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废除丞相,害苦了子孙和国家

“宰相”是辅佐专制君主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汉朝名相陈平论说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乎朝廷内外的事都归宰相管辖,可见其权势是非常大的。由于宰相直接管理朝中百官,非常容易率领百官与皇帝对抗、架空君主甚至出现谋权篡位的严重后果。

明朝建立以后,太祖朱元璋立了两个丞相,就是左丞相李善长和右丞相徐达。由于当时徐达经常在外面领兵作战,所以实权掌握在李善长之手。史称李善长“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朱元璋与李善长关系很好,彼此意气相投。朱元璋把李善长看做是萧何式的人物,从指挥作战到军资供应,李善长经常参与。明朝建立后,许多政策、法规、制度、礼节和仪制等,也都是由李亲自制定,或者由他牵头完成。所以,在最初得以封公的六人中他居于最先的地位(其他五人是徐达、常遇春的儿子常茂、李文忠、冯胜和邓愈)。然而,明朝建国以后,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权力过分膨胀,从而导致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逐渐激化,朱元璋也对李越来越不满意。洪武四年(1371年),李善长因为长期患病在家休息,很多天没有能够前往中书省处理政事,他心里感到不安,于是上疏恳请致仕(退休)。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表示未能尽职而有愧于朱元璋的信任;二是想借此试探一下朱元璋对他的态度,这是历代大臣惯用的一招。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朱元璋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挽留他,而是马上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回家去了。李善长退休后,由于徐达仍然在进行北伐,中书省的工作不能没有人主持,朱元璋于是提拔了追随自己多年的汪广洋为丞相。汪广洋为人小心谨慎,廉明持重,所以朱元璋对他放心。但是汪广洋能力一般,办事乏力,事事请示,又令朱元璋十分失望。李善长趁机将自己的亲信胡惟庸推荐进入了中书省。胡惟庸精明强干,又得到李的指点和他的旧部支持,加上胡惟庸善于逢迎,很得朱元璋的欢心,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升胡惟庸为左相,而汪广洋被降为右相。不久,汪广洋被朱元璋以“无所建白”贬到了广东,不久找了个借口把他杀了。于是胡惟庸大权独掌,飞扬跋扈,专擅朝政,独断专行,趾高气扬,权倾一时。官员向皇帝上疏奏事,必先经他审阅,只要是对自己不利的他便扣留下来,同时他还大肆收受贿赂、卖官鬻爵。大将军徐达深恶其奸,将他的不法之事上告朱元璋,胡惟庸得知后,企图陷害徐达。后来朱元璋的重臣刘基(刘伯温)暴病而死,于是朝中出现了一些不利于胡惟庸的传言,这更加坚定了朱元璋除掉胡惟庸的决心,不久,有人上告胡结党谋反,朱元璋立即下令严格追查。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处死胡惟庸,十年后,又以“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大逆不道”为名,杀死了‘开国文臣之首’的李善长及其全家,并下令肃清逆党,前后受到牵连被杀的人多达三万,至此,淮西集团被一网打尽。

朱元璋杀胡惟庸之后下诏书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中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嗣君,勿得议置丞相,臣下此请者,置之重典。”这显然是在为废除中书省和左右丞相寻找借口,他废除丞相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由于设置丞相就会“不旋踵而亡”,而是在于丞相权力过大,容易造成皇权的削弱。为了加强皇权,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事皆朝廷总之”,就是为了使皇权兼并相权,以便大权独揽,威临天下。明朝政府经过了这样的改变,一切大权就集中到皇帝手中。

但皇帝一人当然管不尽这许多事,需要几个秘书帮他忙,这些人的办公地点在中极、建极、文华、武英四殿,还有文渊阁、东阁两阁。这些处都在内廷,所以这些人就称为内阁学士或内阁大学士。内阁学士原本的官阶只五品,而六部尚书是二品,可见内阁学士在朝廷上地位并不高。上朝排班,大学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书的下面。在明太祖时,内阁学士不过像是皇帝的顾问,遇皇帝有不清楚的事,可以随时问他们,听他们意见,做皇帝之参考。奏章批答,从前是宰相的事,现在是皇帝的事。皇帝不能一一亲自动笔,便口授大学士写出,这所谓“传旨当笔”。由皇帝吩咐下来,这事怎样办,那事怎样批,他们只照皇帝意见写下。所以照理,大学士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政治大权还是在皇帝,不在大学士。

