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读书(代前言)


这是一篇不该写而终于决定写的文章。不该写的原因,比喻说,居室内只有几件多年伴随的破桌子、烂板凳之类,而视为奇珍,并拦住过路人,请人家进来欣赏,这说轻些是愚陋,重些是狂妄。而又决定写,如文题所示,是因为先与“读书”,后与《读书》,有些关系。后来居上,且说近一两年来,不知道以何因缘,我的一些不三不四的文章,竟连续占了《读书》 的宝贵篇幅。根据时风加市风,印成铅字的名字见三次以上,就有明眼人或不明眼人大注其意。自然,也因为文中总不免有些不三不四,或说野狐禅气,有些认真的人就不淡然置之。于是,据说,有人发问了:“这新冒出来的一位是怎么回事?”又据说,这问是完全善意的。何以为报?想来想去,不如索性把不三不四的来路和情况亮一下;看了家底,也就不必再问了吧?这家底,大部分由“读书”来、小部分由“思考”来;思考的材料、方法以及动力也是由读书来,所以也无妨说,一切都是由读书来。这样说,没有推卸责任之意,因为书是我读,思考是我思考,辫子具在,跑不了。语云,言者无罪,说是这样,希望实际也是这样。以下入正文,围绕着读书和思考,依老习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由呱呱坠地说起。遗憾也罢,不遗憾也罢,我未能有幸生在书香门第,因而就不能写王引之《经义述闻》那样的书;还不只我没闻过,就我及见的人说,祖父一辈和父亲一辈都没闻过。家庭是京、津间一个农户,虽然不至缺衣少食,却连四书、五经也没有。到我该读蒙书的时候,三味书屋式的私塾已经几乎绝迹,只好顺应时势,入镇立的新式学堂。读的不再是三、百、千,而是共和国教科书。国文是重点课,开卷第一回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比下一代的“大狗叫,小狗跳”死板得多。时代不同,据说总是越变越好。是否真值得这样乐观,我不知道;但不同确是不错,大不同是:现在一再呼吁甚至下令减轻学生负担,我们那时候却苦于无事可做。忝为学生,正当的消闲之法是找点书看,学校没有图书馆,镇上也没有;又不像江南,多有藏书之家,可以走宋濂的路,借书看。但那时候的农村有个优越条件,是不入流的“小说家者流”颇为流行,譬如这一家有《济公传》,那一家有《小五义》,就可以交换着看。于是,根据生物,为了活,最能适应或将就的原理,就东家借,西家换,大量地看旧小说。现在回想,除了《红楼梦》《金瓶梅》之外,通行而大家熟知的,历史,侠义,神魔,公案,才子佳人,各类的,不分文白,绝大部分是石印的小本本,几乎都看了。有的,如《聊斋志异》《三国演义》《镜花缘》等,觉得特别有意思,还不只看一遍。


这样盲人骑瞎马地乱读,连续几年,现在问,得失如何?失难说,因为“不如怎样怎祥”是空想,不可能的事,不管也罢。只说得(当然是用书呆子的眼看出来的),如果教训也算,可以凑成三种。一种是初步养成读书习惯,后来略发展,成为不以读书为苦,再发展,成为以眼前无书为苦。另一种是学了些笔下的语言,比如自己有点什么情意想表达,用白,用文,都像是不很费力。还有一种是教训。古人说,诗穷(多指不能腾达)而后工。我想可以扩而充之,说书也是穷(多指财货少)而后能读。专说我的幼年,依普通农家的传统,是衣仅可蔽体,食仅可充腹。娱乐呢,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家里一件玩具也没有,冬闲的时候,男顽童聚在一起,只能用碎瓦片、断树枝做投掷、撞击的游戏。这很单调,而精力有余,只好谋消磨之道,于是找到最合用的,书。何以最合用?因为可以供神游,而且长时间。总之,因为穷,就读了不少。现在,也可算作进步之一桩吧,不要说幼儿园,就是小家庭里,如果有小孩,也是玩具满坑满谷,据说其中还有电气发动、会唱会闹的。我老了,步伐慢,跟不上,总有杞人之忧,像这样富而好乐,还会有精力和兴趣读书吗?——不好再说下去,否则就要一反韩文公之道,大作其《迎穷文》了。



