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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能找到的张炳芝照片唯一的照片(摄于2002年)

她是滇西地区唯一健在的抗战女兵;她深居简出,不为人知;她拒绝媒体采访,拒绝记者拍照,两次扔掉记者送来的礼品;她又是虔诚的佛教徒,日常家务之余,双手合掌,念佛经做“功课”。

张炳芝,女,83岁,腾冲县文辉女子中学毕业,大理干训团第19期学员,原国民党71军28师政治部中尉宣传干事。抗战胜利后在小学任教。1958年起,先在造纸厂烧锅炉,在化工厂造肥皂,后来长期在公路养护段做道班护路工人,直至1980年退休。

腾冲县腾越镇周家巷,一处极不显眼的院子里,住着一位82岁老太太。她瘦小、驼背、腰有点弯,一头白发轻轻挽起,一身洗得发白的对襟青布衣裳,声音清亮柔和,待人和气。

老太太和三女儿住在一起,家里正在翻盖房子,院子就成了工地。南墙边有两间矮小的平房,一间是厨房,一间是老太太的卧室。

她极少出门,同一个巷子的邻居都很少见到她。她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局限在家里,局限在那两间小平房和平房外面一条五六米长的走廊上。

她好像也不需要太大的空间,因为身上有伤,不能长久站立。她已经习惯了做完简单的家务之后,就坐在小小的卧室里,关上门,双手合掌,一个人连续不断地念颂佛经。

极少有人知道,这位老太太是目前保山市惟一健在的抗日女兵;更没有人知道的是,因为她曾经像花木兰那样,一身戎装,出现在抗日战场上,而一度被整成间歇性精神病人。

老太太名叫张炳芝。

“木兰”从军

1942年5月3日,畹町国门失守,日本军队从缅甸侵入中国境内;10日,292名日军大摇大摆开进腾冲城,“极边第一城”自此沦入敌手。

此时,张炳芝还是腾冲县文辉女子中学的一名中学生。日本人来了,无法再读书。父亲一年前去世,母亲早在她3岁时就离开人世。张炳芝就和姐姐一起,混在逃难的人群里,逃往远离县城的山寨,乃至人迹罕至的高黎贡山。

1942年8月,由云南民国知名人士李根源倡导的滇西干训团(全称“军事委员会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在大理三塔寺正式开学。张炳芝读完了第6军预备2师的训练班,在保荐之下,又从腾冲走到大理,成为滇西干训团的第一期学员。

那时,她是腾冲县仅有的13名女生之一,也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女生。

一年之后,张炳芝被分配在第71军新28师政治部,任中尉宣传干事。向各界人士宣传抗日救亡,教士兵读书识字,慰问伤兵,帮伤兵写家信,等等,这些是她的日常工作。

就是在新28军师部驻地蒲缥,她认识了同样在师部工作的通讯连连长秦子霞。秦子霞来自湖北安陆,高中毕业后家乡被占,考入昆明一所专科学校学通讯,后来加入远征军。他脾气温和,身材高大,她刚出校门,热情开朗,两位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

1944年5月,远征军开始滇西大反攻,张炳芝跟随部队渡过怒江天堑,进入龙陵战场。11月龙陵光复,张炳芝和秦子霞结婚,并且离开部队,张炳芝说服丈夫留在了她的家乡腾冲。

此后直至新中国成立,张炳芝先后在腾冲附近山区的几个小学里教书,丈夫有时和她一起当老师,有时自己出去做事。他们相继生了两个孩子,小小的家庭不算富裕但较为平静。

1956年,秦子霞在陇川小学被集中到保山进学习班,第二年被送至瓦甸农场劳动改造,三年后回到腾冲,在外面拉板车,拉石头,拉沙子,拉木柴。

1949至1957年,张炳芝大都在家看孩子做家务,没有工作。1958年,开始当工人,先是在造纸厂,后来又到化工厂,最后于1963年10月,调进腾冲公路养护段,做道班工人,养护穿越高黎贡山的老滇缅公路。

以上情况,多数是记者在张炳芝的档案中得来,少部分来自张炳芝老太太自己零散的回忆。

三访张炳芝

采访张炳芝之难,出乎记者意料。

老人虽然年迈,并不拒绝陌生人来访,但是,不愿意回忆,不愿意说话,尤其不愿意提及自己的后半生。往往是话头刚一打开,她就连连摆手“提不得,我不想说!”坚决拒绝。

在记者之前,她已经很客气地让两家中央级媒体的记者枯坐半日,无功而返。

知道老太太,是当年的“娃娃兵”周光永作的介绍。周光永十来岁入伍给抗日部队送情报,攻打腾冲县城时往敌人碉堡里塞手榴弹,后来被打成“极右”,判刑6年,在水银矿井下背矿石,又被管制劳动3年,所受磨难苦不堪言。

