张乃辉手下的防护团员找到他们,带着他们和张乃辉会合的。张茂宜看到,父亲青色的衣服都开裂了,手臂上流着血,其手下的防护团员在巡逻时被炸死了3个。街上到处有人哭喊。张茂宜说:“这种惨状,到今天想起来仍惊心动魄。” 这次大轰炸后,很多人开始往城外安全的地方疏散,留在城内的人都在修防空壕,储备灭火的沙子,把伤员和死者分开,如果死者没人认领,只能运到城外焚烧。张茂宜跟着父母留在城内,他们差不多每天晚上都不敢合眼。 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重庆不断遭到日军轰炸。据不完全统计,5年间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218次,出动9000多架次飞机,投弹1.15万枚以上。 “打仗就是为了保卫国家” “重庆大轰炸”死者达1万人以上,超过1.76万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分繁华地区被破坏。 “那个年代,生意最好的就是棺材铺。”张茂宜沉重地说。 “重庆大轰炸”造成生命如草芥、满目疮痍的惨状,让14岁的张茂宜对日军充满了仇恨,也让他产生了直接与日军血拼的念头。 父亲张乃辉是个家国意识很浓的军人,对儿子的心思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他对张茂宜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你已经长大了,应该参与抗战。”1943年底,张乃辉在入伍志愿书上填了儿子的名字。由于是唯一的儿子,而且还是个孩子,张茂宜的母亲有点舍不得,也不放心,但她是个很通达的女性,认为儿子“要死,哪里都可能”,要躲也躲不过,与其窝窝囊囊地死,还不如在抗日战场上去死。 就这样,年仅14岁的张茂宜扛上了“汉阳造”,来到国军后勤总部的辎重兵汽车团,成为所在连队最年轻的一名战士。 不仅他入伍了,比他大几岁的姐姐也当兵了。不过姐姐读的书多,在汽车团当上了军需官,解放后也一直在教书。“打仗就是为了保卫国家,保护家人能活下去。”张茂宜当兵投身抗日战场的目的就这么简单。 张茂宜记得,他们的部队驻扎在贵州省阳三桥鸭江寨,当时的连长叫叶际豪。他是一名押运兵,任务就是将储存在重庆、贵阳等地的枪械弹药、粮食被服、医药医械送到前线作战部队。他还记得,他去过的地方有靖远、平坝等地。 参加独山战役 张茂宜参加的最大战事是独山战役。 1944年,日军大举进攻长沙、衡阳,继而攻陷桂林、柳州。接着分出一部兵力,沿黔桂铁路直逼黔境。12月2日,贵州省的荔波、三都、丹寨、独山等县城相继沦陷,有一小股日军还窜入都匀县境的茅草坪。 随着日军的进攻,贵州各地形势紧张起来,各地守军都担心日军会继续前进,军心动摇。12月2日,都匀县城守军由于担心日军进攻,放火把整座城烧成了废墟。为防止日军继续攻击,国民党部队的战区指挥官汤恩伯命令第十三军和二十九军在马场坪一线布防,命令二十军和九十四军配合杨森二十七集团军守卫贵阳。 战事紧张,在贵州境内的部队大多被动员起来。张茂宜所在的汽车团的任务是抽调部分兵力配合第十三军在马场坪一线阻敌再进。上级在动员时定的一条原则是:“谁上前线自愿报名。”15岁的张茂宜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报名参战。 张茂宜记得,12月2日的早晨,日军一部在山炮的配合下,首先向独山甲捞河国军一个团阵地攻击,然后又分别以一部分向西进攻,企图迂回包围甲捞河、金钟坡,遭到国军守土将士的英勇回击。当日早上天气晴朗,国军在美机的护卫下,抵抗极为顽强,致使敌军迟迟不得前进。 “我哪知道怎么打仗,就凭一腔热血!”张茂宜回忆参战的情景时说,“鬼子实在厉害,我们也以死相拼。我上去就放枪,扔手榴弹。”“整个战事是怎么发展的,我这个小兵自然不清楚。反正最后是这些鬼子被我们大部队包围了,被消灭了。事后才从军官那里知道,日军这次进攻独山,是孤军深入,遇到抵抗后也就知难而退了。” “这一仗打下来,我觉得左小腿好疼,低头一看,裤脚上一个大洞,血迹一大片,都干成痂疤了。一看是被迫击炮炮弹弹片划破的,要是落在肚子或其他部位,那肯定要受重伤了。战事结束后,盘点人数,我的两名战友不幸身亡。” “‘北起卢沟桥,南止深河桥’,这是我们总结8年抗日战争的一句话。意思是,日军对中国侵略发起全面进攻的起点在北平(今北京)宛平的卢沟桥,最后止步于贵州独山县北面的深河桥。”张茂宜有幸成为让日军“止步”的战斗员和见证者。 独山战役结束后,张茂宜回到汽车团,继续做押运兵。8个月后,日军投降的消息传来,军营一片欢腾。回忆到这里,张茂宜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做出一个欢呼的动作。他仿佛回到了70年前。 闭口不谈那段事 1946年,张茂宜和父亲退伍,一家三口都回到株洲老家务农,姐姐则嫁人了。 