总有七八年吧,小学不好再蹲下去。农,士,商,三条路,受了长兄毕业于师范学校的影响,走熟路,考入官费的通县师范学校。成文规定,六年毕业;不成文规定,毕业后到肯聘用的小学当孩子王。不知为什么,那时候就且行善事,莫问前程。课程门类不少,但考试及格不难,可以临阵磨枪,所以还是常常感到无事可做。学校多年传统,两种权力或自由下放给学生,一种是操办肉体食粮,即用每人每月四元五角的官饭费办伙食;一种是操办精神食粮,即每月用固定数目的图书费办图书馆。专说所谓图书馆,房间小,书籍少,两者都贫乏得可怜。但毕竟比小学时期好多了,一是化无为有,二是每月有新的本本走进来。其时是二十年代后期,五四之后十年左右,新文学作品(包括翻译和少数新才子佳人)大量上市的时期,又不知道以何因缘,我竟得较长时期占据管理图书馆的位置。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选购、编目、上架、借收等事务之余,就翻看。由于好奇加兴趣,几年时光,把这间所谓馆的旧存和新购,绝大部分是新文学作品,小部分是介绍新思想的,中的,由绍兴周氏弟兄到张资平、徐枕亚,外的.帝俄、日本、英、法、德,还有西班牙(因为生产了唐吉诃德),凡是能找到的,几乎都看了。


与小学时期相比。这是由温故而走向维新。有什么获得呢?现在回想,半瓶醋,有时闭门自喜,不知天高地厚。但究竟是睁开眼,瞥了一下新的中外,当时自信为有所见。就算是狂妄吧,比如,总的说,搜索内心,似乎怀疑和偏见已经萌了芽。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许多传统信为真且正的,上大人的冠冕堂皇的大言,以至自己的美妙遐想,昔日赞而叹之的,变为半信半疑,或干脆疑之了。这是怀疑的一类,还有偏见的一类,专就文学作品说,比如对比之下,总觉得,散文,某某的不很高明,因为造作,费力;小说,某某的,远远比不上某些翻译名著,因为是适应主顾需求,或逗笑,或喊受压,缺少触动灵魂的内容。这类的胡思乱想,对也罢,错也罢,总而言之,都是由读书来的。



三十年代初我师范学校毕业,两种机缘,一堵一开,堵是没有小学肯聘用,开是毕业后必须教一年学才许升学的规定并不执行,合起来一挤就挤入北京大学。考入的是文学院,根据当时的自由主义,入哪一系可以自己决定。也许与过去的杂览有关吧,胡里胡涂就选了中国语言文学系。其时正是考证风刮得很厉害的时候,连许多名教授的名也与这股风有关,如钱玄同,把姓也废了,改为疑古;顾颉刚越疑越深,以至推想夏禹王是个虫子;胡适之的博士是吃洋饭换来的,却也钻入故纸堆,考来考去,说儒的本职原来是吹鼓手;等等。人,抗时风是很难的,何况自己还是个嘴上无毛的青年。于是不经过推理,就以为这考证是大学问,有所知就可以得高名,要加紧步伐,追上去。追,要有本钱,这本钱是依样葫芦,也钻故纸堆。在其时的北京大学,这不难,因为:一,该上的课不多,而且可以不到;二,图书馆有两个优越条件,书多加自由主义。书多用不着解释,专说自由主义,包括三项:一是阅览室里占个位子,可以长期不退不换;二是书借多少,数量不限;三是书借多久,时间不限。于是利用这种自由,我的生活就成为这样:早饭、午饭之后,除了间或登红楼进教室听一两个小时课之外,经常是到红楼后面,松公府改装的图书馆,进阅览室入座。座是自己早己占据的,面前宽宽的案上,书堆积得像个小山岭。百分之九十几是古典的,或研究古典的。先看后看,没有计划,引线是兴趣加机遇,当然,尤其早期,还要多凭势利眼,比如正经、正史,重要子书,重要集部,一定要看,就是以势利眼为指导的。机遇呢,无限之多,比如听某教授提到,逛书店碰到,看书,王二提到张三,张三提到李四,等等,就找来看。兴趣管的面更广,比如喜欢看笔记,就由唐、宋人的一直看到俞曲园和林琴南;喜欢书法,就由《笔阵图》一直看到《广艺舟双揖》。量太大,不得不分轻重,有些,尤其大部头自认为可以略过的,如《太平御览》《说文解字诂林》之类,就大致翻翻就还。这样,连续四年,在图书馆里乱翻腾,由正襟危坐的《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之类到谈情说爱的《牡丹亭》《霓裳续谱》之类,以及消闲的《回文类聚》《楹联丛话》之类,杂乱无章,总的说,是在古典的大海里,不敢自夸为漫游,总是曾经“望洋向若而叹”吧。