但他说,张炳芝受的罪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6月5日晚上,周光永带着记者第一次登门拜访。老太太除了拒绝外,几乎一言未发,女儿秦莉莉反复说,直到现在,当年的遭遇给家庭留下的阴影并未消除,他们不想再回到过去。

6月6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张家。工人正在干活,老太太一个人坐在卧室床前,双目紧闭,两手合掌,大声地念佛经。记者在窗外站了十多分钟,老人没有发觉。

整个上午,老人都是坐在厨房里,和记者零零碎碎地回忆过去。老人不失热情,但很多事情都是一带而过。

不过,在记者小心翼翼地提到“文革”期间她挨整时,老太太突然提高声调,“邦邦邦”连续不断地用手指敲击饭桌,最后甚至拍起了桌子:“就说你是反革命,就说你是特务,你还不是得接受?!”记者问她那时候能不能回家看孩子,老人又敲起桌子:“哼!你还想回家?!哪还有什么家?!”

接下来,依然是坚决的拒绝。

6月8日,记者在保山市公路养护总段查阅到了张炳芝的档案。

在腾冲县公路养护段1978年7月26日呈送潞西总段的关于为张炳芝落实补发工资政策的报告中,赫然写有:

“1969年1月被隔离审查。在审查中,由于张奎达等……对审查对象进行逼供信、肆意破坏党的政策。张炳芝同志因被张奎达等人,多次地捆、绑、吊、打、跪、挂钢圈、戴脚镣等刑讯逼供,致使张炳芝同志肉体和精神受到严重摧残,曾一度精神失常到处乱跑。但张奎达等人不就此罢休,在对其施刑后,还强迫劳动,直到张炳芝同志卧床不能行动,精神上继续折磨,生活上继续虐待,此情此景惨无人道……”

6月10日晚上,记者第三次来到老太太家。面对一撂档案复印件,秦莉莉激愤、无奈地将老母亲所受到的打击和盘托出。

伤害

解放后,张炳芝历经整风、肃反、三反五反等诸次运动,都平安度过,厄运来自1969年之后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和1970年的“一打三反”。

吊着打,跪着打,男职工抽动皮筋殴打,戴上10公斤的脚镣,双腿磨破出血,三个人看守,挂牌批斗,不准回家,同事揭发告密……

根源就是老人当年的从军经历。

在家人反复的上访之下,近10年后的1976年2月28日,保山公路养护总段团委下文批复,认定张炳芝的经历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

但是,秦莉莉说,从被整时起,妈妈就身心全垮了。

1980年,张炳芝从养护段退休。这一年,她56岁,已经干不动道班工人那些重体力活了。四年后,丈夫秦子霞因高血压,从街道工厂回家,此前,他已经成了一位熟练的铁匠,可以做各种日常所用的五金工具。

没想到的是,就在两位老人都在家静养没几年,张炳芝的病发作了,而且发作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对温和、有修养、也是一生坎坷的丈夫,“不依不饶,张口就骂,甚至动手打”。

儿女们惊诧又心痛。秦莉莉说,他们回到家也要挨妈妈的骂,严重时“饭盛好了,都不能吃上一口,必须马上离开家”。

万不得已,他们给妈妈治疗了一段时间,老太太的精神状态略有好转,但是,时至今日,老人还是没有也没法从阴影中走出来。

6月10日晚上,就在记者和秦莉莉交谈时,隔壁又传来老太太高而尖细的声音。秦莉莉停止说话,让记者仔细听。她说,老妈妈这是一个人在骂“有坏人,有人要整我们家”。

这是老太太目前遗留的三个“症状”之一,就是经常会旁若无人地高声叫喊:

切菜时,有时骂起来了,就开始愤怒地挥刀猛砍菜板;一个人坐在藤椅上,会拍着扶手,直呼其名,叫骂当年整她的那些人。

另外,老人在做家务时,常常自言自语,别人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当天记者刚进院子,老太太一边细细地擦洗走廊地砖,一边自说自话。

秦莉莉说,妈妈现在自言自语是天天如此,高声叫喊是家常便饭。

更让儿女们心痛的是,老人有时候依然不相信外人,包括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时,她的防范措施就是将他们带来的所有东西,统统扔掉。

秦莉莉和她的二姐先后给她买了牛奶,扔了,说有毒,扔在装花肥的大缸里。半个月前,她扔掉了秦莉莉带回家的六斤香蕉。

水果之外,糖果、糕点、甚至是蔬菜,都丢过,丢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记者三次拜访老人,前两次给她买了五斤芒果、一箱牛奶。6月10日晚上,秦莉莉告诉记者,芒果在第二天一早就被老人扔掉了,牛奶也不让家人喝,担心有毒,也要扔掉,好在被秦莉莉劝阻住了。 她是滇西地区唯一健在的抗战女兵;她深居简出,不为人知;她拒绝媒体采访,拒绝记者拍照,两次扔掉记者送来的礼品;她又是虔诚的佛教徒,日常家务之余,双手合掌,念佛经做“功课”。