回到故乡的张茂宜不过是个17岁的小青年,别人不会想到他是个有3年军龄的“老兵”,而他自己由于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也从不把这段经历示人。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大变革,张茂宜的父亲因为做过国民党的上校军官,被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而家里虽然没有土地,却因为有个做官的父亲,还是有些房产之类的财产的,被划成了“官僚地主”成份。好在他们一家活动在外头,与本地人没有过节,土改时也分得了田土,历次运动中也没有受过很大冲击。 张茂宜本来是个不喜多言的人,政治氛围让他懂得了“那段历史绝对不能说”,也就平平静静地生活着。张茂宜的沉默让后代们对他的历史不甚了解。“我们小时候就听说过这些抗战的故事,但大多是从电视里看来的,外公很少提起。”老人的外孙刘东杰告诉笔者,可能是经历过战争年代,老人现在很乐观,特别珍惜现在的安稳生活。但近些年的7月7日,老人总要去流芳园拜祭。一直到2013年,张家人获得社会上正在“寻找抗战老兵”的消息时,才从他嘴里掏出些材料。 感到无比光荣 2015年7月,湖南省军区负责人来到株洲看望张茂宜。随后,张茂宜得知他可以去北京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 张茂宜说,抗战结束后,他一直守着老家,没有再去过当年打过仗的地方,更没有到过北京。这一次能够赴京参加阅兵,他感到无比高兴,更感到无限光荣。在女儿张汝权眼里,“父亲1946年就退伍回乡了,这么多年一直在家务农,看上去完全不像上过战场的人。为了能够在阅兵时表现出军人风范,父亲那阵子在家经常练习敬军礼,还学着电视里的画面走正步”。正是“有备而来”,张茂宜在首都大酒店的日子里,找回了军人的感觉。张汝权回忆说:“警卫人员或其他军人见到父亲等老兵时,都会敬军礼。以往随和的父亲也会立即挺直全身,回敬一个标准的军礼。” 张茂宜是8月中旬在女儿张汝权的陪同下,离开住了近70年的虾塘村,踏上赴京受阅的旅程,于8月21日下午抵达北京。 在张茂宜的眼里,一切都那么新鲜,与70年前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看到现在国家这么好,这么强大,我由衷感到高兴。”张茂宜好不兴奋。 “父亲以往很少提起抗战旧事,在那些天里,不仅说了许多,还把一些经历都写了下来。”张汝权说罢,递给笔者一叠便笺。里面有几段话可视作张茂宜心迹的展现:“70多年前,鬼子在我们土地上横行,我们走上战场。”“现在国家强盛了,中国人不再受欺负了,我们当年的目的达到了。曾经战场上所流过的血,所受过的苦,都是值得的。”“历史证明,只要我们民族团结紧,无论哪一个再来侵犯,其企图都不能得逞。”“当年我们拿着‘汉阳造’,都打跑了日本鬼子,现在有这么强的国防(力量),更不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国家让我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实在激动……我虽然参加过那场战争,但对国家的贡献甚微。现在给予我这样的荣誉……这让我永生难忘。”“希望子孙后代能够记住这一切,时刻挺起胸膛,为国争光。” 那天他不到6时就起床了 9月2日,也就是受阅的前一天,张茂宜收到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让他的思绪飞到了70多年前炮火纷飞的战场:“好想与当年的战友一起分享啊!” 这天晚上,张茂宜父女俩都很兴奋,都期待着第二天受阅时这个庄严而光荣的时刻,“聊到快11点钟,才在工作人员一再催促下休息”。 9月3日早上,还不到6时,张茂宜就起床了,迫不及待地穿上特制的军装。工作人员为他别上阅兵专用标志徽章,徽章上一只银色的和平鸽顶着一颗红星,周边环绕着金色的橄榄枝。8时许,他和其他老兵们一道,登上了去天安门前受阅的汽车。 上午9时多,张茂宜“坐在一辆绿色的敞篷车里,车尾有金色的橄榄枝装饰,车身还有抗战题材的雕刻”,“车辆行进时,还有摩托车礼宾队在周边护卫”。9时45分,最令张茂宜激动的时刻来到,受阅车经过天安门。张茂宜回忆说:“我坐在第12车第1排,可以清楚地看到习主席。”他还说:“习主席先站起来向我们致意,随后观礼台上的人都站了起来,有的给我们鼓掌,有的向我们敬礼。”张茂宜和许多老兵都向观礼台挥手致敬,还唱起了国歌,而他身边的一名老兵显得更加激动,一直盯着城楼上看,连挥手都忘了。“习主席很有气魄,又有亲和力。”接受检阅后,张茂宜和老兵们便观看其他方队受阅。“飞机列队驶过天空,还有五彩的烟雾,特别壮观。” 当晚,张茂宜在便笺上写道:“看到祖国如此繁荣富强,倍感骄傲和自豪。”

文章来源:中国老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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