也要说说得失。语云,开卷有益,多读,总会多知道一些,有所知就会有所得。这是总的。但是也有人担心,钻故纸堆,可能越钻越胡徐。明白与胡涂,分别何所在,何自来,是一部大书也难得讲明白的事。姑且不求甚解,也可以从另一面担心,不钻也未必不胡涂。还是少辩论,且说我的主观所得。一方面是积累些中国旧史的知识,这,轻而言之是资料,可备以后的不时之需。重而言之是借此明白一些事,比如常说的人心不古就靠不住,古代,坏人也不少,尤其高高在上的,他们的善政都是帮闲或兼帮忙的文人粉饰出来的。另一方面是学了点博览的方法,这可以分作先后两步:先是如何找书看,办法是由此及彼,面逐渐扩大;后是如何赶进度,办法是取重舍轻,舍,包括粗看和不看。这些,我觉得,对我后来的“尽弃其学而学焉”确是有些帮助。失呢,也来于杂览,因为不能专一,以致如室中人多年后所评,样样通,样样稀松。或如《汉书• 艺文志》论杂家所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大概是大学四年的末期,脑海里忽然起了一阵风暴。原来底子薄,基础不巩固,抗不住,以致立刻就东倒西歪,具体说是有了强烈的惶惑之感。还可以具体并重点地说,是心里盘问:偏于破的,如舜得尧之二女,是郗鉴选东床坦腹式的许嫁或卓文君式的私奔,还是曹丕得甄氏式的抢,三代之首位的夏禹王,是治水的圣哲兼开国之君,还是个虫子,等等,就是能考清楚了,远水不解近渴,究竟有什么用?偏于立的,生而为人,生涯只此一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有意义,意义何在,要怎样生活才算不辜负此生,等等问题是切身的,有精力而不先研讨这个,不就真是辜负此生了吗?这是注意力忽然由身外转向身内。何以会有此大变?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但这变的力量是大的,它使我由原来的自以为有所知一霎时就如坠五里雾中。我希望能够尽早拨开云雾而见青天。办法是胸有成竹的,老一套,读书,读另一类的书。起初是乐观的。这乐观来于无知,以为扔开《十三经注疏》之类,找几本讲心理、讲人生的书看看、就会豁然贯通。当然,这乐观的想法不久就破灭了。破灭有浅深二义:浅的是,不要说几本,就是“读书破万卷”也不成;深的是,有些问题,至少我看,借用康德的论证,是在人的理性能力之外的。这些后面还要谈到,这里只说,因为想拨开云雾,我离开大学之后,就如入了另一个不计学分、不发证书的学校,从头学起。