张炳芝,女,83岁,腾冲县文辉女子中学毕业,大理干训团第19期学员,原国民党71军28师政治部中尉宣传干事。抗战胜利后在小学任教。1958年起,先在造纸厂烧锅炉,在化工厂造肥皂,后来长期在公路养护段做道班护路工人,直至1980年退休。

腾冲县腾越镇周家巷,一处极不显眼的院子里,住着一位82岁老太太。她瘦小、驼背、腰有点弯,一头白发轻轻挽起,一身洗得发白的对襟青布衣裳,声音清亮柔和,待人和气。

老太太和三女儿住在一起,家里正在翻盖房子,院子就成了工地。南墙边有两间矮小的平房,一间是厨房,一间是老太太的卧室。

她极少出门,同一个巷子的邻居都很少见到她。她每天的活动范围就局限在家里,局限在那两间小平房和平房外面一条五六米长的走廊上。

她好像也不需要太大的空间,因为身上有伤,不能长久站立。她已经习惯了做完简单的家务之后,就坐在小小的卧室里,关上门,双手合掌,一个人连续不断地念颂佛经。

极少有人知道,这位老太太是目前保山市惟一健在的抗日女兵;更没有人知道的是,因为她曾经像花木兰那样,一身戎装,出现在抗日战场上,而一度被整成间歇性精神病人。

老太太名叫张炳芝。

“木兰”从军

1942年5月3日,畹町国门失守,日本军队从缅甸侵入中国境内;10日,292名日军大摇大摆开进腾冲城,“极边第一城”自此沦入敌手。

此时,张炳芝还是腾冲县文辉女子中学的一名中学生。日本人来了,无法再读书。父亲一年前去世,母亲早在她3岁时就离开人世。张炳芝就和姐姐一起,混在逃难的人群里,逃往远离县城的山寨,乃至人迹罕至的高黎贡山。

1942年8月,由云南民国知名人士李根源倡导的滇西干训团(全称“军事委员会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在大理三塔寺正式开学。张炳芝读完了第6军预备2师的训练班,在保荐之下,又从腾冲走到大理,成为滇西干训团的第一期学员。

那时,她是腾冲县仅有的13名女生之一,也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女生。

一年之后,张炳芝被分配在第71军新28师政治部,任中尉宣传干事。向各界人士宣传抗日救亡,教士兵读书识字,慰问伤兵,帮伤兵写家信,等等,这些是她的日常工作。

就是在新28军师部驻地蒲缥,她认识了同样在师部工作的通讯连连长秦子霞。秦子霞来自湖北安陆,高中毕业后家乡被占,考入昆明一所专科学校学通讯,后来加入远征军。他脾气温和,身材高大,她刚出校门,热情开朗,两位年轻人很快坠入爱河。

1944年5月,远征军开始滇西大反攻,张炳芝跟随部队渡过怒江天堑,进入龙陵战场。11月龙陵光复,张炳芝和秦子霞结婚,并且离开部队,张炳芝说服丈夫留在了她的家乡腾冲。

此后直至新中国成立,张炳芝先后在腾冲附近山区的几个小学里教书,丈夫有时和她一起当老师,有时自己出去做事。他们相继生了两个孩子,小小的家庭不算富裕但较为平静。

1956年,秦子霞在陇川小学被集中到保山进学习班,第二年被送至瓦甸农场劳动改造,三年后回到腾冲,在外面拉板车,拉石头,拉沙子,拉木柴。

1949至1957年,张炳芝大都在家看孩子做家务,没有工作。1958年,开始当工人,先是在造纸厂,后来又到化工厂,最后于1963年10月,调进腾冲公路养护段,做道班工人,养护穿越高黎贡山的老滇缅公路。

以上情况,多数是记者在张炳芝的档案中得来,少部分来自张炳芝老太太自己零散的回忆。

三访张炳芝

采访张炳芝之难,出乎记者意料。

老人虽然年迈,并不拒绝陌生人来访,但是,不愿意回忆,不愿意说话,尤其不愿意提及自己的后半生。往往是话头刚一打开,她就连连摆手“提不得,我不想说!”坚决拒绝。

在记者之前,她已经很客气地让两家中央级媒体的记者枯坐半日,无功而返。

知道老太太,是当年的“娃娃兵”周光永作的介绍。周光永十来岁入伍给抗日部队送情报,攻打腾冲县城时往敌人碉堡里塞手榴弹,后来被打成“极右”,判刑6年,在水银矿井下背矿石,又被管制劳动3年,所受磨难苦不堪言。