中国面积和欧洲一样大,而人口远多于欧洲。可想而知每天中国要发生多少事情。有个统计,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反映了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皇帝的辛苦就不用说了。以前汉唐宋的皇帝们只要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就行,明朝皇帝们不仅要决定大政方针,还要处理以前由丞相处理的日常行政事务。一年到头辛辛苦苦,那时可没有双休日,而且明朝皇帝不象清朝皇帝,累了有避暑山庄、木兰围场、颐和园、圆明园等皇家园林可去,只能呆在紫禁城里。

明朝开始的首都南京毕竟气候温暖,等到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明朝皇帝又要多受一层罪。北京故宫,前面三大殿,是朝会之所,后面如乾清宫等,由皇帝住宿。皇帝天天要到前面来办公,距离挺远,北京的气候,冬季严寒夏季酷热。而会议上朝总要在日出前,早上天不亮就朝会,皇帝也须黎明即起,等到太阳出来便散会了。一般做官的大多住宫城外面。早上跑进皇宫有很远的一段路,却得七点以前就要去。到了紫禁城,还得下马,仍准骑马的只有少数几个人。一律须先到朝房,静候皇帝上朝。皇帝出来,天还没大亮,遇到天气寒冷,那时也没有现代防寒设备。火炉很简陋,生些炭火,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明制一天有三次朝,称早朝、午朝、晚朝,如实则皇帝要三次出面见群臣及民众。明制常朝有两种:一叫御殿,一叫御门。御殿又称内朝,是在大殿内朝会议事。御门是到奉天门。皇帝一天要上朝三次,多少麻烦。明太祖是开国皇帝,天下是他打来的,有精力可以应付。明成祖也还是亲手打天下,他是封出去的王,从北京打到南京来篡了皇位,他也有精力可以亲裁庶务。再下去的儿孙,生在深宫,长于妇人宦官之手,精力逐代萎缩,便不能这样做。甚至不能天天出来上朝见群臣。今天不上朝,明天事情就接不上。事情接不上,不能叫文武百官在那里老等着,也不能群臣们说了话,皇帝无辞可答。后来皇帝便只有偷懒,把政权交付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起来。

明朝最初是皇帝亲自在内阁,后来有些皇帝不常到内阁,由内阁条旨票拟送进去批。甚至有几个皇帝则长久不管事,因不管事而更不能管事,就变成怕见大臣了。于是经年累月,不再到内阁,一切公事都要送进宫里去。最有名的就是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做了几十年皇帝,有二十几年没有上过朝,但也不能尽怪这些皇帝的不好,因他们精力、智力有限,天天困在深宫,而要处决一应国家大事,这何等的不容易。明宣宗宣德和明孝宗弘治坚持天天上朝,结果两人都没有活过四十岁,而明世宗和明神宗后期都躲在宫里不出来,两人都享国长久,

不上朝被人骂昏君固然不好,但毕竟还是命最重要,无怪他们要怕事偷懒,避不上朝。只该怪明太祖订下那制度的不好。

再者,如果皇帝和内阁日常不见面,于是皇帝和内阁中间的接触,就多出一重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皇帝有事交付与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也同样送太监,再由太监上呈与皇帝。这样,太监就慢慢地弄了权。甚至皇帝嫌麻烦,自己不批公事,私下叫太监批。批红的实权,落到太监手里,太监变成了皇帝。当初明太祖废去宰相,一面却也预防到太监预闻政事的可能。故在洪武十七年,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明太祖心里清楚,废了宰相后,太监易于得到权力。然而明太祖规定不准立宰相,这是他后人遵守了,始终没有敢违背。至于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他后人却没有遵守。结果明朝后期太监专权得厉害,害苦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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