这另一个学校,没有教室,没有教师,没有上下课的时间,更糟的是学什么课程也不知道。起初,只能用我们家乡所谓“瞎摸海”(称无知而乱闯的人)的办法,凭推想,找,碰,借,读读试试,渐渐,兼用老家底的由此及彼、面逐渐扩大法,结果,专就现象说,就真掉进书或新知的大海。这说来嫌话太长,只好化繁为简,依时间顺序,举一斑以概全豹。先是多靠碰,比如还看过经济学的书,不久就发现,它只讲怎样能富厚,不讲为什么要富厚,文不对题,扔开。另一种情况是百川归海,终于找到冤有头的头,债有主的主。这百川,大致说是关于人以及与了解人有关的各门科学知识。人,或说人心,中国传统也讲,缺点是玄想成分多,比如宋儒的天理与人欲对立,就离实况很远。所以我一时就成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派,几乎都读真洋鬼子写的。由近及远,先是心理学,常态的,变态的,犯罪的,两性的,因而也蔼理斯,特别欣赏弗罗伊德学派的,因为深挖到兽性。向外推,读人类学著作,希望于量中见到质;再推,读生物学著作,因为认为,听了猫叫春之后,更可以了解禅定之不易。直到再向外,读天文学著作,因为那讲的是生的大环境,如果爱丁顿爵士的宇宙膨胀说不错,人生就化为更渺小,意义就更难说了。说到环境,这牵涉到万有的本质问题(科学成分多),知识的真假、对错问题(哲学成分多),于是就不能不读偏于理论的科学著作。而所有这些,就我个人说,都是为解答一个问题,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百川就归了海,这海是“人生哲学”。这门学问也确实不愧称为海,西方的,由苏格拉底起,东方的,由孔子起,还要加上各种宗教,著作浩如烟海。只好找重要的,一本一本啃。洋鬼子写的,尽量用中译本;没有中译本,英文写的,找原本,非英文写的,找英文译本。与科学方面的著作相比,这人生哲学方面的著作是主干,所以读的种数,用的时间,都占了首位。还有一种情况,是归拢后的再扩大,也可以说说。那是因为哲学的各部门有血肉联系,读一个部门的,有如设宴请了某夫人,她的良人某某先生,甚至姑姨等系的表姐表妹。也就难免跟了来。人生哲学的戚属很多,比如你总追问有没有究极意义,就不能不摸摸宇宙论;有所知,有所肯定,不知道究竟对不对,就不能不摸摸知识论。而一接近知识,就不免滑入逻辑;等等。总之,找来书读,像是越读问题越多,自已不能解答,就只好再找书,再请教。就这样,读,读,旧问题去了,来了新问题,小问题去了,来了大问题,直到人借以存在的时、空及其本原是怎么回事也成为问题,就问爱因斯坦,及至知道他也不是彻底清楚,就只能抱书兴叹了。说句总结的话,一阶段,书确是读了不少,所得呢?一言难尽。



严格说,不应该称为“得”,因为情况复杂,复杂到扣心自问,自己也有帐算不清。语云,读书明理,难道反而堕入佛家的无明了吗了也不尽然。实事求是地说,是小问题消减了,大问题明显了。明显到自信为不能解决,所以其结果就一反宋朝吕端之为人,成为大事胡涂,小事不胡涂,颇为可怜了。以下具体说这可怜。可怜由零碎的可喜来,先说可喜。这也不好枚举,只说一点点印象深的,影响大的,算作举例。一种,姑且名之为“方法”,曰无成见而平心静气地“分析”。姑嫂打架,母亲兼婆母必说姑直而嫂曲,邻居不然,说针尖对麦芒,母用的是党同伐异法,邻居用的是分析法。显然,治学,定是非,分高下,应该用分析法,事实上许多人也在用分析法。且说我推重这种方法,并想努力用,主要是从薛知微教授(十九世纪末在伦敦大学任教)的著作里学来的。他著作不少,只说一本最有名的《伦理学之方法》。书的高明之处,为省力,引他的高足伯洛德先生的意见(非原文):对某一个问题,他总是分析,就是从这个角度看,如此如此,从那个角度看,如彼如彼,都说完,仿佛著者并没什么主见,可是仔细想想,人类智力所能辨析的,不过就是这些,思想的高深就蕴含在这无余义之中。这可谓知师者莫如徒。这本书我读了两遍,自信为有所得,其最大者是:确知真知很难,许许多多久信的什么以及宣扬为应信的什么,绝大多数是经不住分析的;因而对于还未分析的什么,上德是“不知为不知”。另一种,姑且名之为“精神”,曰无征不信的“怀疑”。就我所知,在这方面,也是进口货占上风。古希腊有怀疑学派,虽然庄子也曾“不知周之梦为胡蝶”,“胡蝶之梦为周”,可是意在破常识,所以没有成为学派。大大的以后,法国笛卡尔也是由怀疑入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些都可以不计,只说我更感兴趣的,是许多人都熟悉的罗素,他推重怀疑,而且写了一本书,名《怀疑论集》。主旨是先要疑,然后才能获真知。他举个有趣的例,是英国课本说打败拿破仑是英国人之力,德国课本说是德国人之力,他主张让学生对照着念这两种,有人担心学生将无所适从,他说,能够使学生不信,教育就成功了。他的怀疑还有更重大的,是继休谟之后,怀疑归纳法的可靠性。举例说,如果把“一定还有明天”看作可信的知识,这信是从归纳法来的,因为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就推定一定还有三而四。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其后必有三而四?因为我们相信自然是齐一的(有规律,不会有不规律的变)。何以知道自然是齐一的?由归纳法。这样,自然齐一保归纳法,归纳法保自然齐一,连环保,就成为都不绝对可靠了。就举这一点点吧,分析加怀疑,使我有所得也有所失。得是知识方面的,也只能轻轻一点。先说个大的,比如对于生的大环境的底里,我确知我们殆等于毫无所知,举个最突出的例,我们这个宇宙,用康德的时间观念(与爱因斯坦的不同),问明天还有没有,自然只有天知道。如是,计划也好,努力也好,都不过是自我陶醉而已。再说个小的,比如有情人终于成为眷属,我确知这决定力量是身内(相貌、能力等)身外(地位、财富等)两方面条件相加,再加机遇,而不是西湖月下老人祠中的叩头如捣蒜。总之,辨识真假、是非的能力强了,大大小小的靠不住,虽然未必说,却可一笑置之。失呢?大失或大可怜留到下面说,这里只说小失,是心和身常常不能合时宜,这包括听宣传、看广告都不怎么狂热之类。浮世间,为了争上游,至少是为了活,大概常常不得不狂热或装作狂热吧?每当这种时候,分析方法和怀疑精神等就来捣乱,以致瞻前顾后,捉襟见肘,苦而不能自拔了。