但他说,张炳芝受的罪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6月5日晚上,周光永带着记者第一次登门拜访。老太太除了拒绝外,几乎一言未发,女儿秦莉莉反复说,直到现在,当年的遭遇给家庭留下的阴影并未消除,他们不想再回到过去。

6月6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张家。工人正在干活,老太太一个人坐在卧室床前,双目紧闭,两手合掌,大声地念佛经。记者在窗外站了十多分钟,老人没有发觉。

整个上午,老人都是坐在厨房里,和记者零零碎碎地回忆过去。老人不失热情,但很多事情都是一带而过。

不过,在记者小心翼翼地提到“文革”期间她挨整时,老太太突然提高声调,“邦邦邦”连续不断地用手指敲击饭桌,最后甚至拍起了桌子:“就说你是反革命,就说你是特务,你还不是得接受?!”记者问她那时候能不能回家看孩子,老人又敲起桌子:“哼!你还想回家?!哪还有什么家?!”

接下来,依然是坚决的拒绝。

6月8日,记者在保山市公路养护总段查阅到了张炳芝的档案。

在腾冲县公路养护段1978年7月26日呈送潞西总段的关于为张炳芝落实补发工资政策的报告中,赫然写有:

“1969年1月被隔离审查。在审查中,由于张奎达等……对审查对象进行逼供信、肆意破坏党的政策。张炳芝同志因被张奎达等人,多次地捆、绑、吊、打、跪、挂钢圈、戴脚镣等刑讯逼供,致使张炳芝同志肉体和精神受到严重摧残,曾一度精神失常到处乱跑。但张奎达等人不就此罢休,在对其施刑后,还强迫劳动,直到张炳芝同志卧床不能行动,精神上继续折磨,生活上继续虐待,此情此景惨无人道……”

6月10日晚上,记者第三次来到老太太家。面对一撂档案复印件,秦莉莉激愤、无奈地将老母亲所受到的打击和盘托出。

伤害

解放后,张炳芝历经整风、肃反、三反五反等诸次运动,都平安度过,厄运来自1969年之后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和1970年的“一打三反”。

吊着打,跪着打,男职工抽动皮筋殴打,戴上10公斤的脚镣,双腿磨破出血,三个人看守,挂牌批斗,不准回家,同事揭发告密……

根源就是老人当年的从军经历。

在家人反复的上访之下,近10年后的1976年2月28日,保山公路养护总段团委下文批复,认定张炳芝的经历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

但是,秦莉莉说,从被整时起,妈妈就身心全垮了。

1980年,张炳芝从养护段退休。这一年,她56岁,已经干不动道班工人那些重体力活了。四年后,丈夫秦子霞因高血压,从街道工厂回家,此前,他已经成了一位熟练的铁匠,可以做各种日常所用的五金工具。

没想到的是,就在两位老人都在家静养没几年,张炳芝的病发作了,而且发作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对温和、有修养、也是一生坎坷的丈夫,“不依不饶,张口就骂,甚至动手打”。

儿女们惊诧又心痛。秦莉莉说,他们回到家也要挨妈妈的骂,严重时“饭盛好了,都不能吃上一口,必须马上离开家”。

万不得已,他们给妈妈治疗了一段时间,老太太的精神状态略有好转,但是,时至今日,老人还是没有也没法从阴影中走出来。

6月10日晚上,就在记者和秦莉莉交谈时,隔壁又传来老太太高而尖细的声音。秦莉莉停止说话,让记者仔细听。她说,老妈妈这是一个人在骂“有坏人,有人要整我们家”。

这是老太太目前遗留的三个“症状”之一,就是经常会旁若无人地高声叫喊:

切菜时,有时骂起来了,就开始愤怒地挥刀猛砍菜板;一个人坐在藤椅上,会拍着扶手,直呼其名,叫骂当年整她的那些人。

另外,老人在做家务时,常常自言自语,别人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当天记者刚进院子,老太太一边细细地擦洗走廊地砖,一边自说自话。

秦莉莉说,妈妈现在自言自语是天天如此,高声叫喊是家常便饭。

更让儿女们心痛的是,老人有时候依然不相信外人,包括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时,她的防范措施就是将他们带来的所有东西,统统扔掉。

秦莉莉和她的二姐先后给她买了牛奶,扔了,说有毒,扔在装花肥的大缸里。半个月前,她扔掉了秦莉莉带回家的六斤香蕉。

水果之外,糖果、糕点、甚至是蔬菜,都丢过,丢到谁也找不到的地方。

记者三次拜访老人,前两次给她买了五斤芒果、一箱牛奶。6月10日晚上,秦莉莉告诉记者,芒果在第二天一早就被老人扔掉了,牛奶也不让家人喝,担心有毒,也要扔掉,好在被秦莉莉劝阻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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