以下正面说可怜,包括两类:一类是大问题不能解答,以致难得安身立命,这一节谈;另一类是不得已而退一步,应天顺人,自欺式地自求多福,下一节谈。记得英国培根说过(《新工具》?) :“伟大的哲学起于怀疑,终于信仰。”不知道这后一半,他做到没有。我的经验,想做到,就要脚踩两只船,一以贯之必不成。这两只船,比如一只是冥思室或实验室,一只是教堂,在室里虽然被类星体和基本粒子等包围,到堂里却可以见到上帝;通晓类星体和基本粒子等可以换取世间的名利,安身立命却要由上帝来。我可怜,是因为不能脚踩两只船,而习惯于由怀疑起,一以贯之。比如喜欢追根问柢就是这种坏习惯的表现。追问,有天高皇帝远的,如历史上的某某佳人,就真能作掌上舞吗?某某的奉天承运,就真是来于救民于水火吗?远会变为近,也追问关于人的,不合时宜,单说关于理的。各时代都有流行的理,或说真理,新牌号的大多不许追问,老牌号的升迁,以至很多人想不到追问。如果起于怀疑而一以贯之,就难免(在心里)追问:所信的什么什么最对,至好,为什么?为什么还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仍以人生哲学为例,厚待人比整人好,为什么?答曰,因为快乐比痛苦好。一般人至此不问了,薛知微教授之流还会问,为什么?比如答复是快乐比痛苦有利于生活,惯于追根问柢的人还会问,为什么利于生活就好?甚至更干脆,问,为什么生就比死好?显然,这公案只能终止于“不知道”。遗憾的是,我也诚心诚意地承认,能信总比不能信好,因为可以安身立命。话扯远了,还是赶紧收回来,谈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确是很可怜,借用禅和子的话形容,是在蒲团上用功多年,张目一看,原来还是眼在眉毛下。直截了当地说,关于人生有没有意义,或说有没有目的,我的认识是,胆量大一些答,是没有;小一些答,是无法证明其为有。这胆小一些的答复是由宇宙论来,因为宇宙何自来,将有何归宿,以及其中的千奇百怪,大到星云的旋转,小到一个蚊子哼哼哼,为什么,有何必要或价值,我们都说不上来。不好,这扩大为谈天,将难于收束。那就下降,专说人。天地间出现生命,生命有强烈的扩展要求,于是而我们就恋爱,凑几大件成婚,生小的,小的长大,再生小的,究竟何所为?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只能说不知道。孔老夫子说“畏天命”,畏而不能抗,又不明其所以然,所以成为可怜。这可怜,说句抱怨的话,也是由读书来的。



大问题不能解答,或者说,第一原理树立不起来,是知识方面的迷惘。但迷惘也是人生的一个方面,更硬梆的现实是我们还活着。长日愁眉苦睑有什么好处呢?不如,事实也是人人都在这样做,且吃烤鸭,不问养壮了有什么意义。这是退一步,天上如何不管了,且回到人间打算盘,比如住楼房比住窑洞舒服,就想办法搬进楼房,而不问舒服和不舒服间还有什么大道理。这生活态度是《中庸》开头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用现代话注释是:人有了生就必须饮食男女,这是定命,到身上成为性,只能接受,顺着来,顺着就是对;但人人顺着也难免有冲突,比如僧多粥少就不免于争,所以还要靠德、礼、法等来调节。对于这种生活态度,几乎是人人举手赞成,认为当然。我也赞成,却受了读书之累,不是认为当然,而是认为定命难抗,只好得过且过。或说得冠冕些,第一义的信仰既然不能树立,那就抓住第二义的,算作聊以自慰也好,甚至自欺也好。正如写《逻辑系统》的小弥勒先生,长期苦闷之后,终于饭依边沁主义(其主旨为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既已皈依,就死生以之。这当然也得算作信仰,但其中有可怜成分,因为不是来于理论的应然,而是来于实际的不得不然。说句泄气的话,是生而为人,要活,并希望活得如意些,就不能不姑且相信应该分辨是非,有所取舍。取,天上不会掉馅饼,所以还要尽人力,想办法。边沁式的理想,我们很早就有,那是孟子的众乐主义。孔、孟是理想主义者,凡理想主义都不免夹带着乐观主义,他们相信,只要高高在上者英明,肯发善心,人间就会立刻变成盛世。事实是在上者并不发善心,或根本就没有善心,因而人间就始终不能盛。与孔、孟的眼多看天相比,荀子眼多看地,于是就看见性恶以及其本原的“欲”。两千年之后,西方的弗罗伊德不只看见欲,而且经过分析,说欲可以凝聚为“结”,所以不得了。这要想办法,以期不背离边沁主义或众乐主义.他的想法写在名为《一种幻觉的将来》那本不厚的书里,主旨是:因为人生来都具有野性,所以应当以“文”救之。这文,我的体会,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组织、制度等等。具体应该如何?难说,而且不好说,只好不说。



很快就迎来“四十而不惑”。不惑有自足的一面,是“吾道一以贯之”;有影响的一面,是原地踏步,看着别人走出很远,难免感到寂寞。旧习难改,仍然读书。性质有变,以前是有重心,略有计划,而今变为阮步兵的乘车式,走到哪里算哪里,碰见什么是什么。比以前数量少了,因为难得主动。获得呢?天方面,依然故我;人方面,也借助历练,像是所知更多一些。古人说,“察见渊鱼者不祥”,装作不知也罢。一晃又是四十年,也许应该算算总帐了吧?不敢用《旧约• 创世记》的算法,那会后悔吃智慧果,痛哭流涕。但事实是不能变的,读了不少杂七杂八的是事实,既往咎之也没有用,还是不悔恨的好。也无妨从另一面看。现在时兴旅游,读书也是旅游,另一种性质的,地域更广阔,值得看看的更多。缺点是有些地方,比如天,至少我是,看不清楚。但这也未尝不可引孔子的话来解嘲,那是:“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写到此,想到重实际的哪一位也许要说,所有这些不过是文字般若。这我承认,但就算只是文字,既然可以称为般若,它就有可能引来波罗蜜多;纵使不能引来,总比无明而自以为有明好一些吧?这样说,对于“我与读书”,作为终身大事,我的态度显然还是“家有弊帚,享之千金”一路。蠹鱼行径,是人生的歧途吗?大道本多歧,由它去吧。


张中行 1990 年3 月1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